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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農村社會保障體制建設的目標選擇

      發布時間:2018-09-14 08:38
      一、現行我國農村社會保障體制建設的目標
      農村社會保障體制是否符合中國國情至關重要,是 21 世紀我國農業發展的 “瓶頸”。我國人口老齡化的速度是很快的,據統計,到 1990  年底,我國 60 歲以上的農村人口,已占農村總人口的 8.2% ,而且每年以 3% 的速度遞增,據猜測,到本世紀末來世紀初,我國將進進老齡化社會。來世紀二三十年代將出現老齡化高峰,我國人口大多在農村,農村老年人約占全國老年人口的 75% 左右,如何平穩度過老齡化高峰期,已是十分緊迫、亟待解決的重大戰略題目,解決好這個題目對農業經濟的發展,以至對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雜志( 1996  年第 39 期)刊登了國家民政部多吉才讓部長的《如何建立農村社會保障體系》一文,文中提出: “農民自我保障是農村社會保障的長期要求 ”,農村社會保障的基本模式: “一、二、三、四、五結構,即:一個主體 ——民家庭自籌保障為主,兩個輔助 —— 國家保障和集體保障,三個層次 —— 救助、保險和福利服務,四個重點項目(支柱) —— 社會救助(救災救濟) 、養老保險、優撫 安置和社會福利服務,五個服務網絡 ——   扶貧濟困服務網絡、助殘服務網絡、安老敬老網絡、優撫安置服務網絡以及婚喪服務網絡。 全國各地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都 應朝這個模式發展。 ”八屆人大四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 ”計劃和 2010  年遠景目標綱要》中明確指出: “農村養老以家庭保障為主, 堅持政府引導與農民自愿,發展多種形式的養老保險。大力發展企業補充養老和個人   儲蓄養老保險。 ”這是我國今后一個相當長時期內農村養老保障的指導方針。我以為  固然國家不可能把農民的社會保障全包下來,近期內農民家庭自籌保障自然是主體,  但把它作為農村社會保障的長期目標是不適宜的。
      二、以農民家庭自籌保障為長期目標將產生的負面效應
      1. 使計劃生養政策走向誤區 農村計劃生養工作經歷了一個從難到易的過程,由  最初的強制實行發展到自愿實行,根本原因就在于農民熟悉到了計劃生養的好處。一般連生兩胎女孩的都已進行了節育,農村人口的自然增長率下降了。同時也就形成了"4-2-1" 家庭結構,假如長期以家庭自籌保障的話,必然給下一代帶來嚴重的負擔。在農村,男女比例失調、拋棄女嬰現象必將加劇,與此同時產生的是 “黑人 ”現象。所謂“黑人 ”是指農村沒有戶口、沒有責任地的計劃外生養的小孩或被抱養的棄嬰。這些“黑人 ”進學比較困難,往往成為新一代文盲。這是與計劃生養政策的目標背道而馳的。以家庭自籌保障為主體的保障模式實在是 “養兒防老 ”模式的翻版。 “養兒防老”是中國幾千年人們的生養觀念,在人們的頭腦中根深蒂固。當前,由于占全國盡大多數的農 *** 要依靠家庭贍養,農村青年仍然有多要孩子的趨向,計劃生養工作的壓
      力仍然存在。民政部的一項調查顯示,有 80% 的農民以為最迫切需要解決的題目是 “養老”。“養兒防老 ”的生養觀仍有市場。長期以家庭自籌保障為主體,農村人口必將在“高出生 —— 低收進 —— 高出生 ”這一怪圈中繼續下往。
      造成勞動力浪費的圖片

      2. 造成勞動力資源的浪費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勞動力具有商品性質,勞動者只有能夠充分自由地出售自己的勞務才能完全實現其價值。 農村的社會保障體制限制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公道活動。以廣東、福建為例,當地經濟的迅猛發展得益于外省民工,這些民工很少能夠在廣東、福建長期務工。隨著結婚生子或家中老人的贍養題目,他們不得不終極回家務農,而回到農村,他們的技術往往無用武之地;對于企業來說,不僅損失了熟練工人,而且由于要練習生手,在一定程度上進步了商品的本錢。這樣也就造成了勞動力資源的浪費。在廣東、福建,民工回家時往往并不給足工資,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害怕熟練工人的流失。
      3. 不利于農業發展現代化 農村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 積極性,但其局限性在于很多地方把土地分割得過于零碎,不利于機械化和高科技大面積的推廣應用;固然農村有些勞動力少的農戶把自己的責任田租給他人耕種,但完全離開土地的農民很少,夸大以家庭自籌保障為主體也就是要加強農民對田地的依靠性,這樣,農業生產也就很難實現規模效益。同時,農業發展需要有資金、技術的投進,才有可能縮小與世界農業的發展差距。在我國,資金、技術往往集中于城市,靠農民自行組織和探索需要較長的時間,而要引進資金、技術,也就會打破原有的生活模式,會引起一部分農民向城市或別處流動。這樣,農業經濟的發展反而影響了家庭保障。據《中華老年報》載:山西省有關單位近 4 年來已接待處理老人來訪 2 萬多起;上海市每年均勻處理 6000 起。 1995 年天津
      市津南法院共受理贍養案例比 1994 年增長了 16.7% ,進進 1996 年后,贍養案件上升幅度更大,上半年比 1995 年同期增長了 43% 。在侵犯老年人權益的案件中贍養權侵害的所占比例最高,得不到家庭贍養的老年人多是那些高齡、多病、無收進、無配偶、生活在農村的老人。值得留意的是據《 1990 年中國分省(市)區社會經濟指標》的數據,在30 個省(市)區中,上海農民人均純收進最高, 15 歲及以上人口文盲率較低排在 29 位;天津農民人均純收進為第 3 位, 15 歲及以上人口文盲率僅次于上海。農民有了收進、文化,反而不愿贍養老人,這一現象引人深思。
      4. 不利于移風易俗 家庭自籌保障一直是中國農村養老的主體,在封建社會,用以保證家庭自籌保障的主要武器是 “孝”。為了盡孝人們祭祖修墳,以自己對祖宗的“孝”來教育下一代對自己盡孝;同時,以親戚、鄰里組成一道道網來監視,甚至有相關法律來作后盾。老年人作為財富、知識、權威和 “祖宗 ”的象征,理所當然地要求和接受子女的贍養,而子女也被教育得唯父母從。這種保障方式對社會穩定起了重要作用,是我國的優良傳統美德。新中國建立以后,仍然保持了傳統的養老方式,但內容有所改變,老年人的地位已開始下降,孝觀念已開始淡化,養老的社會約束力度下降。農村實行集體化時,老    人的養老題目實際上主要是由集體承擔,傳統家庭養老開始動搖。改革開放以后,老年人的家庭地位和社會地位受到嚴重挑戰,子女數目減少,子女價值觀念改變,子女外出發展自主性的增強以及小家庭的大量天生,使養老對象與實行者呈現疏離。社會經濟高速運轉,帶來了政治體制、經濟體制、思想觀念和家庭關系的變化,促進了傳統家庭養老觀的動搖。這些年,有的農村富裕了,封建迷信活動也死灰復燃,紅白喜事大操大辦,大修宗祠、家譜、族譜,造房修墳相互攀比。在這些表象背后,更深層次的原因就是農民在擺脫貧困之后,需求層次隨之進步,開始轉而尋求安全保障。因而求神拜佛,祭祖修墳、修宗祠、家譜、族譜,以求 “神佛保佑 ”、“祖宗保佑 ”。大操大辦、宴客送禮成為一種感情投資方式,有困難時也好求人相助。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農民在原有的這種保障體系中找不到安全的支撐點。

      三、農村應以建立不同層次的社會養老保障體制為目標

      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是我國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農民進城固然加大了城市的就業壓力,但是事實上,農民工已成為城市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部分。據統計,截至 1995  年末,農民在城鎮就業的人數已增加到 5000 萬人,約占城鎮 1.47 億職工(持城鎮戶口)的 30% ,約為國有企業 1.14  億職工的 50% 。這部分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基本上是空缺,解決這部分農民工的保障題目,有利于城鎮經濟的發展。養老題目的解決,
      有利于城鄉之間職員、物資的公道活動,人們在農村也能通過農村養老保險獲得一定的保障,能夠促使一部分城鎮人口向農村遷移(已有下崗工人在政策的鼓勵下到農村    尋求發展),這既有利于城市的良性發展,同時又為農業的發展注進了活力。有關資料顯示: 1996  年,全國已有 265 個縣市進行了農村養老保障試點,其經驗正在向全國推廣,農村養老保險已推進到 1980 個縣市,投保農民達 7000 多萬人,收取保費近百億元,在制度建設、組織機構、治理措施等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這些對于我國這樣一個農業大國來說是遠遠不夠的。在我國廣大的農村,農民沒有退休的概念,只要身體答應,都在田間地頭勞作, 這與城市居民有所不同。一般地講,只要還有勞動能力,那也就不需要或不太需要子女供養,老人能夠保障自己的生活。正是這種特殊性使得農民不太留意自己的養老保障題目,自我保障意識較差,因此,政府必須通過制定政策、立法和宣傳等方式,提高農民的自我保障意識,以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障體制。由于中國農村的社會經濟發
      展不平衡,人口年齡結構差別較大,農村應建立不同層次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國家應把建立不同層次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作為目標。方式上,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人口老齡化程度較高,養老負擔較重,但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較高,農民有經濟承受能力,因而應立即著手建立完善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障體制。可以采用國家強制性的養老保險為主要方式,同時鼓勵農民進行自愿儲蓄為補充;在經濟情況次之的地區,目前可將國家強制性的養老保險和強制性的養老儲蓄結合起來。養老儲蓄作為一種儲蓄形式,在資金使用上較養老保險靈活,易于為農民接受,同時又將部分消費基金轉化為生產基金,形成積累,促進經濟發展,以便逐步向養老保險過渡。浙江、江蘇兩省可推行養老保險,其余以養老儲蓄為主;在大多數地區,因經濟情況的限制,在經濟條件好的地區試行強制性養老儲蓄,經濟條件差的地區國家在利息上提供優惠政策,鼓勵農民自愿參加養老儲蓄,偏重于更新養老觀念;在經濟發展水平較低、但養老壓力不重的地區,以鼓勵農民自愿儲蓄養老為主
       機構方面,民政部分作為政府的主管職能部分,負責制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方針、政策,進行宏觀治理,檢查督促。根據政事分開的原則,具體業務的經辦,由政府職能部分委托非盈利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治理機構(隸屬民政部分)承擔。鄉鎮設代辦所、代辦員,負責收取保險費,支付養老金等項工作。同時,地市以上也要逐步建立相應的治理機構。具體操縱方面: (1) 保險對象及參加保險年齡。農村養老保險的對象是非城鎮戶口、不由國家供給商品糧的農村人口。如此劃分,界限清楚穩定。參加社會養老保險的年齡以參加勞動并獲得收進的年齡為出發點,可定在 20 周歲。但目前農村學生自費上大學或參加成人教育的人數較多,這些學生一般不予辦理農轉非,還保存農村戶口,對這部分學生可以考慮把參保年齡適當延后。領取養老保險金的年齡可定為 60 周歲,但鑒于大多數農民在 60 歲還具有勞動能力,可以通過優惠政策鼓勵農民把領取養老金的
      時間推后,如推遲到 65 歲才開始領取養老保險金。有利于一定程度上進步社會保障的水平。 (2) 交費標準、支付標準。交費標準和相應的支付標準應為多檔次,參加保險的對象,可根據不同的經濟條件、收進水平、健康狀況予以選擇不同的檔次。交費標準、支付標準不僅要考慮當前的經濟承受能力,還要充分考慮未來養老用度的增長情況,以現在的經濟條件、物價水平來定支付標準是不行的。可考慮農村收進的周期,按照這個周期安排收費。碰到天災人禍時,經批準可暫停交費,待經濟狀況恢復后,再繼續交費,資金的增值連續計算。對養老金的交納、給付要建立個人帳戶,實行計算機治理和網絡化,逐步實行全國聯網。 (3) 保險對象的權益。保險對象在交費期間身亡者,保險費按其銀行定期( 1 年)存款利率本息退給法定繼續或指定受益人。保險對象領取養老金不足 10 年身亡者,養老金保證支付 10 年。保險對象領取養老金不足 10 年身亡無繼續人或指定受益人者,按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治理機構的有關規定支付其喪葬費用。領取養老金超過 10 年的保險對象,支付養老金直至身亡。觀念上, (1) 要熟悉養老保險制度建設的緊迫性。我國人口多,地區差異大,社會
       養老保險涉及的人數多、時間跨度大,其產生、發展、完善都需要有個過程。我們要充分熟悉到它的緊迫性,在老齡化沒有完全到來之前,有計劃地、有組織地開展農村養老保險,迎接 “白發浪潮 ”。按照國際經驗,這一過程至少要二三十年時間,如不
      立即著手,積累一筆資金,到來世紀我國老齡化高峰到來后,必將陷進被動。 (2) 要把農村養老保險同攤派集資、增加農民負擔分開。增加農民負擔實質是農民只盡義務,
      不享受權利,或所盡義務與所享權利不對等,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一條基本原則就是權利與義務相等,先貢獻后享受。投保人交納一定的資金,連同集體補貼都記在本人名下,并享受國家較高的利率保值增值,符合條件時,就享有領取養老金的權利。    這種由政府組織、集體補助、農民自我保障的養老形式充分保障了農民的權益,實在質是農民當前收進的延期消費,它涉及的是農民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的關系題目,與
      亂攤派、亂收費有根本的區別,更不是增加農民負擔。 (3) 要留意使農村養老保險逐步走向一體化。農村養老保險是一個系統工程,這里的一體化不僅指農民養老保險的大政方針政策,國家應該同一,應該把所有的農民都包含在其中,通過現代化的網絡技術使農民可以方便繳費和享受養老保險;除此之外,還應逐步使農村養老保險與城鎮養老保險走向一體化,形成養老保險全社會一定程度上的一體化,即也許在保障程度上有所區別,但應隨著經濟的發展逐步形成相對同一的社會養老體制,把這作為養老保險制度發展的方向,有利于明確政策的指向,對縮小城鄉差別意義重大。 (4) 以建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為目標,并不是其它保障措施就不重要。農村社會保障是一個系統工程,應把農村養老保險與災難救助體系、社會福利體系、優撫安置結合起來,以農村養老保險作為重點,輔之以災難救助體系、社會福利體系、優撫安置,使廣大農民獲得真正安全的社會保障。
      【參考文獻】
       
      (1) 陳冬紅、王敏:《社會保障學》,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 1996 年 8 月。
       
      (2) 張暉、申斯迎:《我國農村應建立不同層次的社會養老保障體制》,《人口學
      刊》,長春, 1997 年 第 7 期 。
       
      (3) 《農村家庭養老能走多遠?》,《人口研究》,北京, 1997 年 第 6 期 。
      (4) 《1996: 中國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回眸》,《中國社會工作》,北京, 1997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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