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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與想象 對西方后現代歷史哲學的研究與回應

      發布時間:2022-12-22 14:36
      目錄
      導論 (1)
      第…章 實在論語境中的西方現代歷史學 (17)
      第一節 走向科學化的西方歷史學 (17)
      第二節 歷史認識與想象 (27)
      第二章 歷史語言與想象 (43)
      第一節 后現代歷史語言觀 (43)
      第二節 后現代歷史語言觀批判 (54)
      第三章 歷史敘事與想象 (67)
      第一節 傳統歷史敘事觀 (67)
      第二節 后現代歷史敘事觀及其批判 (77)
      第四章 歷史隱喻與想象 (99)
      第一節 隱喻的興衰 (99)
      第二節后現代歷史隱喻觀及其批判 (107)
      第五章、結語 (122)
      參考文獻 (135)
      后記
      導論
      一、西方后現代歷史哲學的出現
      在西方學術史上,直到19世紀初期,歷史學始終被看作是文學的一個分支。但是,從 19世紀中葉開始,隨著自然科學的高歌猛進,歷史學進入了職業化和規范化的進程。在科 學發展和實證主義哲學的影響和推動下,歷史學家們開始為歷史學爭取一種科學的地位。一 般來說,這一時期的歷史學家都分享著各種專業化科學家的那種樂觀主義。歷史學家們也像 其他科學家們一樣堅信:真理就在于知識與客觀實際相符合,他們可以“像它實際上所發 生的那樣”(蘭克語)去建構過去。在長期被看作是歷史學家指南的《歷史研究導論》中, 朗羅伊斯(C.V. Langlois)和斯格諾波思(Charles Seignobos)這兩位作者對那些"浪漫主義 的歷史學家們”進行了抨擊,因為他們關心的是歷史學的文學性,而不是科學性。①他們還 宣稱,歷史學完全依賴于書面資料,“文獻是不可替代的:沒有文獻,就沒有歷史學。”②可 以說,在整個的19世紀,大部分歷史學家都樂此不疲地致力于歷史學的科學化事業。
      19世紀專業歷史學是一種敘事的、朝著事件定向的歷史學,而20世紀歷史學采用的是 社會科學定向的歷史研究與寫作形式。遵循新的社會科學研究路線的歷史學家對老式的歷史 編纂學進行了批判。他們指出了過去歷史學的狹隘性,不滿意它僅僅注重個人和具體的歷史 事件,而忽視了他們或它們在其中起作用的那個更廣闊的社會語境。當傳統的歷史學把焦點 聚在個人的作用上與意向性的各種因素上而反對簡化為抽象的概括化時,社會科學取向的歷 史學的新形式則是強調各種社會結構和社會變遷的歷程。他們反對老式的研究路線,并非因 為那是科學的,而是因為那不夠科學。所有這些研究路數都以不同的方式力圖使歷史研究更 加緊密地把自然科學當作范本。③但是,這兩個時期的歷史學都分享著更古老的歷史編纂學 中一個關鍵性概念,那就是肯定歷史學研究的乃是一個真實的主題,而歷史學家所總結出來 的敘述必須與之相符,歷史學家的目的卻仍然是客觀的知識。
      從總體上說,在過去的兩個世紀中,西方歷史學是一個逐漸科學化和客觀化的過程,歷 史學幾乎成了科學思想和方法的演練場,歷史學淪為了科學的附庸。人們一直在努力把歷史 學轉變成為一種科學,而且將來人們也不會放棄這種努力。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歷史學 的文學傳統從來就沒有中斷過,即使是在科學對史學的塑造最為強勁的時期也是如此。19 世紀以來“科學的”的歷史學和歷史學的文學傳統之間存在著連續性。文學傳統在強調想象 的過程的同時,也并不忽視對過去真實性的追尋。自從蘭克以來,歷史學的“科學”取向就 與它的文學傳統共有享一項最為基本的前提:他們都接受了真理的符合論,認為歷史學是描 繪確實存在過的人和確實發生過的事。這種有關真實性和客觀性的前提,決定了從希羅多德
      ①C.V. Langlois &C. Seignobos,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y, tr. G.G. Berry (Duckworth, 1898), p. 261.
      ②C.V. Langlois &C. Seignobos,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y, tr. G.G. Berry (Duckworth, 1898), p. 17.
      ③伊格爾斯:《二十世紀的歷史學一一從科學的客觀性到后現代的挑戰》,何兆武譯,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 年版,第3-4頁。
      和修昔底德到蘭克、再從蘭克到20世紀的歷史著作的結構。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特別是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包括歷史學在內的西 方學術風向發生了新的轉變。跟隨著哲學領域的語言學轉向,在后現代主義的影響下,西方 史學界也出現了 “語言學轉向”以及后現代主義傾向。根據詹金斯的看法,后現代歷史理論 的矛頭既指向以意識形態為主的大寫的歷史(History as upper case),也針對以具體歷史事 件描述為主的學院派小寫的歷史(history as lower case),但卻以解構大寫的歷史為主要任務。 積極推動西方元歷史崩潰的激進理論家包括德里達、拉康、利奧塔、博德里亞、斯皮瓦克 (Spivak拉克勞(Laclau)、吉羅克思(Giroux)> 羅伯特•雍(Robert Yong)> 錢伯斯(Iain Chambers)等,其中以利奧塔最具代表性。在《后現代狀況》一書中,利奧塔將后現代主 義界定為“對元敘事的不信任”。他所說的“宏大敘事”主要指的是有關人類歷史發展的一 般理論,比如,關于理性和自由持續進步的啟蒙故事,馬克思主義有關生產力在階級斗爭中 不斷增長的歷史唯物主義敘事,等等。在利奧塔看來,這些所謂的“元敘事”并非奠基于“客 觀事實”之上,它們毋寧是強加于過去之上的先驗“理論”,沒有什么真實性可言。以解構 小寫歷史為己任的后現代歷史哲學家包括巴爾特、福柯、海登•懷特、安克斯密特、凱爾納、 伯克豪爾佛(Robert F. Berkhofer)、瓊•司各特(Joan Scott)、迪亞娜•埃蘭(Diane Elam)、 戴維•哈倫(David Harlan)、多米尼克•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等人,其中海登•懷 特的理論最具影響力。這些歷史理論家既高興地看到大寫的元歷史的崩潰,也希望這個洪流 把小寫歷史或專業歷史的神話沖垮。因此,他們表現得更加激進,更加具有破壞性。
      在后現代主義者看來,大寫歷史和小寫歷史都是“元歷史的”虛構,亦即有關過去的理 論建構。像其他建構物一樣,它們歸根結底都是規劃各自領域的獨斷方式。由此,詹金斯得 出了 “歷史終結”的結論。當然,對于詹金斯來說,這種“歷史的終結” “并非(必然)是 歷史本身的終結,而是大寫和小寫歷史用以表達我們最近西方歷史的各種形式的終結。簡言 之,那種現代性用以構思過去的特殊方式終結了,那種大寫和小寫歷史理解過去的方式終結 了。”①
      二、國內關于后現代歷史哲學的研究現狀
      20世紀90年代后期,后現代歷史哲學開始傳入中國,受到了我國史學界、哲學界和文 學批評界的共同關注。最近幾年,學者們針對后現代歷史哲學中有關“語言學轉向”、歷史 敘述、歷史的客觀性等問題進行了一些開拓性研究,并取得了階段性成果。
      (…)關于“語言學轉向”的研究
      韓震先生是國內積極關注歷史哲學中這一最新動向的學者之一。先生在這方面所作的開 拓性研究對我的論文有直接的影響。他在不同著述中對幾位后現代主義者有關這方面的思想 多有論述。先生指出,巴爾特通過對歷史話語的結構分析,抹平了歷史語言和小說語言之間
      Keith Jenkins ed., 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 (London, 1997), p. 8.
      的區別。①在德里達那里,歷史事實永遠被語言掩蓋著,而語言的功能又被文化規范的影響 掩蓋著。語言是橫在真相面前的不可逾越的障礙;符號只是代表歷史事件或過程,并非就是 歷史事件或過程本身,人們以為是真理或真相的東西無非是無休止的符號游戲而已。②海 登•懷特和詹明信不約而同地研究歷了史著作中的比喻(tropes)法問題。盡管程度不同,但 懷疑主義和相對主義愈來愈多地滲透進歷史學。先生還指出,話語分析與文本分析是密切相 關的,在歷史學中二者更是不可分離。在后現代主義的語境之中,每個事物都可以被當作一 個文本來規定,而且這個文本是以缺乏任何具體而又確切的內容為特征的。絕對交互文本的 關系蘊涵著對歷史因果規律的可能性的絕對背離和否定。③
      在韓震先生看來,話語分析和文本分析對史學理論的深入發展的確有貢獻,因為它們 摧毀了樸素實在論的假設,提出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洞見。這一嶄新理論的出現打破了僵化 的史學研究模式,開拓了史學理論研究的新視野。但是,論者并沒有被這些眼花繚亂的語言 學分析策略所迷惑,而是對他們進行了理性的分析和批判。他指出,語言分析特別是后現代 主義的語言分析在本質上是破壞性的,缺乏建設性維度。雖然語言的相對獨立性、文化和語 言對人們的生活有不可磨滅的影響,但是語言并不是完全自主的,它與社會經濟現實、階級 狀況和意識形態是糾纏在一起的,其中經濟基礎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后現代主義者的話語分 析局限于語言的狹隘性,把任何歷史事件和社會變化都歸結為話語,這反映了話語分析在歷 史認識和社會批判活動中的無能和本質上的輕浮。人是使用語言的動物,但人的實踐活動是 語言的根基和動力源泉。④從基礎和存在論的角度看:沒有歷史事實作為對象,就不可能有 歷史認識和歷史理解;沒有歷史認識和歷史理解,也就沒有歷史話語和歷史文本。⑤
      陳新先生對西方歷史哲學的“語言學轉向”進行了分析和論述。論者介紹了波科克、赫 克斯特和帕盧奇等一些富有前瞻性的歷史哲學家對歷史文本的語言分析。論者著重介紹了海 登•懷特的《歷史的重負》和羅蘭?巴爾特的《歷史的話語》這兩本書中所包含歷史文本分 析理論。懷特把歷史敘事看作是再現世界的唯一可能的方式,并在語言學和修辭學的基礎上, 對敘事所采用的傳達敘述者意圖的手法進行了深入分析。結果他發現,決定歷史解釋的最重 要因素是文本中隱喻的豐富程度。論者正確地指出了懷特隱喻理論的相對主義傾向,并認為, 懷特實質上是將歷史納入藝術的范疇。巴爾特以一位結構主義者的特有方式,通過對歷史敘 述行為和歷史話語形式的分析,得出了一個令歷史學家們憤怒的結論:追求客觀歷史話語的 歷史學家與精神病患者的話語表達上是類同的,歷史敘述方式與小說、虛構故事的敘述方式 沒有根本的區別。所有這些,都顯示出語言哲學在歷史敘述研究中的作用已不可避免。⑥
      另外,張永華⑦、王岳川⑧和李宏圖⑨等幾位先生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對歷史學的“語言學 轉向”進行了研究。
      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年10月版, 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年10月版, 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年10月版, 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年10月版,
      ⑤韓震:《關于三大歷史概念的哲學思考》,《求是學刊》2001年第1期。
      ⑥陳新:《20世紀60年代轉向語言學的西方歷史哲學研究》,《求是學刊》2002年第2期。
      ⑦張永華:《后現代觀念與歷史學》,《史學理論研究》1998年第2期。
      ⑧王岳川:《海登•懷特的新歷史主義理論》,《天津社會科學》1997年第3期。
      ⑨李宏圖:《歷史研究的"語言轉向”》,《學術研究》2004年第4期。
      (二)關于歷史敘述(敘事)問題的研究
      在西方歷史編纂史中,歷史敘述經歷了一個由興盛到式微再到勃興的曲折過程。在后現 代語境下,歷史敘述被提升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關于西方歷史敘述研究的發展過程, 國內學者取得了大體一致的看法。
      韓震先生對這一過程進行了闡述,并作了批判性的分析。論者指出,現代歷史學以自然 科學為榜樣,力圖對歷史發展進程及其規律做出科學的說明。歷史學越來越向社會科學的方 向發展,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然而,歷史學的社會科學化也帶來了負面效應。科學解釋 的成績讓人躲避敘述形式,貶低歷史敘述的作用。敘述性歷史是傳統歷史學的基本特征。自 20世紀70年代始,隨著西方學術進入后現代時代,出現了某種復興敘述而貶低解釋的跡象。 在海登•懷特、安克施密特和凱爾納等后現代歷史哲學家看來,歷史編纂不可能超越敘述, 如果敘述不能形成,“歷史”也就無法存在。在對這種后現代主義敘述觀進行分析和批判的 基礎上,論者認為,描述與理解、解釋等詮釋活動密不可分。理解乃是對敘述的理解,它需 要對敘述中直接表現出來的東西進行解釋。如果沒有解釋,我們不可能通過故事性敘述直接 領悟事件之間的聯系。敘述和解釋是歷史學的兩個不可缺少的手段。從整體的意義上,我們 不能過于偏重其中任何一個。在歷史編纂和歷史理解的關系中,完全可以說:先有歷史研究 和理解,才有歷史敘述和編纂。①
      陳新先生對當代西方歷史哲學中的“narrative” 一詞進行了辨析。他總結說,narrative 既可以作為名詞,意為敘述的故事、敘述的行為;也可以作為形容詞,意為敘事的、故事形 式的。在歷史哲學中,“historical nairative”可以有“歷史敘事”(強調歷史故事)與“歷史 敘述”(強調敘述歷史的行為)這兩種含義,而"narrative history"則通指“敘事史”(以表 現故事為核心的歷史作品)。②論者還注意到,“narrative” 一詞的涵義已經被后現代歷史哲 學的代表人物海登•懷特加以拓展。③論者指出,20世紀三、四十年代以后,對歷史敘事 研究引發了對歷史敘述行為的研究,從而導致了西方歷史哲學界在六、七十年代一次大的變 革。歷史哲學從分析的時代步入了后現代主義時代。敘述主義歷史哲學作為這兩個時代共同 的主題,其內涵已經在不知不覺中變更了。歷史哲學由此展示出從分析、批判的歷史哲學(認 識論的歷史哲學)復歸思辨歷史哲學(本體論歷史哲學)的征兆。④
      另外,周建漳先生也認為,從70年代到今天,“敘述主義”思潮經過了兩個階段。第一 個階段是由解釋到敘述的話題轉換。第二個階段是海登•懷特等人關于敘述對史學文本的構 成性意義的揭示與強調。該階段擺脫前此歷史哲學認識論分析的路數,將目光投向歷史寫作、
      ①韓震:《敘述、解釋與歷史編纂》,《山東社會科學》2001年第6期。
      ②陳新:《歷史語言與敘述性》,載《20世紀西方歷史哲學》,韓震主編,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年10 月版,第224頁。
      ③陳新:《歷史語言與敘述性》,載《20世紀西方歷史哲學》,韓震主編,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年10 月版,第227頁。
      ④陳新:《歷史語言與敘述性》,載《20世紀西方歷史哲學》,韓震主編,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年10 月版,第196頁。
      歷史話語的層面。①嚴建強、王淵明兩位先生也簡單介紹了敘述主義歷史哲學的思想及其發 展過程。論者注意到,敘述主義歷史哲學具有一種拋棄歷史認識論思考,專注于歷史著述的 敘述語言分析的傾向,是一種與以歷史認識論為基本特征的分析的與批判的歷史哲學不同的 歷史哲學形態。敘述主義歷史哲學的興起和發展,是歷史學、歷史哲學發展的內在矛盾和當 代西方哲學思潮的影響共同作用的結果。②
      (三)關于歷史客觀性問題的研究
      從某種意義上說,后現代歷史哲學的最終目的就是解構和顛覆傳統歷史學的客觀性概 念。后現代主義者無論是從語言學角度分析歷史文本,還是極力彰顯歷史敘述,其目的都在 于此。由于這一主題關系到歷史學自身的性質和合法性問題,它理所當然地引起了學者們的 高度關注。
      李幼蒸先生從史學實在論的立場出發,對后現代主義歷史哲學進行了分析和批判。在后 現代主義者看來,由于現實只能通過語言媒介來加以呈現,因而也就沒有獨立存在的可能, 文本之外無現實。李幼蒸認為,這一論點在形而上學層次上聽起來頗為有理,但在社會歷史 的經驗層次上卻沒有合理性。我們沒有必要去追求所謂的“絕對”真理,只須提供相對于其 “適切的” (relevant)方面的和在歷史語境中具有合理精確性的、實用上可接受的真理即可。 論者提醒人們,如無一種實在論的制約,沒有了客觀實在,科學活動即會為藝術性活動所取 代,思想會被歸類為詩歌,倫理思考也會隨之消失。沒有堅實的倫理根據,政治無政府主義 和霸權專制主義都將是合理的了。不同于后現代主義者對古典歷史文本懷舊式的青睞,論者 建議人們要多關注當代的歷史作品,因為后者提供了更多的信息和更廣泛、更精確的知識。 他堅信,隨著知識和技術水平的提高,人類終究會發現那被遮蔽的歷史真相,也將會更完整 更清楚地掌握歷史發展過程。③
      韓震先生指出,60年代的歷史敘述研究做出了轉向語言學的嘗試后,自70年代開始, 在語言學的基礎上,歷史敘述研究明確了自己的主要任務,即必須表明自身批判歷史實在論 的鮮明立場。當海登•懷特、巴爾特的歷史敘述研究明顯表現出要將歷史敘述納入藝術的范 疇時,其思想中的反歷史實在論要求是不言而喻的。④在歷史客觀性問題上,韓震先生堅決 捍衛歷史事實的實在性。對于語言和歷史的關系問題,論者認為,歷史首先是歷史事實,隨 后是歷史認識或理解,最后才是歷史語言。⑤歷史敘述不能完全復制真相,但也不能離開真 相。歷史敘述只能用語言展示真相。⑥當然,論者也不贊同那種樸素的客觀性觀念。在他看 來,后現代歷史哲學戳穿了客觀性歷史知識的神話,確認了客觀性知識中的主觀性,從而深 化了歷史學研究。歷史學不是要簡單地擺脫各種主觀性的干擾,而是應該在考慮這些主觀性
      ①周建漳:《20世紀西方歷史哲學概觀》,《廈門大學學報》1999年第2期。
      ②嚴建強、王淵明:《西方歷史哲學:從思辨的到分析的》,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248-262 頁。
      ③李幼蒸:《對后現代主義歷史哲學的分析批評》,《哲學研究》1999年第11期。
      ④韓震主編:《20世紀西方歷史哲學》,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215-216頁。
      ⑤韓震:《關于三大歷史概念的哲學思考》,《求是學刊》2001年第1期。
      ⑥韓震:《敘述、解釋與歷史編纂》,《山東社會科學》2001年第6期。
      干擾的基礎上,重構包含著主觀性的客觀的歷史知識。①
      趙世瑜先生認為,“史學便是史料學”表達了 20世紀上半葉中國史學界的主流思想,是 西方19世紀科學主義史學和中國傳統乾嘉學術相互呼應的產物。這一史學思想強調純粹的 客觀與公正,對史料“存而不補”、“證而不疏”,無論其前提還是方法,都類似于西方的實 證史學,都與后現代史學的主張相對立。對于后現代主義者把史料等同于文本從而抹煞史料 和史實的做法,論者雖不完全贊同,但也表示了謹慎的同情。根據論者的觀點,我們不能拋 棄史料,但也不能忽視史料的文本性和意識形態性。對于探索歷史客觀性或歷史真實的人來 說,歷史的客觀存在是一回事,而認識歷史的客觀性是另一回事,我們既不能因歷史認識的 局限而否定歷史的客觀存在,也不能因歷史的客觀存在而認定歷史認識一定客觀。②
      陳新先生指出,現代史學所實際應用的檢驗歷史真實性的標準是堅信過去客觀存在的理 想,而不是實踐的效用。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后現代史學才真正堅持了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 唯一標準”。后現代史學將客觀存在問題擱置起來,僅僅追求歷史敘述或歷史表現的真實性。 這種真實性要根據個人在實際生活中的政治和倫理實踐來檢驗。在后現代主義情境下,人們 隨時都在把握真實,真實也隨實踐的效用不斷在變更。這種個人層面上的相對主義既優越于 導致宏大敘事的普遍主義,也優越于那種導致極端民族主義和納粹主義的國家和民族層面上 的相對主義。論者還對后現代史學拉近文學和史學之間距離的做法表示了理解。他指出,當 后現代主義認為歷史是一種文學虛構時,它并不是說無中生有,而是指歷史敘述的形式結構 往往是史學家詩性想象的產物。這種形式上的創造往往能夠更為準確地表達人們的理解。③
      我們可以看出,學者們都已認識到后現代歷史哲學對歷史客觀性概念所構成的威脅。對 后現代歷史哲學顛覆客觀性的做法,學者們既表示了不同程度的懷疑和抵箱,也表示了一定 的同情和理解。
      三、迎接后現代歷史哲學的挑戰
      總的說來,后現代主義對史學界的影響是廣泛而深刻的。1993年,兩位美國歷史學家 將后現代主義描述為“一種無孔不入的學術話語”。④到20世紀90年代后期,除了極個別 蒙昧主義者之外,大部分歷史學家都卷入到了由后現代主義者發起的對歷史真理和客觀性的 爭論中。在當今西方歷史學界,經過了后現代主義思潮的沖擊之后,已經沒有多少歷史學家 對歷史客觀性概念堅信不疑了。大部分歷史學家們已經不再相信:真相就埋藏在文獻之中, 一經大白于天下,就無需再去費力勞神了。在后現代歷史哲學家看來,對于歷史學來說至關 重要的是話語,而不是傳統歷史學家所追求的客觀性。以對原始資料的嚴格考證為基礎的科 學歷史觀受到了猛烈抨擊,歷史學的合法性也因此受到質疑。當今的西方歷史學界籠罩在一 片悲觀懷疑的氣氛中。思想史家哈倫(David Harland)在1989年撰文說,歷史研究正在經
      ①韓震:《歷史哲學中的后現代主義趨勢》,《學術研究》2004年第4期。
      ②趙世瑜:《歷史學即史料學:關于后現代史學的反思》,《學術研究》2004年第4期。
      ③陳新:《實踐與后現代史學》,《學術研究》2004年第4期。
      ④David Mayfield and Susan Thome, "Reply to "The poverty of protest5 and "The imaginary discontents5 ", Social History, Vol. 18(1993), p.221.
      歷一場“廣泛的認識論危機"。①在90年代中期出版的《歷史的真相》(Telling the Truth about the History)一書中,美國歷史學家喬伊斯•阿普爾比、林恩•亨特和瑪格麗特•雅各布也認 為,“歷史的科學基礎與文化基礎開始受到質疑的時候,歷史本身也就從這兩個根基開始動 搖了。”②另一位歷史學家斯皮格爾(Spiegel)也認識到,后現代主義旨在解構歷史,從而 損害了傳統歷史學的研究。③索斯蓋特(Beverley Southgate)指出,歷史主題的合法性正面 臨著一次理論上的挑戰。④但是,挑戰不僅僅是理論上的。有的學者甚至認為,由于后現代 主義剝奪了歷史學的傳統合法性及其存在理由,歷史學家還面臨失業的威脅。⑤很多歷史學 家開始為自己學科的前途和命運而擔心。
      后現代主義對傳統歷史學提出了相當嚴峻的挑戰。荷蘭后現代歷史哲學家安克斯密特宣 稱,“西方歷史編纂學的秋天到來了。”⑥帕特里克•喬伊斯(Patrick Joyce)斷言,“當代歷 史學自身實際上是現代性的產物,”因而也理應成為后現代主義取代的對象。⑦詹金斯也認 為,“我們已經到達了現代歷史觀的終點。”⑧他還說:“今天我們生活在后現代性的一般狀 況中。我們對此別無選擇。因為,后現代性不是一種'意識形態',也不是一種我們可以贊 成也可以反對的立場;后現代性就是我們的狀況:它是我們的命運。”⑨對于后現代性是否 是我們今天的必然狀況,是我們的命運,學術界存在諸多爭論,但是,有一點是不可否認的, 那就是:后現代思想已經無處不在,它已經并且還在繼續沖擊著傳統觀念。具體到歷史學領 域,歷史客觀性、歷史真實性和歷史因果規律等傳統史學觀念受到了無情的奚落和揶揄,歷 史學的合法性和自律性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威脅和挑戰。如何看待后現代史學所提出的問題? 如何面對它對歷史學的挑戰?這已經成為了每個關心歷史學前途的學者所無法回避的問題。
      在國外,面對后現代主義的挑戰,一些歷史學家漠然處之,一如既往地從事自己的傳統 撰述和研究。美國中世紀研究家帕特納(Nancy F. Partner)在1995年撰文指出,“以語言為 基礎的批評模式在史學界造成了一種理論上的動蕩,但它并沒有對學術實踐產生實際的影 響。”⑩1994年,英國歷史學家弗農(James Vernon)指責他的同行們所表現出來的對后現 代主義的冷漠和對自己工作的自滿。他注意到,“在其他地方,當歷史學家們正在討論20 世紀90年代在撰述社會史方面所出現的問題,甚至正在討論在后現代時期撰述'歷史'的 可能性的時候,我們《社會史》第50期的社論竟公然宣稱'社會史根本不存在什么危機。'” 11 1991年,另一位英國歷史學家帕特里克•喬伊斯也指出,在美國,“歷史學家遠沒有受到
      ①David Harl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the Return of Literatur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4 (1989), p.581.
      ②[美]喬伊斯•阿普爾比、林恩•亨特和瑪格麗特•雅各布:《歷史的真相》,劉北成、薛絢譯,中央編譯 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1頁。
      ③Gabrielle Spiegel, "History and post-modemism,,5 Past and Present 135 (May, 1992), p.195.
      ④Beverley Southgate, History: What and Why? Ancient, Modern and Postmodern Perspectives (London, 1996), p.71. 一
      ⑤Diane Purkiss, The Witch in History: Early Modern and Twentieth-Century Representations (London, 1996), p.69.
      ⑨F. R. Ankersmit, "Historiography and Postmodernism,,5 History and Theory, Vol. 28(1989), p.149.
      ⑦Patrick Joyce, The End of Social History?55, Social History, Vol. 20(1995), p.73.
      ⑧Keith Jenkins, On <(What is History: From Carr and Elton to Rorty and White (London, 1995), p.35.
      ® Keith Jenkins, On "What is History From Carr and Elton to Rorty and White (London, 1995), p. 6.
      ⑩Nancy F. Partner, "Historicity in an Age of Reality-Fictions,,; in Frank Ankersmit and Hans Kellner (eds.), A New Philosophy of History (London, 1995), p.22.
      11 Vernon, "Who's afraid of the 'linguistic turn'?'', p.81.
      圍攻,史學界的高層學者們似乎對外面嘈雜的樂隊無動于衷,盡管一些高貴的圍墻已經坍 塌”;而在英國,對后現代歷史學的主要的反應“并非十足的敵意,而是完全的冷漠。”①他 還抱怨說,很多歷史學家往往意識不到自己時代思想史的變化,不能夠及時回應后現代主義 對傳統的歷史思維方式提出的挑戰。②
      另有不少歷史學家對后現代歷史觀持一種完全抵觸的態度。埃爾頓生前曾對后現代歷史 觀進行過全面而有力的抨擊。他將后現代主義斥責為“險惡的”、“破壞性的”、“荒謬的”和 “無意義的”,認為它是一種相對主義的異端邪說,是一種無聊的虛無主義的病毒,極大地 侵害了相當一批年輕的歷史學家。他堅決主張,為了歷史學自身的生存和發展,為了挽救無 辜的年輕學者,應該向那些把歷史研究混同為文學批評的人們宣戰。③其他歷史學家也向人 們敲響了警鐘。勞倫斯•斯通(Lawrence Stone)提醒人們說,如果任憑后現代主義的泛濫, 歷史學這門學科將瀕臨滅絕。④撒姆爾(Raphael Samuel)表明,他完全不能接受歷史是歷 史學家的發明和虛構這樣一種后現代主義觀點。⑤馬維克(Arthur Marwick)也擔心,后現 代觀點會對嚴肅的歷史研究造成危害。⑥
      面對后現代主義的挑戰,國內學者也做出了各種不同的反應。
      俞金堯先生雖然承認后現代主義理論不乏真知灼見,但從總體上對后現代主義表示了自 己的困惑和懷疑。基于現代主義的立場,論者認為以往的歷史理論和歷史研究基本上是我們 應當依靠和繼承的傳統。⑦張永華先生認為,后現代主義對歷史學所提出的問題無疑是很具 有啟發意義的,但論者同時也認識到了后現代歷史觀所暴露的一些自身所難以克服的矛盾。 論者認為,西方文化不能把歷史學帶出主、客二分的迷宮,也許中國人的智慧在這點上能做 出一些貢獻。⑧
      陳啟能先生對后現代主義史學理論否定“實在(現實)”的做法也表示懷疑,但仍然認 為,“語言學的轉向”和后現代主義的挑戰對歷史學的理論研究是有啟示的,它觸及到了歷 史學和歷史認識中的根本問題。在論者看來,后現代史學理論的“語言學轉向”彌補了分析 的歷史哲學僅僅注重歷史認識而忽視歷史表述的不足。后現代主義把歷史認識中的難題以十 分尖銳的方式提了出來,這必然會使歷史學家更積極地探討這些難題,在史學理論領域和歷 史研究實踐中做出更多的努力和新的嘗試。⑨
      韓震先生認為,后現代主義為我們提供了一些新的視角,但這并不是完全放棄學術界千 百年積累和錘煉出的原則的充分理由。后現代主義很可能像歷史上出現的任何流派一樣,完 成使命后就成為昨日黃花,但歷史學的某些基本的原理不僅是相對穩定的,而且經過調節更
      ①Patrick Joyce, "History and Post-modernism,,5 Past and Present 133 (November, 1991), pp.204-205.
      ②Patrick Joyce, "The imaginary discontents of social history: a note of response to Mayfield and Thorne, and Lawrence and Taylor", Social History, Vol. 18 (1993), pp.81-85.
      ③G. R. Elton, Return to Essentials.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Present State of Historical Study (Cambridge, 1991), pp.27-49.
      ④Lawrence Stone, "History and Post-modernism", Past and Present 131 (1991).
      ⑤Raphael Samuel, "Reading the Signs II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33 (1992), p.220.
      ⑥Arthur Marwick, "Two Approaches to Historical Study: The Metaphysical and the Historical”,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30(1995), p.5.
      ⑦俞金堯:《令人困惑的“后現代”》,《學術研究》2004年第4期。
      ⑧張永華:《后現代觀念與歷史學》,《史學理論研究》1998年第2期。
      ⑨何兆武、陳啟能:《當代西方史學理論》之《緒論(續):世紀之交的西方史學》,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2003年版,第40-41頁。
      為完善了。我們不能來一次“新”主義,就改換一次門庭,但我們可以從任何一次思潮中獲 取它們積極的有效成分。為了我們學術上的進步,我們應當對每一思潮采取過雁拔毛的政策, 但我們不能跟著他們飛來飛去,忘掉自己獨特的追求。①面對后現代主義歷史哲學的挑戰, 論者既不同意完全接受的觀點,也不贊同一味拒斥的立場,而是采取一種批判地吸取的態度。 在論者看來,我們的唯一出路只能是,建立超越現代性與后現代性的綜合性視野,接過后現 代主義歷史哲學的主觀性原則,將其納入更高層次的理解系統之中,使主觀性原則成為服務 于新的客觀性原則的要素。②
      趙立行先生認為,我們可以運用后現代主義的眼光對對歷史的本真、歷史發展、歷史的 未來、研究歷史的角度等許多方面,甚至對我們認為理所當然的前提進行重新審視,從而形 成更加豐富和深刻的認識。盡管后現代主義的全面否定不可能否定歷史的真實性,但是至少 促使我們對歷史事實的真實和歷史的真實進行區分,在歷史的歷時性和現實性之間做出選 擇,對權威和史料本身持更加審慎的態度。后現代主義沒有給歷史研究提供成體系的框架, 但是它提供了一種批評的眼光、質疑的態度、開闊的視野以及多角度審視問題的可能性。③
      劉北成先生認為,后現代主義給史學留下的并非是一片破壞的廢墟,而是別樣的視野, 從而為史學實踐開拓了更大的可能性。近年來,西方史學擴展到種族、性別、性征、疾病等 等領域;從宏大敘事轉向“地方性知識”;從中心視角轉向多元理解。這種轉變當然是新社 會史學、新文化史學、人類學等等共同促成的,但是不可否認,后現代主義已成為西方歷史 學的一個建構因素。④
      張耕華先生認為,后現代主義思潮對史學的影響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這種影響之一, 是它深化了人們對史學本身的認識,引發了各種各樣的思考和聯想。后現代主義客觀上為史 學發展開拓了新的空間。對此,我們應持一種開放和嚴謹的科學態度,借鑒其某些內容為我 所用,并洞悉其某些消極內容以及可能產生的負面作用。后現代主義為我們重建歷史學提供 了一個大好契機。后現代主義帶出的一系列問題,可以作為我們進一步思索、探討的出發點。 中國的史學理論界,應該對新的世界性的學術問題,做出我們自己的研究,發表我們的看法 或意見。⑤
      我們可以看到,在對后現代歷史哲學的態度上,國內學術界是清醒的和理性的,基本保 持了一種成熟健康的心態。絕大部分學者雖然不贊同后現代歷史哲學的極端立場,但是主張 認真反思后現代歷史哲學家所提出的問題,積極同他們進行交流和對話,以深化和豐富我們 對歷史學的認識。
      我們認為,后現代歷史學的許多觀點都是文學批評和語言哲學應用于歷史學的結果。 為了消除后現代主義帶給歷史學的混亂,而拒絕文學批評和語言分析的做法顯然是不可取 的。幾個世紀以來,西方歷史學一直是在同其他學科的互相交流和學習中成長起來的。19 世紀,蘭克創立了資料考證方法,但它的基礎是文獻學。以后,歷史學不斷從經濟學、社會
      ①韓震主編:《20世紀西方歷史哲學》,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277頁。
      ②韓震:《歷史哲學中的后現代主義趨勢》,《學術研究》2004年第4期。
      ③趙立行:《后現代主義的啟示與歷史反思》,《史學理論研究》2004年第2期。
      ④劉北成:《后現代主義對歷史學的挑戰》,《史學理論研究》2004年第2期。
      ⑤張耕華:《敘事研究引出的新問題:后現代主義對史學理論研究的啟示》,《史學理論研究》2004年第2期。 學、人類學、統計學、地理學、心理學以及其他學科那里獲取資源和動力,從而極大地促進 了自身的發展。因而,歷史學家將文學批評和語言哲學的最新成果應用于歷史研究的做法無 可厚非。因此,我們不同意文殊特爾(Keith Windschuttle)的觀點,他認為文學批評家和社 會理論家正在“戕害歷史學”、“謀殺我們的過去”。①
      在我們看來,歷史學家應該充分利用包括文學批評和語言哲學在內的其他學科的相關 資源,拓展研究視野和路徑,開辟出一塊歷史研究的新天地。歷史學家沒有必要把后現代思 想看作洪水猛獸,只要他們保持審慎明辨的態度,對這所謂異端邪說進行一番認真研究,他 們會發現,這些思想不僅不像人們想象的那樣面目可憎,而且還能夠對歷史學的完善和發展 有所助益。而且,從文學批評和語言哲學視角出發,后現代主義者也的確提出了一些新的問 題,比如,客觀知識的可能性或不可能性、真理的復雜性和相對性以及區分事實和虛構的艱 難性等問題,它們可以激發歷史學家去重新檢討自身學科的理論和實踐。對這類歷史問題的 思考還可以引導人們去反思諸如社會如何能夠獲得客觀確定性這樣一些更大的問題,從而為 社會重大問題的決策提供借鑒。
      我們還認為,后現代歷史哲學也為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通過回答后 現代主義提出的一些新問題,我們可以豐富歷史唯物主義的內涵,賦予馬克思主義哲學以時 代氣息。也只有在與形形色色的社會歷史哲學的斗爭或對話中,歷史唯物主義才能得到發展。 在這一方面,杰姆遜(Fredric Jameson)的做法給我們提供了有益的啟示。作為一個馬克思 主義者,杰姆遜并不一味排斥其他非馬克思主義的批評意見,相反,“他對那些非馬克思主 義或反馬克思主義的批評家的著作特別感興趣,因為他知道,衡量一種理論,依據的不是其 推翻對立思想的能力,而是其吸納最強勁的批評者中有根據的和富有洞見的思想的能力。”② 這也應當成為我們應對后現代主義批評的一種態度。當然,我們的目的是在與后現代主義的 辯證張力中捍衛和發展馬克思主義,而不應該在與批評者的對話中背離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 場。
      無論如何,某種思潮流行蔓延的事實并不是我們全盤接受它的理由。某些理論觀點,無 論它在當時的精神生活中如何顯赫,都必須根據其本身的情況來進行評價,不能僅僅因為它 們得到大多數人的擁護而不加批判地予以接受。對于后現代主義這樣一股影響廣泛的思潮, 我們同樣也應該根據其自身的情況來對它進行冷靜地分析和批判。我們認為,后現代主義的 最終結論是站不住腳的。我們不能由于認識到傳統歷史學的弊端,就徹底放棄對歷史客觀性 和真實性的追求。面對后現代歷史哲學,無論是漠然處之、攻擊謾罵,還是隨波逐流、全盤 接受都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都不利于歷史學的進步和發展。正確的做法應該是,遵循“批 判的揚棄”的辯證原則,超越現代性與后現代性的偏頗視野,融合后現代主義所揭示出來的 新的主觀性因素,構建一種新型的馬克思主義客觀性原則。
      ①Keith Windschuttle, The Killing of History: How Literary Critics and Social Theorists are Murdering our Past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7).
      ②Hayden White, Content of the Form: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144.
      四、論文的邏輯思路與敘述結構
      該論文是對后現代歷史哲學挑戰的一種回應。一方面,我們要為大寫歷史(包括被后現 代主義稱為元敘事的馬克思主義)的必要性和合法性辯護,另一方面,我們也要證明作為書 寫形式的小寫歷史的真實性和客觀性。在文中,我主要考察的是后現代主義對小寫歷史的批 判和解構策略,并對之進行反批判。原因在于,后現代主義者對小寫歷史的解構形成了整個 后現代歷史學的主要部分。后現代歷史哲學通常又被稱為敘述主義歷史哲學或者語言學的歷 史哲學。另外,如果我們能夠對解構小寫歷史的后現代主義做出有效的批判,也就在某種程 度上維護了大寫歷史的合法性。根據詹金斯的觀點,由于小寫的歷史往往以大寫的歷史為前 提,因而大寫歷史的崩潰導致了小寫歷史的消解,前者的瓦解間接地影響到了后者。對于這 一點我們并不否認。但是,我們并不贊成詹金斯過分強調二者之間的這種單向因果關系。在 我們看來,后現代主義者在語言層面上對小寫歷史的消解如果不是導致了大寫歷史的崩潰, 起碼也加速了這一崩潰過程。二者之間實際上存在著一種相互影響、互為因果的關系。
      致力于解構小寫歷史的后現代主義史學理論包含兩個主要論點:
      第一個論點是它的泛文本主義。根據這一觀點,過去不可能是歷史認識的對象,或者更 確切地說,過去不可能成為歷史陳述和表述的指涉物。這些陳述和表述所指涉的并非是過去, 而是其他的并且總是當下的歷史陳述、話語和文本。這樣,后現代主義就完全切斷了歷史知 識和過去實在的聯系,從而不僅將歷史著作消解為文學,而且也把歷史本身還原為文本和話 語。
      第二個論點是它的敘述主義或修辭主義。它把歷史敘事創造過程中的優先權賦予語言的 規則和語言用法中固有的轉義或修辭格。根據這一論點,文學作家創作的虛構故事和歷史學 家撰寫的歷史敘事之間沒有實質性區別,因為兩者一方面都是由語言構成,另一方面都遵循 同樣的修辭和敘事規則。在后現代主義者看來,歷史敘事的情節、敘事在歷史事件之間設定 的聯系、歷史敘事所表達的闡釋和解釋,都不過是歷史學家的建構,是由歷史學家強加給過 去的,本身并沒有外在的證據和事實根據。從敘述主義的觀點來看,歷史學家所采用的轉義 和文學策略預示和決定了事實的視閾、闡釋和意義。這樣,歷史敘事和文學家的虛構敘事之 間的界限就被抹平了。
      總之,批判小寫歷史的后現代史學理論實際上是一種“語言決定論”,它采取的是一種 極端相對主義和反實在論的立場,其目的在于徹底掏空歷史文本的真實性和客觀性。它的論 證策略是,通過對歷史著述的話語分析,展示出它們的文本性、敘事性和修辭性,并由此將 它們歸結為一種文學制品或想象之物。
      后現代歷史哲學的以上論點和論證策略也就決定了我這篇論文的主題和敘述結構。我們 承認歷史著述包含文本、敘事和修辭成分,語言在表現歷史實在的過程中具有重要作用。但 是,從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出發,我們反對將歷史事實歸結為語言本身,反對將歷史實在 等同于虛構或想象。在我們看來,語言能夠比較充分地再現過去,歷史文本、歷史敘事和歷 史隱喻具有真實性和客觀性。
      在敘述安排上,論文分為五章。
      在第一章,我們考察了西方歷史學從19世紀規范化和職業化以來的發展歷程。在這里, 我們試圖表明,在過去的兩個世紀里,盡管也有那么一批現代著作家強調歷史學的文學性和 想象性,但是,從總體上說來,西方歷史學是朝著一個不斷科學化和客觀化的趨勢發展。而 且,在歷史學的文學傳統和科學傳統之間并不存在截然的斷裂,它們共享一種實在論前提, 也就是說,它們都承認歷史學的目的乃是追尋那真實的人類過去。正是這種有關歷史客觀性 和真實性的傳統觀念受到了后現代主義的質疑和挑戰。本章為后現代主義的出場勾勒了一個 思想背景。后現代歷史哲學一方面是對科學歷史觀的徹底顛倒,另一方面也是對歷史文學傳 統的過分夸大。
      在第二章,我們正式進入對致力于解構小寫歷史的后現代歷史哲學的探討。我們首先介 紹了后現代語言哲學的演化過程及其基本觀點,然后考察了這種極端相對主義的語言哲學對 歷史學的影響。后現代歷史語言觀完全掏空了歷史過去的實在性和客觀性,將其完全置換成 一種“唯美主義”話語裝置或“快樂主義”的文本游戲,極力強調歷史學在語言形式上的虛 構性或想象性。在充分論述歷史學的“語言學轉向”的基礎上,我們對這種后現代歷史語言 理論進行了批判。針對后現代主義者將事實文本化的觀點,我們從唯物主義的基本立場出發, 認為歷史事實是過去已經發生并能通過歷史遺跡加以證實的客觀實在。話語和文本不等于事 實,也不能構成過去本身。在本章的最后,我們倡導一種實踐唯物主義的語言觀。在馬克思 主義看來,語言是建立在整個社會實踐基礎上的一種現實的交往活動。這種語言觀反對將語 言作為一個抽象的符號王國來看待,認為語言和意識一樣,具有堅實的物質基礎,并能夠在 實踐中獲得對實在的有效再現。實踐唯物主義語言觀是我們理解歷史語言的有效指南,也是 我們反對后現代歷史學的有力武器。根據這種語言觀,歷史文本和話語是在歷史學家認識歷 史的媒介或手段,亦即歷史意識的直接現實。一句話,歷史語言具有真實性和客觀性。需要 說明的是,實踐唯物主義語言觀也同樣適合于第三章和第四章中對后現代主義的敘事理論和 隱喻理論的批判。因為,在后現代視野中,敘事和隱喻乃是兩種緊密相關的語言形式。
      在第三章,我們考察的是歷史敘事問題。20世紀后半葉,敘事在西方歷史學中出現了 某些復興的跡象。我們把歷史敘事這一復蘇和發展的過程分為兩個階段進行敘述。第一個階 段是由分析的歷史哲學家發起的對敘事的解釋功能的研究。雖然這種研究表現出背離科學解 釋模型的傾向,但是研究者們仍局限于認識論范圍,并以實在論作為他們共同的前提。從 20世紀60年代開始,歷史學領域出現了 “語言學轉向”,對歷史敘事的研究進入第二個階 段,亦即后現代研究階段。作為一些徹底的反實在論者,后現代主義者試圖消除歷史敘事和 虛構敘事之間的界限,否認敘事再現歷史實在的任何可能性。接下來,本章對這種極端相對 主義敘事觀進行了批判。我們首先論證了歷史敘事的真實性和客觀性,并分析了歷史敘事和 虛構敘事之間的異同,然后說明了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元敘事的正當性,最后提倡構建一 種以歷史唯物主義為基礎的新型元敘事。
      在第四章,我們探討的是歷史隱喻問題。為了更好地理解歷史隱喻,我們首先在本章第 一節介紹了西方哲學史上對隱喻的不同觀點。按歷史發展階段,我們將這些觀點劃分為傳統 隱喻觀和后現代隱喻觀,其中夾雜著科學主義和人文主義的爭論。后現代隱喻觀否認隱喻的 認知功能,因而是一種極端懷疑論觀點。在第二節,我們討論的是后現代歷史隱喻觀,它是 后現代隱喻理論應用于歷史學的產物。我們主要考察的是海登•懷特的歷史轉義理論以及凱 爾納等人提出的規則隱喻理論。根據后現代歷史隱喻理論,不僅歷史意識的深層結構是隱喻 性的,而且歷史學家描述歷史過程的方式和研究歷史的方法都受到幾個主隱喻的左右。而且, 由于隱喻具有內在的虛構性或想象性,因而歷史陳述不可能是真實的。針對這種反實在論的 歷史隱喻觀,我們在本章的最后進行了批判。從唯物主義的立場出發,我們說明了歷史隱喻 的客觀性和真實性。最后,我們特別分析了 “經濟基礎/上層建筑”這個被有些人稱為整個 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石的“建筑”隱喻,并論證了它的真實性和有效性。
      第五章是結語。在這里,我們首先用具體事例來說明后現代主義對歷史寫作所造成的正 負兩方面的影響,接下來探討了歷史學的學科性質問題。因為,在后現代語境中,歷史學是 科學還是藝術的問題成為了爭論的焦點。后現代歷史哲學的一個主要策略就在于取消歷史學 的科學性,并將它等同于一種文學想象。在分析和批判了在這個問題上的各種爭論之后,我 們強調,歷史學既是科學也是藝術。我們呼吁超越狹隘的文學視角和科學視角,構建一套合 理的跨學科的歷史研究路徑。最后,我們探討了當今學術形勢下的歷史客觀性問題。我們認 為,樸素的客觀主義正確地堅持了歷史事實的外在性和客觀性原則,但是卻把歷史語言與歷 史事實之間的關系以及歷史認識的性質簡單化了;而后現代主義者從分析歷史語言入手,把 歷史學的主觀性因素完全抖落了出來,從而深化了歷史學研究,但是,他們卻抽象地發展了 這些主觀性方面,從而陷入了唯心主義和不可知論的泥潭。馬克思主義的實踐唯物主義為我 們正確地看待歷史客觀性問題指明了方向。
      五、選題的意義和貢獻
      (一)試圖進一步推動國內對后現代歷史哲學的研究。
      在當今西方歷史學領域,后現代歷史哲學仍然屬于一種頗有爭議的前沿理論,我們很難 對它的發展前景做出準確預測。在經過一段時間的理論紛爭之后,它也有可能會趨于沉寂, 而成為昨日黃花。但是,至少從當前的西方史學理論界來看,后現代歷史哲學是一個比較火 爆的話題,當今西方大部分歷史學家和不少哲學家都卷入到了這場爭論中。自它誕生之日起, 后現代歷史哲學已經對西方傳統歷史觀念和實踐造成了不小的沖擊。最近幾年,大量有關后 現代歷史哲學的著述問世,促進了這一新潮理論的傳播與發展。90年代后期,后現代歷史 哲學開始傳入中國,并受到了我國史學界、哲學界和文學批評界的共同關注。學者們根據外 文資料和為數不多的幾部譯著,對后現代歷史哲學展開了初步研究,并取得了階段性成果。 但是,總的說來,國內有關后現代歷史哲學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重心主要放在對后現代 歷史著作的譯介工作上。對以海登•懷特為代表的后現代歷史哲學仍缺乏系統的研究。
      論文試圖為后現代歷史哲學的研究做一些拋磚引玉的工作,為整體上仍比較薄弱的國內 歷史哲學研究盡自己的綿薄之力。我以翻譯海登•懷特的《形式的內容》為契機,搜集了大 量有關后現代歷史哲學的一手資料。在廣泛閱讀這些資料的基礎上,在導師的點撥和指導下, 我選擇了 “歷史與想象”這個論文題目。論文緊緊圍繞“歷史想象”這個概念,主要從歷史 文本、敘事和隱喻等幾個方面入手,對后現代歷史理論進行了較為全面而系統的探討,比較 客觀地勾勒出了一幅后現代歷史哲學的全景圖,以期為國內后現代歷史哲學的進一步研究提 供一種參照。
      (二) 力圖從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出發對西方后現代歷史哲學做出反應,捍 衛和豐富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理論。
      后現代歷史哲學對馬克思主義特別是它的歷史唯物主義提出了挑戰。這主要表現在以下 幾個方面:后現代主義將歷史著述僅僅還原為文本和話語,過分強調歷史語言的獨立性和非 透明性,從而消解了歷史著述的客觀性,瓦解了歷史著述的唯物主義基礎;將歷史唯物主義 看作是一種“宏大敘事”,亦即一種故事和虛構,從而試圖消解歷史唯物主義對歷史發展過 程的真實描述;將經濟基礎/上層建筑的概念僅僅看作是一個主隱喻,從而否認它解釋社會 基本結構的有效性;片面強調歷史認識和歷史語言的主觀性,掏空了它們的客觀性。
      針對后現代歷史哲學對馬克思主義的攻擊和詰難,論文做出了相應的回擊,以期捍衛馬 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并為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做一些嘗試性工作。論文認為,在語言與 實在、文本與話語的問題上,我們應該堅決捍衛實踐唯物主義的語言觀,同包括后現代主義 在內的一切唯心主義語言觀劃清界限。在第二章的最后,論文根據實踐唯物主義語言觀,借 鑒一些對歷史語言的最新看法,試圖探索出一種新型的歷史語言理論,以期針對性地應對后 現代歷史哲學的挑戰。論文認為,歷史唯物主義是一種科學的歷史哲學,并非像后現代主義 所指責的那樣是一種虛妄的元敘事。如果說歷史唯物主義理論是一種元敘事,它所講述的也 是一個符合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真實故事。在面向未來的元敘事的建構中,歷史唯物主義如 果不是唯一的選擇,最起碼也應該成為新敘事的最重要指導或參照。論文認為,雖然歷史唯 物主義的基本理論是通過一個隱喻表述的,但它并非全然是一種想象性的修辭策略。經濟基 礎/上層建筑的隱喻真實地描述了以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運動為內容的歷史發展過 程。論文認為,后現代歷史哲學雖然充分揭示出歷史語言的主觀性因素,從而深化了歷史研 究,但是,他們的語言決定論的無法擔當指導歷史學研究的重任。唯有在實踐基礎上的主觀 性和客觀性辯證統一的馬克思主義語言認識理論,才能為我們的歷史理論和實踐提供正確的 指南。
      (三) 在個別主題的研究上,論文力求有所突破或創新。
      后現代歷史哲學是對西方傳統歷史觀念的一種反叛,尤其是對其真實性和實在論前提的 一種挑戰,同時也是對其文學傳統的一種過度延展。因此,在討論后現代歷史哲學之前,第 一章首先介紹了西方歷史學自19世紀規范化以來的發展歷程,彰顯了它的科學化和客觀化 的特點,并論述了一批現代歷史學家和哲學家從認識論角度出發對歷史想象的強調。這就為 堅持極端反實在論立場的后現代歷史哲學的出現做了鋪墊,從而增強了論文的歷史感和立體 感,也便于我們在現代和后現代的張力關系中真正把握后現代歷史哲學的特點。
      尼采是后現代主義的真正先驅,他的反理性主義的思想觀點對后現代歷史哲學具有直接 的或間接的影響。但是,國內學者卻多少忽視了對尼采有關思想的探討,這不能不說是后現 代歷史哲學研究中的一大缺憾。因此,在論文的第一章、第二章和第四章,我們分別對尼采 的反科學主義思想觀念、審美主義語言觀和反實在論的隱喻觀進行了考察,從而完善了當前 國內對后現代歷史哲學的研究。
      國內有關后現代歷史哲學的研究多集中于一般的“語言學轉向”和歷史敘事的探討上, 疏于對歷史隱喻的研究,而海登•懷特等人的歷史轉義理論可以說是他們的整個史學理論的 核心。因此,在全部第四章,我們從介紹基本的隱喻理論入手,結合歷史上哲學家對隱喻的 看法,對后現代歷史隱喻理論作了較為具體的介紹,并對之進行了針對性的批判。論文在這 方面的工作可望能夠推進和深化國內有關后現代歷史哲學的研究。
      六、題目釋義
      根據《魯特萊治哲學百科辭典》,作為名詞的“想象力"(imagination)和作為動詞的“想 象”(imagine)都有多重含義。一般情況下,我們用“想象力”來表示人類心靈構造事物形 象的能力。但是當我們說某件事做得很有想象力時,這里的“想象力”指的是某種程度的獨 創性。至于作為動詞的“想象”,我們并不總是用來指人類心靈創造事物形象的活動,有時 我們還用來表示驚奇(比如,“想象一下吧! ”、“難以想象!”等)。西方人有時還用它來描述 一種人物形象,表示一種看法CTd imagine that Jack was responsible” [我認為杰克還是挺負 責任的]);表示一種錯誤觀點("He imagines that Mars is the planet closest to the sun”[他竟然 認為火星是離太陽最近的行星])等等。①根據《牛津哲學詞典》的定義,想象力是人類心 靈重現或者創造印象的能力,也是人類心靈創造和重演可能發生的情景、以特殊方式綜合知 識以及創設思想實驗的能力。②在芒斯羅(AlunMunslow)看來,想象力是人的心靈所具有 的一種創造非真實事物的能力,即創造不能被感官直接感知的事物的能力。③他在這里主要 指的是歷史想象力。
      在論文中,我們主要考察的是“想象”與“歷史”的關系。許多哲學家和歷史學家都 已經證明,想象力對于歷史闡釋來說至關重要。但是,現代著作家和后現代主義者對歷史想 象的理解上存在著根本的分歧。這里的核心問題是歷史想象的客觀性問題。
      在第一章的第二節中,我們考察了幾位現代著作家對歷史想象的看法。他們提倡的是一 種推論想象或認知想象,它介于科學想象和文學想象之間。他們主要是借助于想象力來構想 過去事件之間的先后關系和事件發生的情景。一般說來,現代歷史學家基本上都能認同歷史 想象和文學想象之間的區別。他們并不贊成對想象力進行毫無節制地運用,它的發揮必須以 不損害事實的真實性為前提。在他們看來,合理的想象不僅不會削弱歷史闡釋的真實性,而 且還是再現過去的實在的有效手段,也就是說,想象中包含著真實。他們反對歷史學中的科 學主義,但是并不完全拒斥科學理性或邏輯推理。
      我們在第二、第二和第四章中探討的是后現代主義者對歷史想象的看法。與現代著作家 不同,這些后現代主義者強調的是一種虛構的歷史想象。后現代主義者將歷史著述完全還原 為一種“唯美主義”話語裝置或“快樂主義”的文本游戲,極力強調歷史學在語言形式上的 虛構性或想象性;他們把歷史學家的陳述全部等同于虛構敘事,否認歷史敘事再現過去實在 的任何可能性;他們或者將歷史學家的歷史意識歸結為一種的隱喻結構,或者把歷史著述徹
      ①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ed. Edward Craig (London & New York, 1998), pp. 705-708
      ②[英]布萊克波恩編,《牛津哲學詞典》(英文),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187頁。 ® Alun Munslow,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Historical Study (London and New York, 2000), p.124 底歸結為幾個主隱喻,從而彰顯歷史話語的文學性或想象性。總之,在后現代主義者看來, 歷史文本、歷史敘事和歷史隱喻都是一種虛構或想象。
      第一章 實在論語境中的西方現代歷史學
      歷史學這一人文領域是一個爭論不息的領域……它受兩種敵對勢力的統治…… 它不是由它的兩位統治者:理性和想象平分治理的,而是交替地落入兩位統治者的獨 裁之下。它一會兒是理論,一會兒是故事。
      ——[英]T.B.麥考萊
      在西方學術史上,直到19世紀初期,歷史學始終被看作是文學的一個分支。從19世紀 中葉開始,在科學發展和實證主義哲學的影響和推動下,西方歷史學進入了職業化和規范化 的進程。20世紀早期,歷史學家曾對發現歷史真理的信念產生過動搖,科學歷史學的觀念 也受到了質疑。但是,從總體上說,在過去的兩個世紀中,西方歷史學是一個逐步科學化和 客觀化的過程,歷史學幾乎成了科學思想和方法的演練場。這兩個世紀的歷史學存在一定的 差別。19世紀的西方史學主要是一種敘事的、面向事件的歷史學,而20世紀的歷史學采取 的是一種社會科學定向的歷史研究與寫作的形式。但是,這兩個時期的歷史學家都致力于追 求真實性和客觀性的“崇高夢想”。20世紀的歷史學反對舊式的研究路數,并非因為那是科 學的,而是因為那還不夠科學。
      但是,歷史學的文學傳統從來就沒有中斷過,即使是在科學對歷史學的塑造最為強勁的 時期,也仍然有一批現代意義上的哲學家和史學家強調歷史學的文學性和想象性。更值得注 意的是,這些人文主義著作家在堅持文學傳統的同時,并不忽視對過去客觀性的追求。他們 與科學主義傾向的歷史學家共享一種實在論①的前提和語境:歷史學是描繪確實存在過的人 和確實發生過的事。
      第一節走向科學化的西方歷史學
      一、19世紀的西方歷史學與科學主義
      在西方學術史上,直到19世紀初期,歷史學始終被看作是文學的一個分支。這并不是 說,歷史學的唯一功能是消遣,恰恰相反,它的主要目的乃是實用。羅伊•伯特(Roy Porter) 指出,在吉本(Edward Gibbon)時代的英國,“歷史編撰是通過顯示自己的有用性,通過表
      ①一般說來,實在論指的是這樣一種觀點:宇宙、世界、事物和事件等客觀物質對象不依賴于我們在思想 和語言中對它們的再現而存在。
      明自己能夠根據事例進行教化或者為政治和宗教論爭提供論據來鞏固自己的生存地位的。”① 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除吉本等少數幾個有穩定收入的歷史學家以外,大部分歷史學家首 先面對的是生計問題。為了使自己的著作有一個好的銷路,歷史學就必須重視它們的可讀性。 因此,從希羅多德到麥考萊或米什萊,文學方面的考慮始終縈繞在歷史學家的心頭。對于歷 史學家來說,運用修辭不是什么丟臉的事情。
      但是,從19世紀中葉開始,隨著自然科學的高歌猛進,歷史學進入了職業化和規范化 的進程。在科學發展和實證主義哲學的影響和推動下,歷史學家們開始為歷史學爭取一種科 學的地位。一般來說,這一時期的歷史學家都分享著各種專業化科學家的那種樂觀主義。蘭 克等歷史學家也像其他科學家們一樣堅信:真理就在于知識與客觀實際相符合,他們可以 “像它實際上所發生的那樣”去建構過去。蘭克對歷史學的貢獻主要在三個方面:第一、他 促使歷史學成為一門有別于哲學和文學的獨立學科。在一部書的前言中,蘭克寫道:“人們 已經將一種為了將來的利益而評判過去、指導現時的職責賦予了歷史學,我的這部書卻不敢 存此奢望:它只是想說明過去實際發生的事情。”②也就是說,過去不能根據當前的標準來 判斷,而只能根據其自身的實際情況來評判。第二、他決心去除后人附加在過去上面的虛飾, 依據事情的本來面目呈現過去,按照過去人們理解自己時代的方式去理解過去。第三、這也 許是蘭克最重要的一項貢獻,那就是,他將當時的文獻學引入了歷史學研究。蘭克認為,歷 史學也應該像文獻學家那樣,從歷史記載中根除偽造和歪曲。歷史學家必須遵循“原始資料” 和“最純粹、最直接的文獻”,而不能依靠回憶錄等“二手資料”。只有在搜集、考訂和證實 了所有能得到的資料后,歷史學家才有可能精確地重建過去。文獻學技巧之應用于歷史資料 的研究是歷史學上的一大突破。蘭克的這些原則仍然是今天西方歷史研究和教學的基礎。這 種資料考證的方法在當時也被看作是一種“科學的”技巧,它使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歷史學 獲得了合法地位。
      19世紀后期,歷史研究的專業化或規范化在西方各國逐步開始形成,其標志是產生了 一批以歷史研究為終身職業的史學家。在以往,歷史學家多半是業余性的,以軍人、政治家、 外交家居多。而蘭克及其弟子則開始以歷史研究為業。他們的治史態度和方法也影響了西方 其他國家的歷史學。比如,美國的不少歷史學家受到了蘭克學派的訓練,在德國獲得了歷史 研究的終極學位。歷史研究專業化的另一個標志是歷史專業學會的成立和歷史專業刊物的出 版。德國在1859年發行了《歷史雜志》(HistoFischeZeiischFift),法國的《歷史雜志》(Revue Historique)則出版于1876年。然后是意大利的《意大利歷史評論》CRivista StoricaItaliana, 1884),英國的《英國歷史評論》(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和美國的《美國歷史評論》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895)o歷史專業刊物的出版表明,歷史學家的寫作對象有了 改變,從面向大眾到面向同行。這在一方面促進歷史研究的深入,但在另一方面,也限制了 歷史學家對社會的影響力,容易使得他們固守在學術研究的象牙塔里面,與外界不再發生緊 密的聯系。
      西方歷史學職業化和規范化的過程也是一個不斷科學化和客觀化的過程。在科學發展和
      ①Roy Porter, Edward Gibbon: Making History (Weidenfeld & Nicolson, 1988), p. 17.
      ②Fritz Stern (ed.), The Varieties of History: From Voltaire to the Present (Cleveland, Ohio, 1956), p.57. 實證主義哲學的影響和推動下,歷史學家們開始為歷史學爭取一種科學的地位。法國歷史學 家富斯特爾(Fustel de Coulanges)在1862年宣稱:“歷史學是而且也應該是一門科學。”①他 所理解的科學嚴格說來是歸納性的。在他看來,文獻中包含著事實,等待歷史學家去發現, 如同夜空中閃爍著星星,等待天文學家去發現一樣。只要歷史學家運用嚴格的科學方法,并 在研究過程中消除自己的個性,他終將能夠發現事實真相。當時一部很流行的有關歷史研究 方法的入門書這樣寫道:“當所有的文獻都被知曉,并經過了運用這些文獻的操作過程之后, 考訂的工作就要完成了。對于一些文獻不足的古代時期來說,我們現在也能看到,考訂工作 也將在一兩代之后終止。”②在當時的自然科學界,也普遍存在類似的信念。比如,在19 世紀70年代,當德國物理學家麥克斯•普朗克開始從事科學研究的時候,他的教授提醒他 說,那將是浪費時間,因為在這一領域已經再沒有什么可以發現的了。③
      法國歷史哲學家泰納(H.Taine)最崇高的理想是把歷史學變為自然科學。泰納非常強 調科學的統一性和同質性。他不承認在科學知識和歷史知識之間有任何差別。他在《英國文 學史》的導論中說:“事實是物理的、還是道德的?這沒有什么關系。它們都有各自的原因。 有一種志向的原因、勇氣的原因、誠實的原因,正像有一種消化的原因、肌肉運動的原因和 體溫的原因。像飢和糖一樣,惡和善也是產品。每種復雜的現象都起源于它所依靠的別的更 簡單的現象。讓我們尋求道德性質的簡單現象,像尋求物理性質的簡單現象一樣。……這里 也有重大的原因,因為它們是一般的、永久的原因,是存在于每一時刻、每種情形、每個地 方中,并且總是起作用的、不可毀滅的,是絕對可靠的最重要的,因為阻礙這些重大原因的 偶然事件是有限的、部分的,最終是順從了這些重大原因的力量的單調的、連續的重復;在 這樣一種方式中,事物的一般結構和事件的重大特征就是它們的產品。”④在泰納看來,特 定的種族、環境和時代這三種因素是全部歷史生活的基本條件,它們足以解釋每種個別事件 的一般的歷史原因。一旦確定了這些原因,我們就能理解歷史,就能知道歷史的最終動力, 就能從這些原因推論出結果,如同在一個物理學家根據萬有引力的一般理論推出行星的運行 軌道或一個落體的運動那樣。泰納進一步主張,在歷史中,如同在別的科學中一樣,我們必 須抵制任何價值判斷的誘惑。⑤
      柯林武德指出,“近代史學研究方法是在她的長姊,即自然科學方法的蔭庇之下成長起 來的。”⑥伊格爾斯也認為,使19世紀的歷史研究成其為專業化的核心的,“是對歷史學的 科學地位的堅定信念。”雖然歷史學家所理解的“科學”概念與自然科學家所理解的大不相 同,因為,前者追求的是概括化與抽象定律的形式的知識,而歷史學家們處理的是人類社會 的種種價值和風尚,然而歷史學家們一般都分享專業化科學的那種樂觀主義。對于歷史學家 們也像對其他科學家們一樣:真理就在于知識與客觀實際相符合。作為科學規范的歷史學“蘊
      ①Fritz Stern (ed.), The Varieties of History: From Voltaire to the Present (Cleveland, Ohio, 1956), p.179.
      ②轉引自 Richard J. Evans, In Defence of Histroy, London: Branta Books, 1997, p. 21.
      ⑶ Peter Novick, That Noble Dream. The ^Objectivity Question " 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 (Cambridge, 1988), pp.37-39.
      ④轉引自[德]恩斯特•卡西爾:《歷史哲學》,載何兆武主編《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版,第 602-603 o
      ⑤[德]恩斯特•卡西爾:《歷史哲學》,載何兆武主編《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版, 第 595。
      ⑥柯林武德:《歷史的觀念》,何兆武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319頁。
      涵著科學話語與文藝話語、專業歷史學家與業余愛好者雙方之間的嚴格區分。”①
      應當指出的是,早在古希臘希羅多德和我國的司馬遷時代,人們就有意識地把歷史和神 話區別開來,并致力于對過去事件進行真實可信的描述。但是,他們并不曾要求歷史學必須 具有自然科學那樣的嚴謹性。雖然當時的歷史學家都力求如實而忠誠地掌握過去,但他們同 時也努力追求一種表現風格上的優美,并把歷史學這門行業看作一種文學形式。這種情況一 直持續到近代。只是到了 19世紀,歷史學才被轉化為一種專業化了的規范,并被改造成了 一種由專業歷史學家實踐著的“科學”。
      在歷史研究與社會科學領域,歷史學家們為何如此鐘情于科學方法并樂此不疲地致力于 歷史學的科學化事業呢?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從啟蒙理性的深遠影響談起。
      啟蒙曾經象征著理性、進步和對未來的樂觀態度,而它當時的科學范式則是牛頓的還 原主義、機械論和決定論思想。19世紀中期,孔德的實證主義在把黑格爾哲學作為一種“非 科學的形而上學”埋葬以后,便把牛頓的科學范式推上了霸主地位,使之成為當時各種學科 和話語的標準。孔德相信,他已經成功地發現了一個普遍公式,所有人類文化現象都能按這 個公式排列在一個固定的秩序中。他說:“從對所有方面和所有時代人類理智的發展的研究 中,可以發現一條偉大的基本規律,人類理智的發展必然要從屬于它。關于它的證明堅實地 建立在我們的組織的事實中,建立在我們的歷史經驗中,這條規律就是:我們的每一種主要 的觀念——我們知識的每一個分支——都必然要經過三個不同的理論環境,即神學的或虛構 的,形而上學的或抽象的,科學的或實證的。”②
      在孔德看來,發現事物本質的企圖是徒勞無益的,應代之以努力發現存在與事實之間的 一致關系。問題的提法不是“為什么”而是“怎么樣”。自然科學的顯著進步已令人信服地 證明,科學方法是一切領域都應遵循的方法。科學唯一的目的是發現自然規律或存在與事實 之間的恒常關系,這只能靠觀察和經驗才能做到。這樣取得的知識是實證的知識,只有為實 證科學所證實的知識才能成功地運用到人類實踐的各個領域。這種實證主義的概念和方法不 僅主宰著對物理世界的研究,而且也滲透到對諸如經濟學、社會、歷史、哲學和心理學等人 文世界的研究中。人類行為的各個領域都用規律、規則和標準的術語來加以定義和描述。社 會科學家都執迷于一種福柯所說的正規化和規訓化的工作。甚至一些反對現代力學的大思想 家也吸收了某些機械論的因素。達爾文的自然選擇理論就認為,有機體只能被動地適應環境, 而不能主動地改造環境,它們也沒有任何自決能力。
      針對這種唯科學主義傾向,尼采曾經進行過深刻的批判。從視角主義出發,尼采認為, 世界沒有固定的結構,存在是單純的變化,它是強力的積累和釋放。它本質上是一種自足自 適的混沌,我們可以塞入任何我們所需的價值和視角。我們的概念與混沌世界并沒有對應關 系,因為世界沒有結構。我們的理論只是反映了我們需要的解釋,是一種視角。他說:“實 證主義堅持現象中'只有事實',與之相反,我要說:不,恰好沒有事實,只有解釋。我們
      ①伊格爾斯:《二十世紀的歷史學一一從科學的客觀性到后現代的挑戰》,何兆武譯,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 年版,第2頁。
      ②轉引自卡西爾:《歷史哲學》,載何兆武主編《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版,第591 頁。
      不可能確定事實本身:這樣做的嘗試也許是毫無意義的。”①沒有哪一種視角能夠享有獨尊 的地位,因為認識論中根本不存在一種對混沌世界的獨尊的認識方式。世界的意義需要人來 置入,需要根據自我創造的目標來設置一個目的,形成一個自我的世界。②世界的價值在于 我們的解釋。尼采認為,沒有什么客觀存在的事實,有的只是解釋。我們永遠不可能拿一個 概念、一個詞或一個符號同一個外物進行比較,而只能同別的符號相比較。尼采反對空談事 實而無視解釋和視角知識。實證主義者給一個事物起一個名字,便以為標識了一個事實。實 際上,這只是塞入了一種價值。這個所謂的事實只是從某個特定的視角出發對事物所做的解 釋。人們根據某種需要,把某些相對獨立的因素從變化之流中抽取出來,集合在一塊,便成 了實證主義者的事實。有些事物被突出強調,有些則被淡化忽略,這全依人的價值需要而定。 沒有什么科學知識和絕對真理,有的只是對世界的視角知識和解釋。只存在經過解釋的世界 的文化知識,不存在什么赤裸裸事實的世界之鏡。人類知識是具體的歷史的。
      這樣,尼采就把科學從天上拉到了人間。他認為,我們無法生活在純潔透明的空氣中, 也同樣無法生活在遠離日常生活的純粹科學中。科學必須回到渾濁泥濘的地面,它必然在塵 世游泳涉水,從而玷污自己的雙腳。因為科學本質上具有實際功利性,它必然同某一特殊歷 史時期的特殊物質利益相聯系。③對尼采來說,知識僅是權力的工具。④解釋這個世界的是 我們的需要。我們為了控制世界,使它為我們服務,就需要掌握一些世界的知識。⑤我們通 過概念體系來理解自然的目的在于掌握自然,在于自我保存。我們是根據自己的需要來解釋 世界的,因而知識的基礎是人類的利益。權力意志是一種創造的沖動,理性范疇只是人類實 現功利的一種手段。知識是一種強力,一種描述現實的工具。這就是說,為了使事物較易控 制,以滿足我們的欲望,我們可以改變范疇。尼采說:“一定物種為了自保和增加其強力, 它在解釋現實時必須把握適當數量的可預測的恒定素材,以便在此范圍內建立起行為圖式。 自保的利益是認識器官發展的動因,它不是某種抽象的理論上的需要,它是不會受騙的…… 認識器官的發展以它的觀察足以使我們自保為限。換句話說,求知欲的尺度取決于物種強力 意志生長的尺度:一個物種掌握現實到如此程度,以便支配現實,以便認識現象。”⑥
      尼采認為,我們的知識和利益是交織在一起的。價值中立的知識僅是人們的虛構,是人 類希望對自然作終極把握的一個夢想。由于所有的知識必然假定一些利益,因而知識永遠不 可能是無利害的,視角也是如此。科學的客觀性以及真理只是一種必要的虛構。正像哈貝馬 斯說的那樣,科學家在對某一科研對象探究以前,就已經具有了對該對象意義的前理解。在 尼采看來,物理學是對現實的部分解釋,而不是一面反映了世界本質規律的鏡子。這個世界 自身是無意義的。尼采說:“為了能理解世界,我們必須能夠計算它;為了能夠計算它,我 們必須有恒常的原因;因為在現實中找不到這種恒常的原因,我們就自己發明出這種原因一 —原子。這便是原子論的起源。”⑦
      ①F. Nietzsche, The Will to Power, Trs,Walter Kaufmann, New York: Vintage, 1968, Sec.481.
      ②F. Nietzsche, The Will to Power, Trs,Walter Kaufmann, New York: Vintage, 1968, Sec.605.
      ③F. Nietzsche, The Gay Science, Trs, Walter Kaufmann, New York: Vintage, 1974, Bk.5, Sec.293.
      ④F. Nietzsche, The Will to Power, Trs,Walter Kaufmann, New York: Vintage, 1968, Sec.480.
      ⑤F. Nietzsche, The Will to Power, Trs,Walter Kaufinann, New York: Vintage, 1968, Sec.480一481.
      ⑥F. Nietzsche, The Will to Power, Trs,Walter Kaufmann, New York: Vintage, 1968, Sec.480.
      ⑦F. Nietzsche, The Will to Power, Trs,Walter Kaufinann, New York: Vintage, 1968, Sec.624.
      總之,在尼采看來,科學是我們從特定視角出發對混沌世界所作的解釋,它總是交織著 我們的利益和價值,純粹客觀的科學是不存在的。科學知識和真理僅是權力意志的工具,是 人類認識世界、支配世界以達到自我保存的手段。
      雖然科學主義遭到尼采等人的激烈批判,但是它的影響力卻并不見減弱。以機械論為特 征的科學成為當時西方社會的價值基礎。當時尼采敏感地意識到,“迄今為止,在所有對世 界的解釋中,機械論在今天似乎以勝利者的姿態處于一個顯赫的位置。很明顯,它自身具有 良好的自我感覺,所有的科學都相信,只有在機械論程序的輔助下,它們才能取得進步和成 功。”①科學成為當時的偶像,科學家成為范導式的理性之人,理性成為維護壓迫剝削合法 性的有力手段。科學主義成為一種現代信仰。現代人普遍相信,科學是通往真理的唯一途徑, 科學是唯一的合法邏輯和可靠方法,人類的各種知識將最終統一在還原主義的、一元邏輯的 框架內。
      這樣,在科學主義的影響和推動下,歷史學家們爭先恐后地將自然科學方法移植到歷史 學領域,心甘情愿地使歷史學成為科學的附庸。這種歷史學的科學化運動風行于19世紀后 半葉,并一直延伸到20世紀。
      二、20世紀西方歷史學的社會科學化傾向
      進入20世紀,西方歷史學研究出現了一些不同于19世紀的新氣象。蘭克的歷史學思 想受到人們的批判。20世紀初葉,歷史學家們開始將社會科學的方法引進到歷史研究中來, 以突破蘭克史學專著政治、外交史和軍事史的狹隘性。蘭普雷希特(Karl Lamprecht)首先 向蘭克史學提出挑戰。他強調擴大歷史學家的視野,希望他們探索民族的心理。這說明他不 僅具有開放的眼光,而且有意在歷史方法論上作一些新的探索,以包容上層精英人物以外的 社會文化史。蘭普雷希特還采用和保護了另外一種歷史的因果關系的體系。他嘗試著把全部 歷史生活歸結到幾種心理的類型。這些類型在歷史進程中以始終如一的、固定不變的秩序互 相跟隨著。這種秩序在所有時代、所有國家、所有文化中都保持不變。②
      蘭普雷希特其實代表了一個國際性的潮流。法國的歷史學界受到了社會科學理論與方 法的強大沖擊,不得不有所反應。因此亨利?貝爾(Henri Berr)等人就創辦了新的歷史雜 志,名為《歷史綜合雜志》QRevue de Synthese Historique),提倡用社會科學的方法研究歷史, 以回應這種挑戰。在美國歷史學界,一個所謂的“新史學” (New History)流派興起,主要 代表人物有弗里德理克•特納(Frederick J. Turner詹姆士?羅賓遜(James H. Robinson), 查爾斯•比爾德(Charles A. Beard)等。這些新歷史學家提倡歷史的跨學科研究,以求歷史 方法論的多樣化,更好地反映社會現實的需要。
      20世紀初期歷史研究的社會科學化傾向,集中表現在1904年的一次國際博覽會上。這 次博覽會在美國的圣路易士召開。其中有一個題為“歷史科學"(historical sciences)的會議, 參加會議的主要是一些提倡歷史與社會科學聯盟的歷史學家,包括蘭普雷希特、伯里(J.B.
      ①F. Nietzsche, The Will to Power, Trs,Walter Kaufmann, New York: Vintage, 196& Sec.618.
      ②[德]恩斯特•卡西爾:《歷史哲學》,載何兆武主編《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版, 第 596。
      Bury)和美國的新史學家們。①這一 “歷史科學”名稱的提出,本身就體現了那時歷史學研 究的趨向。而歷史與社會科學結合的結果就是歷史范圍的擴大與走向下層。這里的原因十分 明白。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總的來說比較寬廣,涵蓋面比較大,因此強調數據統計和分析。 如果要采用這些方法,歷史學家就會自然而然地改變研究對象,從上層精英人物的描寫轉入 對中下層社會的變化。
      這一時期,在歷史學是否是一門科學的問題上產生了一些爭論。1903年,針對麥考萊 (Macaulay)關于歷史是一門藝術的觀點,伯里在一次著名的就職演說中宣稱:“歷史學是 一門科學,不多也不少……歷史學并不是文學的分支。歷史學的事實,如同地質學和天文學 的事實那樣,可以為文學藝術提供素材……但是用文學的外衣去裝扮人類社會歷史不過是歷 史學家工作的一部分,正如同用藝術形式去表述星辰的故事僅僅是天文學家工作的一部分一 樣。”伯里以德國歷史學家莫姆森(Theodor Mommsen)為例,指出了作為文學的歷史學和 作為科學的歷史學的區別。伯里認為,莫姆森作為一個歷史學家的才干不在于他的羅馬史中 那些使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文采,而在于其中他對羅馬銘文的詳盡考訂以及對羅馬法律的 專門研究,因為在這一方面他運用了科學的方法。②伯里的這些言論刺激了喬治•麥考萊•屈 維廉(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他隨即撰寫了《克里奧:一位繆斯》的文章,針鋒相對 地批判伯里的科學歷史觀。屈維廉認為,歷史學不可能發現原因,因此在嚴格的意義上,歷 史學不能稱為“科學的”,相反,它是“一種最有可能普遍化的想象性猜測”,有教育價值, 而沒有科學的價值。像這篇文章的題目表明的那樣,屈維廉強調了歷史的文學性質,尤其是 敘事藝術。③以德羅伊森為代表的普魯士學派的歷史學家們也宣稱,在運用考訂方法研究歷 史資料方面,“德意志民族已經遠遠超過了所有其他民族”;但是,他們也同屈維廉一樣認為, 單單運用科學的考證方法是遠遠不夠的。德羅伊森說:“歷史學是唯一一種有幸被要求同時 是一門藝術的科學。”④
      實際上,在1914年以前,人們已經對科學方法表達中立的和價值無涉的歷史真相的能 力產生了懷疑。而第一次世界大戰所發生的歷史事件及其后果,更加深了人們的這種懷疑。 大戰開始后,歷史學家們都從本民族的立場出發,譴責別國政府挑起戰爭,同時為本國政府 參戰而辯護。雖然歷史學家們平時接受了嚴格的科學訓練,但是這一時期在勸導人們客觀公 正地對待所發生的事件方面卻失去了效用。一般說來,歷史學家對客觀性的信仰是與他們所 感覺到的周圍世界的秩序性和可預測性相伴而行的。因此,當著第一次世界大戰使得正常的 社會秩序示范以后,人們的生活安全感和歷史確定感也受到了嚴重影響。美國歷史學家阿爾 沃德(Clarence Alvord)在一戰結束后坦言說:“我原來一直遵循著科學的法則……沿著平 直而狹窄的公認的學術道路前行……喋喋不休地重復著蘭克的金玉良言……按職事憤實蝦 孩生旳樣于(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講述故事,并為此沾沾自喜。”他說,這在戰前是很 自然的事情。因為人們都處在太平盛世,而且都對理性的、必然的進步深信不疑。但是,現
      ①見 Congress of Arts and Sciences: Universal Exposition, St. Louis, 1904, Vol. 2 (Boston: 1906)其中的《歷史科 學》的會議。
      ②Fritz Stern (ed.), The Varieties of History: From Voltaire to the Present (Cleveland, Ohio, 1956), p.209-226.
      ③屈維廉:《歷史女神克利奧》,載何兆武主編《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版,第 626-642o
      ④Fritz Stern (ed.), The Varieties of History: From Voltaire to the Present (Cleveland, Ohio, 1956), p.138. 在,他說:“我的同代人所設計和建造的美麗的歷史學大廈已被摧毀……我們那一代歷史學 家從事件中解讀出的意義竟然是虛假的,完全是虛假的。”①
      有些歷史學家甚至對探索歷史的意義也失去了信心。費希爾(H. A. L. Fisher)在1934 年出版的《歐洲史》的前言中說:“一些比我智慧比我博學的人在歷史中辨識出了某種情節、 某種節奏或某種預定的模式。我卻怎么也看不出這些和諧。我看到的只是一個事件接著另一 個事件,如同一個浪頭接著另一個浪頭。我僅能看到某個偉大的事實,由于它是獨一無二的, 因而無法對它進行概括。對于歷史學家來說,可靠的規則只有一條:在人類命運的發展變化 中他應該認識到偶然事件與不可預測事件的游戲……一代人獲得的基礎到下一代就可能失 去。”②在費希爾看來,歷史僅僅是一個個事件的前后承接,沒有任何意義,也無法加以解 釋。
      這一時期,自然科學性質的改變更加強了以上這種歷史虛無主義觀點。1913年,愛因 斯坦提出了廣義相對論。這一理論在1919年被天文觀察證實以后,隨即風靡于思想界。相 對論帶給人們這樣一種觀念:事物的外觀是隨著觀察者觀察角度的變化而變化的。這種觀察 者和事實的相對性的觀念被克羅齊和柯林武德等歷史哲學家應用到了歷史學中。克羅齊認 為,歷史學家在判斷過去哪些文獻和事件是重要的過程中必定會受到當下興趣的引導。所有 的歷史都是自覺不自覺地根據當前的某個視角撰寫而成的。拿克羅齊的話來說,“所有歷史 都是當代史。”柯林武德走得更遠,他甚至認為,“所有歷史都是思想史。”所有這些理論就 是要力圖取消一戰之前的歷史學家對事實和闡釋的區分。根據這些觀點,情況并非是歷史學 家首先觀察、搜集和證實事實,然后再去“闡釋”它們。實際情況是,觀察和搜集事實的行 為本身就受到歷史學家有關過去的先驗信念的影響。新的科學發現和概念摧毀了這樣一種觀 念:一切事實被發現之日也就是歷史著述終結之時。
      但是,對科學歷史學的懷疑是暫時的和有限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隨著西方經 濟的恢復和好轉,新一代歷史學家開始進入歷史學界。這些歷史學家的當務之急便是克服他 們前輩的懷疑主義和迷惑心理。許多歷史學家試圖重新確立歷史學的傳統價值觀。英國的波 蘭籍歷史學家納米耶(Sir Lewis Namier)便成為了他們的精神領袖和楷模。在納米耶看來, “如果歷史學不想成為一系列假設的話……它就必須牢固地建立在詳細的事實之上。”他拋 棄了蘭克的實證原則,轉而將弗洛伊德的理論應用于對過去的研究,并試圖以此來更新“科 學的”史學觀念。他的結論是:促進人們行動的實際上是個人的動機和力量,而不是意識形 態和信仰。納米耶將一種弗洛伊德式的方法運用于歷史撰寫中,并取得巨大的成功。有的歷 史學家認為,納米耶已經找到了從事歷史研究的最好方法。也有的歷史學家說:“如果納米 耶這樣做下去的話,所有的論爭都將結束,我們也就能夠了解更多的歷史真相。”甚至卡爾 (E. H. Carr)也承認,“納米耶是二戰以來學術界最偉大的英國歷史學家。”③
      在冷戰時期重申歷史客觀性問題的學者中,比較有影響的是科學哲學家卡爾•波普爾。 在《歷史主義的貧困》和《開放的社會及其敵人》這兩部著作中,波普爾重新界定了科學知
      ①Peter Novick, That Noble Dream. The "Objectivity Question'' 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
      (Cambridge, 1988), pp. 131-132. ?
      ②H. A. L. Fisher, A History of Europe (3 vols., London, 1935), p.vii.
      ® Ved Mehta, Fly and Fly-Bottle, Encounters with British Intellectuals (London, 1963), pp.179-183. 識的客觀性。在他看來,只有那些在特定條件下能夠被證偽的命題才具有客觀性。在他看來, 像馬克思主義這樣的理論,由于它可以解釋一切事情并能夠被應用于任何場合,因而只能是 一種形而上學。波普爾還批判了馬克思主義關于歷史具有方向性和規律性的思想。他認為, 歷史的客觀知識只有在短期或中期發展的意義上才能獲得。因為,我們可以在較短的時期內 找到證據來證偽某項命題。但是,在他看來,對于歷史經過一系列階段向著共產主義社會前 進這樣一個命題來說,我們卻無法找到任何一種證據來予以否證,因為,任何一種證據都可 以適用于這一理論。而類似于第一次世界大戰是由德國入侵引起的這樣一個命題可以(起碼 在理論上)被證偽,因為我們可以找到某種證據來證實或否證它。①
      意識到科學史學所暴露出來的問題不僅沒有使歷史學家放棄對歷史的實證性研究,反 而刺激他們更加努力。從總體傾向來看,20世紀歷史學家仍然為科學方法所強烈吸引。他 們希望在更大規模上與社會科學結盟,以求歷史學的更新。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西 方各個國家的歷史學家都在不約而同地試圖將歷史學規范化和科學化。
      在西德,歷史學家們都爭相把新韋伯主義的社會學應用到他們的工作中,以便把歷史 學納入科學化的軌道。有些學者甚至提出把歷史學歸入社會研究、公民教育或政治科學中。 學生們被要求以社會科學研究報告的方式而不是傳統的文學論文的形式來表述他們的研究 成果。在英國,在1966年的一期《時代文學增刊》上,一些年輕的歷史學家把人類學、社 會學和統計學引入歷史學的研究,從而導致了一次歷史學科的重大轉變。勞倫斯?斯通在 1976年注意到,雖然社會科學改進了歷史學家的概念系統和研究策略,但是過分的量化破 壞了不少值得珍視的歷史神話。②
      在戰后的法國,對過去進行“科學的”和“客觀的”研究也蔚然成風。在這方面比較 典型的要算年鑒學派。他們將經濟學、社會學、地理學和統計學方法融合在對過去的研究中, 以便使歷史學達到更為科學、更為客觀的效果。他們樂此不疲地從事歷史學的量化工作。60 年代,在社會科學中進行量化的觀念席卷了整個年鑒學派。年鑒派的歷史學家們越來越想成 為科學家。他們往往稱他們的研究所是“實驗室”,談論著作為一門科學的歷史學。他們反 復地說,假如歷史學要成為科學的話,就必須是量化地進行工作。1979年,年鑒學派的主 要代表人物之一勒•羅瓦•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說“不能量化的歷史學就算 不上是科學的……未來的歷史學家為了生存就必須能夠掌握電腦編程技術。”③根據量化思 想,拉杜里在1966年撰寫了《朗格多克的農民》一書,根據長時段而言,這是一部“沒有 人物的歷史”,是對馬爾薩斯的假設所報道的人口增長與食物價格長周期之間相互關系的一 份統計分析。
      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的美國,隨著“社會科學史學”的興起,對科學歷史學的 信仰達到了頂點。計量經濟學家福格爾(Robert Fogel)對“科學的”歷史學和“傳統的” 歷史學進行了嚴格的區分。根據他的界定,科學的歷史學首先必須利用電腦技術,盡量采用 一些可以通過量化手段加以嚴格檢驗的數學模式。它不能建立在一套有關人類行為的模糊
      ①Karl Popper, 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 (London, 1957).
      ②Lawrence Stone, "Histor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London, 1981).
      ® Emmanuel Le Roy Ladurie, The Territory of the Historian (Chicago, 1979), pp.15-16. 的、不完善的和不連貫的假設之上。它假定,在歷史事件、結構和過程之間存在著系統的關 系。它應該是不偏不倚的,不包含任何價值取向和意識形態暗示。它應該像自然科學那樣, 由學術共同體來完成,而不應像傳統史學那樣,由個別學者單打獨奏。它應該像自然科學那 樣,面向專家同行,而不應像傳統史學那樣,迎合普通大眾。①20世紀70年代,歷史學家 們普遍認為,傳統歷史學之所以經不起相對主義的攻擊,是因為自身還不夠科學。因此,計 量歷史學家不僅把這些科學方法運用于經濟史、社會史和政治史的研究,而且還擴展到其他 各種歷史類型的研究,從而引發了一場對傳統歷史學的改造運動。經過這樣一番改造,到 70年代末,歷史學在科學上變得比以前更加嚴格,“歷史學家比以往更執著于歷史學的科學 理想了。”②我們可以看出,計量歷史學家們所說的“科學的”歷史學與他們所指的“傳統 的”歷史學之間沒有實質性區別,只是后者比前者更科學罷了。
      但是,“科學的”歷史學并非像它的倡導者們宣稱的那樣“科學”。人們發現,計量歷史 學家所提出的問題相當有限,也非常狹窄。在遇到一些歷史上無法量化的重大問題時,他們 就索性丟臉地予以回避。而且,即使在他們用科學方法去解決那些他們所重視的問題時,也 無法做到準確無誤和客觀公正。1974年,福格爾與斯坦萊•昂格爾曼(Stanley Engerman) 采用計量學方法撰寫了《時間在十字路口》(Time on the Cross)。這兩位作者在序言中宣稱, 他們不僅要一勞永逸地回答所有有關奴隸制的效益性問題,而且還要在可定量的資料基礎上 提供有關奴隸們生活狀況的確鑿信息。但是,在一些批評家看來,這部書“充滿了錯誤。它 包含不少數學錯誤,漠視統計學推論的標準原則,錯誤地引用了一些資料,根據語境斷章取 義,還歪曲了其他歷史學家和經濟學家的觀點和發現。”而且,所有這些錯誤都被用來印證 他們一般結論。一旦這些錯誤得以糾正、證據得以核實,他們的整個論證就無法自圓其說了。 ③這樣看來,量化和統計學也不能夠保證獲得那種“科學的”確定性。
      另外,計量歷史學家試圖通過嚴格科學的方法獲得高度客觀性和確定性的信心也被科學 哲學的最新進展削弱。繼20世紀50年代波普爾的經驗主義科學觀盛行一時之后,托馬斯•庫 恩又發表了他的《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在這部極具影響力的著作中,庫恩闡發了一種后 經驗主義的科學觀。在此以前,人們普遍認為,科學是一項不斷進步和完善的事業。但是, 庫恩的理論推翻了這種觀點。在他看來,大部分科學家實際上是不自覺地在一種“范式”中 工作,組成這一“范式”的理論、假設和研究議程支配著他們的觀察和試驗。在一段相當長 的時期內,范式不會被證偽,因為那些與范式不相符合的特例通常被科學家忽略或回避掉了。 然而,當特例積累到一定程度從而在科學共同體內造成不安的時候,科學家們就會著手去探 索另一種新的范式。新范式的不足之處在于,它經常不能很好地解釋一些舊范式能夠加以成 功解釋的現象。不同的范式構成了不同的精神世界,它們彼此之間沒有什么可比性。按照這 樣一種觀點,科學并非必然就是進步的,科學理論具有可錯性,它們不應該由試驗來證實, 而應該由知識的協同性來維持。起初,庫恩的這種觀點受到了許多科學家的攻擊和批判,它 被斥責為十足的相對主義和非理性主義。但是,到了 70年代,庫恩的理論已經在科學哲學
      ①Fogel, “ 'Scientific5 and Traditional History”,in Fogel and Elton, Which Road?, pp.7-70.
      ②Georg Iggers, introduction to th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Historical Studies. Contemporary Research and Theory (eds. Georg Iggers and Harold Parker, Westport, Conn., 1979).
      ③Paul A. David et al., Reckoning with Slavery: A Critical Study in the Quantitative History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 (New York, 1976), p.339. ? 界占據了統治地位,并被廣泛應用于其他知識領域。庫恩認為,自然科學的發展不受外在因 素的影響,他的理論也并不適用于其他領域。范式理論不宜應用于歷史學,歷史學家通常并 不在嚴格的范式內工作。①但是,如果把“科學范式”替換稱為“歷史闡釋”,我們就會看 出二者之間的親和性。庫恩的范式理論在很大程度上挫敗了歷史學家追求科學歷史學的雄心 壯志。
      這樣,直到20世紀80年代,歷史學家對歷史客觀方法的探索始終沒有取得確定性成果。 在這一時期,宣稱歷史學是而且應該是一門科學的主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抨擊和批判。
      19世紀的史學思想和20世紀的史學思想存在一些區別。前者主要是一種敘事的、面向 事件的歷史學,而后者主要是一種社會科學定向的歷史研究與寫作的形式。遵循新的社會科 學研究路線的歷史學家對老式的歷史編纂學進行了批判。他們指出了過去歷史學的狹隘性, 不滿意它僅僅注重個人和具體的歷史事件,而忽視了他們或它們在其中起作用的那個更廣闊 的社會語境。當傳統的歷史學把焦點聚在個人的作用上與意向性的各種因素上而反對簡化為 抽象的概括化時,社會科學取向的歷史學的新形式則是強調各種社會結構和社會變遷的歷 程。在這個意義上,社會科學的研究路線表現出歷史學的一種民主化,它包羅有更廣泛的各 色人等并把歷史眼光從政治擴展到社會上面來。他們對這種古老的研究路線的一項基本假設 提出了挑戰:即,歷史學是探討個別的,而不是進行概括,它的目的是要“理解”而不是要 “說明”,所以他們就反過來主張,包括歷史學在內的所有的科學,都必須包括因果性的說 明。②
      但是,這兩個時期的歷史學之間的區別并不像人們想象得那么明顯。它們都共同分享著 更古老的歷史編纂學的一個信念,那就是,歷史學研究的是一個真實的主題,歷史學家的著 述必須與之相符合。歷史學家們也承認,歷史的真實性和客觀性不可能直接被他們所掌握, 他們必須通過概念和心靈去間接地把握它們。但他們堅信,無論通過什么方式或中介,他們 終究可以發現那過去的秘密。兩個時期的歷史學家都深信,科學能夠有助于實現他們那個客 觀化的崇高夢想。他們都爭先恐后地與自然科學家或社會科學家結成聯盟,不約而同地投身 于使歷史學科學化的宏偉事業中。20世紀的歷史學反對舊式的研究路數,并非因為那是科 學的,而是因為那還不夠科學。
      第二節歷史認識與想象
      從總體上說,在過去的兩個世紀中,西方歷史學是一個逐步科學化和客觀化的過程,歷 史學幾乎成了科學思想和方法的演練場,歷史學淪為了科學的附庸。人們一直在努力把歷史 學轉變成為一種科學,而且將來人們也不會放棄這種努力。但是,我們也不應該忘記,“科 學的”歷史學和古老歷史學的文學傳統之間的斷裂,并不像許多歷史學家們所設想的那樣大。
      ①Thoma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2n edn., Chicago, 1970), pp.164-165.
      ②伊格爾斯:《二十世紀的歷史學一一從科學的客觀性到后現代的挑戰》,何兆武譯,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 年版,第3-4頁。
      “科學的”歷史學本身并不排斥文學的想象,而文學傳統強調想象力的目的乃是為了更生動 地再現真實。實際上,歷史學的文學傳統從來就沒有中斷過,即使是在科學對史學的塑造和 同化最為強勁的時期也是如此。被稱為“科學歷史學之父”的蘭克也承認,歷史學必然包含 著文學或想象的成分。這實際上也是職業歷史學家和普通人都能認同的一種看法。下面我們 就探討一下這一時期的幾種有代表性的有關歷史想象的觀點。
      一、 李凱爾特:想象能夠造成對個別事物的直觀形象
      李凱爾特認為,歷史學是一種有組織的知識體系,因而也是一種“科學”。但在他看來, 作為該意義上的“歷史科學”,它與自然科學之間存在很大區別。歷史學的目的不是提出自 然規律和形成普遍概念,它的課題是對于一次性的、特殊的和個別的東西作出表述。對于自 然科學和邏輯學來說,采用普遍化的方法正是它們的特點所在。他寫道“當我們從普遍性的 觀點來觀察現實時,現實就是自然;當我們從個別性和特殊性的觀點來觀察現實時,現實就 是歷史。”①
      李凱爾特并不否認,同其他一切科學形式一樣,“歷史學家在其敘述中也會求助于一些 具有晉迴意義的詞,因而決不可能通過這些詞而直接形成關于現象的直觀誓銀。”但是,歷 史學家做不到的事情可以由讀者去完成。在解讀歷史作品的過程中,讀者不會僅僅停留在這 些詞的普遍意義上,他們自然會通過自己的想象力去想象那些具體的事物。可見,正是想象 力使普遍的科學概念和普遍的歷史學概念區別開來。從這一方面來看,歷史學應該與詩相近, 因為詩也通常使用一些具有普遍意義的詞,并能有效地刺激讀者的想象力,從而形成一些直 觀形象。正是由于這一點,人們通常把歷史學和藝術特別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或者簡直把歷 史學和藝術等同起來。但是,李凱爾特又認為,歷史學和藝術之間的親近之處僅限于此,而 且,這種親近并不能體現歷史學的本質,歷史學的本質在于它的科學性。實際上,就是在純 粹藝術的直觀和歷史學家所創造的直觀之間也存在原則性的區別。歷史學中的想象力是要受 到嚴格限制的,“歷史學家通過對其有普遍意義的詞進行特殊的組含,把想象引入他所希望 的軌道,所以他讓想象力在對所要重現的形象的改變方面只有盡可能小的活動范圍。”②
      另外,純粹藝術和歷史學之間的區別還在于,前者并不像后者那樣執著于個別性。雖然 如畫像、某個特定地方的風景畫或者歷史小說等藝術作品包含“對那些作為對一次的、十刖 旳現實之重現”,但這類藝術形式的“重現”并不代表美學的本質特征。“一幅畫像的特殊的 藝杏本質并不在于它的相似程度或理論上的同樣地,一部小說的申羨價值也不在于 它與歷史事實的一致性。我可以把這幅畫像和這部小說判定為藝術作品,而完全用不著知道 它們與其表現的個別現實有什么關系。”總的說來,純粹藝術并不在乎其所創造的藝術形象 是否與哪個具體的事物相似。恰恰相反,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藝術正是致力于將個別的直觀 提升到普遍性領域。換句話說,美學的基本問題是關于“普遍直觀”的可能性問題,而歷史 邏輯學的基本問題則是關于“個別概念”的可能性問題。從這個方面看,歷史學和藝術之間
      ①[德]H.李凱爾特:《文化科學和自然科學》,涂紀亮譯,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50-51頁。
      ②[德]H.李凱爾特:《文化科學和自然科學》,涂紀亮譯,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50-51頁,第65-66頁。 不僅不存在親和性,反而可以說是“直接對立的”,因而也就不應該把歷史學稱作藝術。①
      因此,李凱爾特得出結論說,“歷史學由以成為一門科學的形式原則是與藝術家的創作 原則完全無關的,也不能從純粹直觀中引導出歷史學的形式原則。……在歷史學求助于想象 的那些部分中,它可以造成直觀的形象;但是,……首先構成歷史學的科學性質的那種東西, 并不包含在直觀材料本身之中,而且與藝術毫無關系。如果發現歷史學家具有某些藝術才能, 那當然是令人高興的,但歷史學家也完全可以不必借助藝術手段而解決自己的純粹科學的課 題。”②
      可見,李凱爾特是將“真實性”亦即“與歷史事實的一致性”作為歷史學的本質特征, 從而將歷史學和藝術嚴格區別開來。根據他的觀點,歷史學的首要任務就是要運用“個別概 念”盡可能逼真地呈現那個別的歷史事件。在“重現”過去的過程中,歷史學家必然會運用 一些普遍的概念,但他們使用普遍概念的目的既不像自然科學那樣去表述自然規律,也不像 藝術家那樣僅僅在于刺激人們的審美想象,而是要引導人們接近那個別的歷史事實。在李凱 爾特看來,審美想象在歷史學中屬于非本質成分,只有在它有助于真實地重現過去時才會在 歷史學中占有一席地位。總之,在思考歷史學的學科性質的過程中,李凱爾特始終持一種樸 素實在論的立場。
      二、卡西爾:想象是復活人類生命力的必要手段
      卡西爾并不否認,歷史學與科學之間存在一定的親和性。有意思的是,卡西爾所發現的 這種親和性恰恰是被李凱爾特認為是二者之間最大的差別所在。在李凱爾特看來,普遍化方 法是區分歷史和科學的重要標準。但是,對于卡西爾來說,歷史學家在探討真理時像科學家 一樣受制于同樣的形式規則。在他的思考和論證方式中,在他的歸納推理中,在他對原因的 追查中,他都像一個物理學家或生物學家那樣服從于同樣的普遍思想法則。不管人類知識的 對象會是如何地相異,知識的各種形式總是顯示出內在的統一性和邏輯的同質性。“認識事 物的原因”是全部人類知識的一個共同的特性和特征。③
      從休謨和康德的時代以來,我們已經把因果關系看作是我們經驗知識的一個范疇、一 個條件、一個前提。沒有一個領域不受因果關系法則的支配。而且,歷史學家生活在由事物 和事件組成的實在中。他不得不描述這種實在,也不得不研究特殊現象之間的因果聯系。歷 史現象雖然屬于人的領域,但是人的世界不能被當作“一個國中之國”。我們人類的、歷史 的、文化的生活也依賴于一個非常復雜的條件系統,如物理條件:土壤和氣候;人類學的條 件:種族;以及經濟的、社會的和心理的條件。歷史學家不能省掉對這些人類生活的物理條 件作詳細的調查研究。因此,卡西爾認為,所有由物理學、生物學、人類學、心理學、經濟 學和社會學所發現的那些因果關系的知識,對歷史學家來說,都是必需的,都可以拿來為自
      ①[德]H.李凱爾特:《文化科學和自然科學》,涂紀亮譯,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50-51頁,第66-67頁。
      ②[德]H.李凱爾特:《文化科學和自然科學》,涂紀亮譯,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50-51頁,第70頁。
      ③[德]恩斯特•卡西爾:《歷史哲學》,載何兆武主編《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版, 第 591。
       
      己所用。①
      卡西爾不反對因果關系在歷史學中的應用。他聲稱,“我們不需要放棄發現決定人類文 明根源和進展的一般法則的希望。”②但是,卡西爾又認為,接受在別的學科研究和證明了 的所有基本的因果聯系并非構成了歷史學的唯一的和全部的任務。他反對那種運用因果規律 構造一幅人類歷史發展的恒定圖式的做法。因此,他對泰納(H.Taine)的歷史哲學進行了 批判,并對卡爾•蘭普雷希特的因果關系理論提出了質疑。針對他們的科學歷史學觀點,卡 西爾強調了歷史學的非科學性,并闡發了自己對歷史學性質的看法。依據歷史學和科學的對 象和題材的不同,卡西爾對二者進行了嚴格區分。
      卡西爾認為,歷史學家的研究對象是“人類生活和人類文化的以往階段”。歷史學家在 現實的、經驗的重建之外又加上了一種符號的重建。歷史學家必須學會閱讀和解釋他的各種 文獻和遺跡,不是把它們僅僅當作過去的死東西,而是看作來自以往的活生生的信息,這些 信息在用它們自己的語言向我們說話。在某種意義上說,歷史學家與其說是一個科學家不如 說是一個語言學家。對真正的歷史學家來說,這樣的材料不是僵化的事實而是活的形式。歷 史就是力圖把所有這些凌亂的東西、把過去的雜亂無章的枝梢末節熔合在一起,綜合起來澆 鑄成新的樣態。正是這種“再生”,這種過去的新生,標志出偉大的歷史學家的特征。因此, 卡西爾說,“歷史思想并不是實際歷史過程的翻版,而是它的顛倒。”③
      歷史學與科學之間的區別,還表現在二者在獲得事實的方式上。卡西爾認為,物理事 實是靠觀察和實驗得來的。如果我們成功地用數學的語言描述了給予的現象,那么這種客觀 化的過程就達到了它的目的。一個不能用這種方法來描述的現象,一個不能劃歸為一種測量 過程的現象,不是我們物理世界的一部分。并非一切物理的事物或過程都是可直接測量的, 在許多情況下我們要依賴于間接的證實或測量方法。但是物理的事實總是借因果律而與其它 可直接觀察的或直接測量的現象相聯系的。如果一個物理學家對一個試驗的結果有所懷疑的 話,他可以重新進行試驗并加以修改。他會發現他的對象每時每刻都存在著,準備回答他的 問題,接受他的檢驗。但是,對一個歷史學家來說,情況就不同了。他的事實屬于過去,而 過去是一去不復返的,對他來說是不在場。我們不可能在物理學時空一致的意義上重建它, 也不可能在一種純物理的客觀的意義上使它再生。我們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回憶”它,也就 是說,賦予它一種理想的存在。④
      因而,卡西爾特別強調想象力對于歷史學的重要意義。在他看來,歷史學“最終的決定 性的步驟總是一種創造性想象的活動。”⑤他贊同布克哈特和孟森等歷史學家關于歷史學性 質的態度。在論君士坦丁大帝或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的著作中,布克哈特并不自以為對這些 時代已經做出了科學的描述。他也毫不含糊地提出了這樣的悖論:歷史學是一切科學中最不 科學的學問。布克哈特在一封信中寫道:“我在歷史上所構筑的,并不是批判或沉思的結果,
      ①[德]恩斯特•卡西爾:《歷史哲學》,載何兆武主編《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 第 594。
      ②[德]恩斯特•卡西爾:《歷史哲學》,載何兆武主編《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 第 590。
       
       
      而是力圖填補觀察資料中的空白的想象的結果。對我來說,歷史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詩;它 是一系列最美最生動的篇章。”①蒙森不僅是一位科學天才,同時還是科學工作最偉大的組 織者之一。他創作了《拉丁銘文集成》;組織了對古錢學的研究,并且出版了他的《貨幣史》。 這根本不是一個藝術家的工作。但是,當蒙森應邀就職柏林大學校長并作他的就職演講時, 他卻說歷史學家或許更多地是藝術家而不是學者,并以此來說明他關于歷史方法的理想。② 在卡西爾看來,為了占有文化的世界,我們必須不斷地靠歷史的回憶來奪回它。但是, 我們不能把記憶說成是一個事件的簡單再現,說成是以往印象的微弱映像或摹本。它與其說 只是在重復,不如說是往事的新生;它包含著一個創造性和構造性的過程。僅僅收集我們以 往經驗的零碎材料那是不夠的;我們必須真正地四呂亦即事新組令它們,必須把它們加以組 織和綜合,并將它們匯總到思想的一個焦點之中。③也就是說,“符號的記憶乃是一種過程, 靠著這個過程人不僅重復他以往的經驗而且重建這種經驗。想象是真實的記憶的一個必要因 素。”④卡西爾指出,偉大的思想家都是一些極富想象力的人,他們通常都不會拘泥于事實, 其思想往往擴大甚至超越現實世界的界限,“他們那富有想象力的見識滲透與他們的主張之 中并使之生氣勃勃。”⑤
      卡西爾雖然非常重視想象力在歷史學中的作用,但也并非完全歸結于文學的想象。在他 看來,如果說歷史學不是嚴格的科學,那么它同樣也不是純粹的藝術。他說:“藝術借助某 種煉金術式的過程給予我們一種對人類生活的理想描述;它把我們的經驗生活轉化為純形式 的原動力。歷史學并不采取這種方式。它并不超出事物和事件的經驗實在,而是把這種實在 澆鑄成一種新的樣態,給予它以回憶的理想性。”⑥卡西爾認為,雖然每一部偉大的歷史著 作都包含著藝術想象的成分,但它仍然是真實的歷史作品。歷史學家像科學家一樣致力于對 真理的探求,因而也同樣受制于嚴格的規則。“他必須利用一切經驗調查的方法,必須搜集 一切可以得到的證據并且比較和批判他的一切原始資料。他不能遺忘或忽視任何重要的事 實。"⑦
      總之,在卡西爾看來,歷史學的一般主題和最終主旨是“理解人類的生命力”,并且要重 組這種生命力的“原初狀態”。⑧這就決定了,歷史學不僅需要搜集事實,還要使其向我們 發話;不僅要重建它們,還要復活它們。這也就要求歷史學家,不僅要立足證據、尊重事實, 而且更重要的,要最大限度地發揮他們的想象力。要成為一個偉大的歷史學家,就必須在經 驗的真實性和理想的真實性之間保持一種平衡。歷史學家既應該是一個經驗主義者,一個特 殊事實的仔細觀察者和調查者,同時也應該是一個詩人。“真正的歷史綜合或概括所依賴的, 正是對事物之經驗實在的敏銳感受力與自由的想象力天賦的結合。”⑨
       
      三、麥考萊:想象是發現實在的線索
      歌德在與愛克曼的一次談話中曾抱怨道,幾乎沒有什么人具有“對實在的真實性的想象 力”。他說,“大多數人寧愿選擇他們一無所知的陌生國家和環境,那樣他們可以把想象力發 揮到極致。還有一種人抓住實在不放手,而且由于完全缺乏詩歌精神,要求十分嚴格。”①在 歌德看來,想象是真實記憶的一個必要因素,想象中包含著真。因此,歌德把他的自傳題名 為《詩與真》。他的意思并不是說,他在關于個人生活的故事中已經插進了想象的或虛構的 成分。歌德力圖發現和描述的乃是關于他的生活的真,但是,在他看來,這種真只有靠著給 予他生活中的各種孤立而分散的事實以一種詩的亦即想象的形態才有可能被發現。②
      對于浪漫主義時期的一些思想家來說,想象不再是那種建立人的藝術世界的特殊的人 類活動,而具有了普遍的形而上學價值。詩的想象是發現實在的唯一線索。費希特的唯心論 是以他的“創造性想象”的概念為基礎的。謝林則在他的《先驗唯心論體系》中宣稱,藝術 是哲學的完成。諾瓦利斯曾說:“詩是絕對名副其實的實在。這就是我的哲學的核心。越是 富有詩意,也就越是真實。”③也就是說,美的真理性并不存在于對事物的理論描述或解釋 中,而毋寧是存在于對事物的“共鳴的想象”之中。
      19世紀英國歷史學家麥考萊(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認識到,由于受到理性和 想象這兩種能力的左右,歷史學從來都是一個頗有爭議的領域。而且,“它不是由它的兩位 統治者:理性和想象平分治理的,而是交替地落入兩位統治者的獨裁之下。它一會兒是理論, 一會兒是故事。”④根據他的觀點,隨著實驗科學的發展和知識的自然增殖,歷史學家在推 理和準確性方面遠遠超過了古代歷史學家。但是,“近代最好的歷史學家都偏離了真理,不 是由于想象的誘惑,而是由于理智的誘惑。”⑤
      如果說絕對的真實指的是不分巨細地記錄下所有的細節,那么歷史學家不可能完全絕對 地真實,就如同畫家不可能描繪出原型所有的方面因而不可能得到一幅絕對完美的肖像一 樣。既然繪畫和歷史著作都不可能給我們呈現完全的真理,那么,根據麥考萊的觀點,“那 些表現了最能造成整體效果的真理部分的繪畫和歷史著作,乃是最好的繪畫和歷史著作。不 擅長選擇的人,盡管他表現的完全是真理,但其效果可能最為虛假。”⑥這好比一幅用鵝毛 筆速寫的臉像,雖然只抓住了臉部的主要特征,但能比一張壞的油畫更強烈地表現出一張臉。 再好比,一尊白色大理石胸像可以出色地表現出一張充滿生機的臉。但是如果給胸像的嘴唇 和臉頰涂上色彩、卻讓頭發和眼睛保持原樣,那么,他就不是更加生動,而是更糟糕了。
      麥考萊認為,在這方面“修昔底德是一位完美的縮寫大師。他寫的歷史有時如同編年表 一樣簡潔;但他又總是清晰的;有時如拉伏勒斯(注:英國玄學派詩人,散文作家)的書信 一樣細膩,但絕不冗贅。他總是能在該簡略的地方簡略,該繁富的地方繁富。”修昔底德的 歷史是一種肖像畫。但是,在麥考萊看來,這并不是一般的呆板的肖像畫,“它相似但并不
      ①[德]歌德:《歌德談話錄》,愛克曼輯錄,吳象嬰等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75頁
      ②[德]恩斯特•卡西爾:《人論》,甘陽 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66頁。
      ③轉引自[德]恩斯特•卡西爾:《人論》,甘陽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198頁。
      ④[英]麥考萊:《論歷史》,載何兆武主編《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版,第260。
      ⑤[英]麥考萊:《論歷史》,載何兆武主編《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版,第269。
      ⑥[英]麥考萊:《論歷史》,載何兆武主編《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版,第265。
      僅僅是相似,忠實但并不只是忠實而已。這種肖像畫凝縮為時間中的一剎那,從一個獨特的 角度展現混亂而多變的生活的全部歷史——主人公的眼睛洞察幽微,嘴唇仿佛在發布命令, 眉宇間英氣逼人,嘴角幾乎帶著嘲弄的顫抖——其中的每一條皺紋都是對某個重大事件的評 價。”①
      如果說修昔底德的歷史是一幅近似完美的肖像畫,那么希羅多德的歷史則是一種想象的 場景描述。希羅多德與修昔底德都很偉大,而且,在麥考萊看來,前者比后者更偉大。麥考 萊對希羅多德充滿了敬意,稱后者是所有浪漫歷史學家中最優秀的一位。麥考萊承認,希羅 多德的著作“對偉大事件的記述是忠實的”,而且的確“包含著真理”,但他也充分認識到了 其著作的虛構性,甚至認為希羅多德“自始至終都是一位虛構者”。但是,在麥考萊看來, 希羅多德具有一種特殊的才能,使得“虛構的故事是如此之有似事實,而事實又如此有似虛 構的事情。”而且,由于“他的熱情、單純、細膩,他描述場景和寫作對話的出奇才能,他 那甜美酣暢的語言”,使讀者對他及其作品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使得他的著作成為了一部“也 許比最好的歷史還要好的歷史著作”。希羅多德并非沒有缺陷,但那是一種“單純想象的心 靈的缺陷。”②
      麥考萊認為,希羅多德創作虛構歷史所需要能力要比修昔底德創作肖像式歷史所需要的 能力更高因而更難,前者包含后者,而后者則不一定能夠包含后者。因為,“誰如果能描繪 出心靈所見的一切,也一定能描繪出目光所見的一切。誰如果能編造故事并講得有聲有色, 他也一定能把真實的事情講得有聲有色。”③天才的想象力和優美的文筆比循規蹈矩的字面 表述更能表現實在的真實性。
      但是,麥考萊并不贊成對想象力進行毫無節制地運用,它的發揮必須以不損害事實的真 實性為前提。他說:“一個完美的歷史學家必須具有足夠的想象力,才能使他的敘述既生動 又感人。但他必須絕對地掌握自己的想象,將它限制在他所發現的材料上,避免添枝加葉, 損害其真實性。他必須既能進行深入而巧妙的推論,又具有充分的自制力,以免將事實納入 假說的框架。”④可見,在對待想象和經驗的關系上,麥考萊終究是一個實在論者。
      四、屈維廉:歷史學是…種想象性的猜測
      1903年,“蘭克學派”在英國的代表人物伯里在一次著名的就職演說中宣稱:“歷史學 是一門科學,不多也不少……”,并對麥考萊有關歷史是一種藝術的主張表示了輕蔑。伯里 的言論刺激了屈維廉(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他隨即撰寫了《克里奧:一位繆斯》的 文章,對伯里的科學歷史觀進行了批判。
       
      屈維廉針鋒相對地指出,歷史學既不像自然科學那樣具有實際的效用,也不能夠像自然 科學那樣演繹出普遍的因果關系,因此,“歷史的價值不是科學的。它的真正的價值是教育 方面。它能夠使人們回想過去,從而教育人們的心智。”①
       
      屈維廉并不反對搜集“事實”,他反對的是某些歷史學家認為根據“事實”就可以弄清 楚歷史事件的因果關系的那種狂傲。②他也并不完全反對在歷史學中進行因果關系的研究, 但歷史學家的工作應該僅限于“對原因和結果加以概括和猜測”,而且他這樣做的時候也應 該謙虛,不應該把這種事稱為“科學”。
      在他看來,歷史學的第一職責不是研究因果關系,而是講故事。對于因果的研究絕不是 開拓心智的唯一方法,也許也不是開拓心智的主要方法。“對過去發生事情的記述,比起它 的原因和結果來,更能通過擴大同情心的廣度、通過加深良知的贊同和反對,鍛煉我們的政 治判斷;它用過去的榜樣鼓舞青年人有抱負,鼓舞老年人能堅持;它以人們曾經有過的情況 為鏡鑒,使我們看到我們現在是怎樣,使我們模糊地預見到我們將來又應當是什么樣子。”③ 顯然,對屈維廉來說,敘述無疑是歷史學家的主要技能。
      在屈維廉看來,19世紀的歷史學是一種以敘述為主的歷史學,敘述甚至有些泛濫成災。 但是,進入20世紀以后,歷史學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因此,屈維廉抱怨當時的歷史學家不 把歷史當作一個“故事”,而是把它當作一門“科學”,從而嚴重地忽視了敘述的藝術。在他 看來,這是當時歷史著作的一個根本性的缺點。一些作家即便偶爾講述故事,也似乎從來不 注意敘述的藝術。他們所敘述的事件像一潭死水而不像大河的奔流。對屈維廉來說,歷史本 質上是“一個故事”。歷史學家應該圍繞這個故事,把對人物的刻畫、對社會和文化的研究 以及對因果關系的探討等不同的問題貫穿起來。總之,“歷史的藝術始終是敘述的藝術,這 是最基本的原則。”④
      同卡西爾相似,屈維廉也認為,歷史學家最重要的工作是“恢復我們祖先的某些真實的 思想和感受”。要完成這項艱巨的任務,對過去“加以真實地描繪”,并使我們的祖先“重新 獲得生命”,除了需要辛勤地搜集證據和研究考察文獻以外,更需要“最敏銳的眼光、同情 心和想象力”,以及敘述的藝術。⑤卡萊爾不重視搜集史實和鑒別證據,這也的確是他的一 個缺陷。但是,他之所以成為一個偉大的歷史學家,主要是由于“他的想象和敘事的才能”, 這恰恰是當代歷史學家所欠缺的東西。⑥
      因而,屈維廉特別重視敘事和想象在歷史學中的重要作用。他說:“在歷史業務的最重 要的方面,歷史并不是一種科學的演繹,而是一種最有可能普遍化的想象性猜測。”⑦英國 經濟學家馬歇爾(Alfred Marshall)教授曾經說過,"經濟學家首先需要有想象力,使他能夠
       
      ⑥[英]屈維廉:《歷史女神克利奧》,載何兆武主編《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版,第
      627頁。
      ⑦[英]屈維廉:《歷史女神克利奧》,載何兆武主編《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版,第 624 頁。 置身于那遙遠的或者存在于表面之下的事件的原因的蹤跡之上。”針對這句話,屈維廉引申 說,假如像馬歇爾教授所說,想象力對于經濟學家是必要的,那么對于一個歷史學家,想象 力就更為重要了。因為,歷史學家力圖發現的是人的行動背后的動機,而且,他還必須考慮 到人“在感受上和思想上有著無數的能力”①
      屈維廉也并非一味地強調想象和敘事的重要性,他也重視歷史學的精確性和真實性。他 認為,“一個歷史家需要有一些科學精神的東西,正如一個偵探或一個政客也需要這樣的東 西一樣。”②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他所說的“科學精神”指的是歷史學家必須認真踏實地 搜集事實和檢驗證據,而不是致力于尋求歷史因果規律。
      在將“科學”限定在這種狹隘意義上之后,屈維廉提出了歷史學的三項任務,它們依次 是“科學的、想象的或推測的和文學的”。首先是“科學的任務”,即積累史實和檢驗證據; 其次是“想象的或推測的任務”,指的是研究已經搜集的史實,選擇和排比它們,并進行推 測和概括;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文學的任務”,即用一種能吸引和教育讀者的形式把科學 和想象的結果表達出來。屈維廉之所以如此強調“文學”的重要性,是因為,在他看來,“寫 作”是歷史學家最為困難和最為重要的任務。他所說的“文學”不僅包括戲劇、小說和文藝 作品,而且包括一般的敘述性作品。而且,它們都必須是優秀的作品,都應該是“端莊淑慎 的賢妻良母”,而不是“尋歡作樂的女子”。③
      總之,作為一個科學主義歷史觀的反對者,屈維廉褒揚“想象”和“敘事”而貶低“科 學”的傾向是很明顯的。但是,他并不是一個徹底的反科學主義者。他強調認真地搜集史實 和鑒別證據,注重對過去進行“真實地描繪”,因而,歸根結底是一個實在論者。
      五、貝克爾:歷史是真相和想象的混合物
      在美國歷史學家貝克爾(Carl Becker, 1873-1945)看來,“歷史”這個名詞指的就是有 關歷史的知識。他并不否認,的確存在一種本體論意義上的歷史,它由一系列確實發生過的 事件構成。但是,這些歷史事件對于我們活著的人來說是不在場的,我們永遠不能使它們復 活,永遠不能直接對它們加以觀察或試驗。因而,“事件的實在系列”只能以文獻和證據的 形式呈現給我們,也就是說,它們“只能存在于我們所肯定并且保持在記憶中的那意識上的 事件系列之中。”因而,貝克爾得出結論說,“為了一切實用的宗旨,對我們和對目前一時來 說,歷史便是我們所知道的歷史。”或者,換句話說,“歷史是說過和做過事情的記憶。”④
      貝克爾認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每個普通人都是他自己的歷史學家。從克羅齊的“一 切活的歷史都是當代史”的觀點出發,貝克爾指出,我們所肯定并且保持在記憶中的那些事 件同我們當前正在做的和將來希望去做的事情有密切關系。因此,留在我們記憶中的那些事
      ①[英]屈維廉:《歷史女神克利奧》,載何兆武主編《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版,第
      626 頁。
      ②[英]屈維廉:《歷史女神克利奧》,載何兆武主編《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版,第 642 頁。
      ③[英]屈維廉:《歷史女神克利奧》,載何兆武主編《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版,第 642-643 頁。
      ④[美]貝克爾:《人人都是他自己的歷史學家》,載何兆武主編《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版,第565-566頁。
      件對于每個人來說都是各不相同的。在這個意義上,歷史不可能還原為一套可以證實的統計 數據,或歸結為一套普遍有效的數學公式。毋寧說,“歷史是一種想象的產物,是屬于個人 所有的一種東西;這種東西是我們每一個普通人從他個人的經驗里塑成,以適應他實際的或 情緒上的需要,并且把它盡可能地好好加以修飾來適合他審美的口味。”①
      每日每時,從不同的來源,我們每個人的腦海里都會涌入大量相干和不相干的信息。我 們通常會根據自己的切身需要,從這一大堆信息里形成“一幅關于在過去和遙遠地方說過和 做過事情的定型的記憶圖景。”在形成這幅圖景的過程中,每個人都仿佛是一位藝術家,他 會在想象中重新創造一種個人經驗所特有的“歷史”。這種歷史必定“是事實和幻想的動人 的混合物,是對真實事件的一種神秘的附會。”這幅圖景中可能有一部分真相,也有一部分 虛謬;也有可能既非真相也非虛謬,而只是一種便利的錯誤形式。②
      在貝克爾看來,嚴格意義上的歷史是社會記憶的一種人為伸張,因而也是一種由來已久 的藝術。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歷史乃是故事,并且就歷史的目的而言,總是一種真實的故事; 它運用所有文藝的技巧(說明和概括,敘述和描寫,比較、批評和類比)去揭示人類生活上 連續不斷的種種事件,并從中推論出一種完美的意義。因此,歷史學家所寫的歷史,像我們 普通人非正式形成的歷史一樣,“是真相和想象的一種便利的混合物,也就是我們通常分別 稱為'事實'和'闡釋'的一種便利的混合物。”他還說,“歷史并不是外在物質世界的一部 分,僅是已經消逝的事件的一種想象的重建。”③
      19世紀的歷史學家不滿意歷史學中所包含的大量哲學和意識形態因素,決定拋棄“闡 釋”和“想象”,轉而面向對實際事件的嚴格考察,即僅僅就事件發生的實際情形進行研究。 他們不辭勞苦地搜集和編輯原始資料,并且憑著那卓越的毅力和機智對虛幻的錯謬追根求 源。他們皓首窮經、歹單精竭慮,為的就是弄清楚個別細節和那崇高的真理。而且,他們中不 少人也真的相信自己已經發現了歷史的秘密。富斯特爾(Fustel de Coulanges)對報以掌聲 的學生們說道:“說話的不是我,而是歷史通過我說話。”對他來說,“如果某種哲學從這種 科學的歷史中產生出來,那一定要讓它處于它的自動,完全獨立于歷史學家的意志以外,自 然地產生出來。”對于這種實證主義的歷史觀,貝克爾表示了自己的懷疑。雖然搜集和確立 事實是應該的,“并且確實也是歷史學家的首要職責”,但是,他認為,假定事實一經充分成 立便能“為其本身說話”,那是一種幻想,特別是19世紀歷史學家們的一種幻想。
      在貝克爾看來,不摻雜任何主觀性的“鐵硬”或“冰冷”的歷史事實是根本不存在的, 即使最最公正無私的歷史學家在他執意說他沒有先入之見這一點上,至少就有了一個先入之 見了。如果任其自然,事實是不會自動說話的,而且如果任其自然,事實是不存在的,“因 為就實際目的而言,除非有人加以確認,便不會有什么事實。對于任何歷史事實,歷史學家 至少能做選取和確認的工作。去選取和確認即使最簡單的一堆事實,便是去給它們在某種觀
      ①[美]貝克爾:《人人都是他自己的歷史學家》,載何兆武主編《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版,M 573頁。
      ②[美]貝克爾:《人人都是他自己的歷史學家》,載何兆武主編《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版,第575頁。
      ③[美]貝克爾:《人人都是他自己的歷史學家》,載何兆武主編《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版,第577-580頁。
      念模型內以某種地位,僅僅如此便足以使它們取得一種特殊的意義。”①
      貝克爾是美國史學家中相對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利用克羅齊的理論反對歷史 的客觀性,認為歷史學家在決定他們的興趣、價值觀和假設的時候,總是從他們時代的現實 問題出發。在他看來,歷史只是對曾經發生過的一系列的事件的記憶,是真相和想象或者事 實和闡釋的混合物,不存在絕對純粹的歷史事實。但是,從實用主義立場出發,他并不完全 反對歷史知識的可能性。他并不否認“在所有過去的時間里確實發生過一系列的事件”,承 認歷史包含著事實和真相,并鼓勵歷史學家去搜集和確認事實。顯然,貝克爾的歷史相對主 義并沒有導致他走向極端反實在論立場,他仍然算是一個現代意義上的歷史學家。
      六、柯林武德:作為一種先驗想象活動的歷史思維
      (-)歷史思維的性質
      在柯林武德看來,從17世紀開始,對科學的興趣一直支配著人類的生活。但是,至少 從康德的時代以來,人類開始習慣于歷史地進行思想。在這段時期里,歷史思想發展出了它 自己的一套嚴格的程序和方法,并進入了科學的進程。這種歷史思想和方法極大地影響了人 類的生活,并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思想和行動的每一個部門。哲學家也同樣受到了這一歷史 思想的影響。尤其是在德國和意大利,一些哲學家開始對歷史思維進行康德式的分析。但是 在英國,哲學家們嚴重疏忽了對歷史思維的研究,他們認為歷史學僅僅是見解而不是知識, 而且,即便是知識,也不過屬于一般的知識,沒有必要對他進行特別的研究。柯林武德對這 種狀況深感不滿,便決定對歷史思維的性質進行一番哲學探討,以彌補英國思想界在這一方 面的缺失。
      柯林武德首先拿知覺與歷史思維進行類比。他發現,雖然“二者都以某種個體事物作 為自己的固有對象”,因而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二者在所思考的對象上存在很大的不同。 這表現在,知覺的對象總是當下的或在場的,總是這個、此地、此時;而歷史思維的對象則 是不在場的,它們永遠地消失在過去的時間中,再也無法被人們所直接感知了。可見,當下 的知覺和歷史的思維之間存在著矛盾,也就是說,只有在發生的事件“不再是可知覺的時候, 它們才真正變成了歷史思想的對象。”因此,那種把認知看作是知識的本質的理論并不適合 于歷史學。
      然后,柯林武德又在科學和歷史學之間作了比較。根據他的分析,二者也存在很大的 相似之處,即有關它們的知識都是“推論的或推理的”。其不同之處在于,科學知識是一個 抽象的共相世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它可以說無處不在、無時不在,但從另一種意義上來 說,它又可以說不在任何地方、不在任何時間之中。但是,歷史學家所進行推理的事物卻不 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不是一般的而是個別的,對空間和事件并不是漠然無關的而是有它自 己的地點和時間,雖則那地點并不必須是此處,而那時間也不可能是此時。
      柯林武德認為,歷史學既不單純是知覺知識也不完全是科學的抽象思想,同樣也不是
      ①[美]貝克爾:《人人都是他自己的歷史學家》,載何兆武主編《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版,第578-580頁。
      二者的簡單結合。也就是說,它并不是部分是對當下個別對象的認知,部分是對抽象實體的 推理知識。在他看來,歷史學“完全是對暫時的、具體的事物的推理知識。”①在對歷史思 維的性質進行了這樣的界定后,柯林武德接著對之進行了縝密的分析和詳細的闡述。
      (二)歷史思想的自律性
      柯林武德從批判一種常識性理論開始。根據這種理論,歷史學中最本質的東西就是記憶 和權威。也就是說,如果一個事件要進入歷史,首先就必須有某個人是知道它的,其次他必 須記得它,然后他必須以別人所能理解的詞句來陳述他對它的回憶;最后別人必須接受那種 陳述,把它當作是真實的。因此,按照這種理論,歷史學也就是相信某個人對他所知道的某 件事情的陳述。那個相信的人就是歷史學家;而這個被相信的人就被視為權威。
      根據這種理論,權威的現成陳述對于歷史學家乃是一種神圣的條文,它們對事件所作 的描述具有絕對的真實性和權威性。因此,歷史學家絕不能以任何借口篡改它們,他絕不能 對它們有所增刪,而最重要的是,他必須與它們嚴格地保持一致性。對于他來說他的權威所 告訴他的就是真理,是全部可以接受的真理,而且全都是真理。
      柯林武德斷然否定了這一常識性理論。在他看來,這一理論并不符合歷史學家工作的 實際過程。實際情況是,為了使自己的思想奠定在一個科學的基礎上,歷史學家一直都在選 擇、構造和批評。“歷史學家遠不是依賴自身以外的權威,使他的思想必須符合于權威的陳 述,而是歷史學家就是他自身的權威;并且他的思想是自律的、自我-授權的,享有一種他 所謂的權威們必須與之相符的并且據之而受到批判的標準。”②柯林武德宣稱,認識到這一 點是“史學理論中的哥白尼式的革命”。然后,柯林武德仔細考察了選擇、構造和批評這三 種體現歷史思想自律性的工作步驟。
      首先是選擇的工作。柯林武德認為,雖然歷史學家努力試圖“精確地重現他在他的權 威那里所找到的東西”,但是,他總是在有意無意地選擇、簡化和系統化,撇開他認為不重 要的東西而保留那些他以為是精華的內容。即便是最拙劣的歷史學家,也不可能僅僅抄襲他 的權威,他即使沒有加進自己的東西,也總免不了出于自己的需要而撇掉一些東西。因此, 從這個問題上,歷史學家是他自己的主人;他的思想在這種限度上乃是自律的。
      其次是批評的工作。所謂批評,就是拋棄或者修訂他認為是出自訛傳或謊言的東西。 正如科學家拷問大自然,用實驗來折磨她,以便向她索取他自己問題的答案;同樣地,歷史 學通常會把他的權威放在證人席上,通過反復盤問而從他們那里榨取出在他們的原始陳述中 所隱瞞了的情報。在柯林武德看來,批評是歷史學家自律性最明顯的表現形式。在這里,“他 以一個歷史學家的活動的資格,多少是有力量地拒絕他的權威所明白告訴過他的某些東西, 而代之以另外的一些東西。”因此,歷史學家必須獨自根據他自己的權威來回答真理的標準 問題。哪怕他接受了他的權威們所告訴他的話,他也不是根據他們的權威而是根據他自己的 權威來接受它的;不是因為他們說過它,而是因為它滿足了他那歷史真理的標準。③
      ①[英]柯林武德:《歷史的觀念》,何兆武、張文杰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324-328頁。
      ②[英]柯林武德:《歷史的觀念》,何兆武、張文杰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330頁。
      ③[英]柯林武德:《歷史的觀念》,何兆武、張文杰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328-332頁。
      最后是構造的工作,即歷史學家在權威的陳述中間插入一些他們確實沒有明確說過的 東西。正是對歷史思維的這一方面,柯林武德進行了最為細致的分析和闡述。
      (三)歷史是一幅先驗想象的圖畫
      柯林武德認為,歷史學家的構造活動也是歷史學家自律性的明證。他解釋說,“歷史學 家的權威們告訴了他一個過程的這種或那種形態,卻留下了中間的形態沒有加以描述;于是 他就為他自己插進了這些形態。”①比如,我們的權威們告訴我們說,有一天愷撒在羅馬, 后來又有一天在高盧,而關于他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的旅行,他們卻什么也沒告訴我們; 于是歷史學家便根據完美的良知插入了這一點。歷史學家關于他的主題的圖畫,雖然也包括 直接從他的權威們那里所引證的陳述,但主要是按照他自己的標準所推論出來的陳述。
      根據柯林武德的觀點,這種插入的辦法具有兩個意義深遠的特征:首先,它絕不是任 意的或純屬幻想的,而是必然的或者先驗的。如果我們用幻想出來的細節去填補對愷撒的行 動的描述,那末這種構造就是文學作品意義上的任意編造。但是,如果我們的構造不包含任 何與證據相矛盾的東西,那么它就是一種合法的歷史建構,甚至是歷史學的一種必需。其次, 以這種方式推論出來的東西,本質上是某種想象出來的東西。如果我們眺望大海,看見有一 艘船,五分鐘之后再望過去,又看見它在另一個不同的地方;那么對這艘船在兩個地點之間 所占據的各個位置,我們就不得不借助于想象力了。中間當我們不曾眺望的時候,我們就會 發覺自己不得不想象它曾經占據過各個中間的位置。
      這種具有這兩個特點的活動被柯林武德稱為“apriori[先驗的]想象”。在他看來,“正是 這種活動溝通了我們的權威們所告訴我們的東西之間的裂隙,賦給了歷史的敘述或描寫以它 的連續性。”我們前面已經知道,麥考萊認為,為了使其“敘述既生動又感人”,歷史學家必 須具有“足夠的想象力”。但是,柯林武德認為這是一種常識性見解,它實際上是低估了歷 史想象力所起的作用。根據他的觀點,“歷史想象力嚴格說來并不是裝飾性的而是結構性的。 沒有它,歷史學家也就沒有什么敘述要裝飾了。想象力這種'盲目的但不可缺少的能力', 沒有了它(就像康德所表明的)我們就永遠不可能知覺我們周圍的世界,它也同樣是歷史學 所不可缺少的;這就是歷史的構造的全部工作所進行的活動,它不是作為幻想在隨心所欲地 活動著,而是以其先驗的形式在活動著。”②
      柯林武德指出了對想象力的兩種誤解:第一,有人認為,我們所想象的東西必定是虛 構的或不真實的。柯林武德的觀點是,“想象的東西,單純地作為想象,既不是不真實的, 也不是真實的。”他舉例說,如果你想象一個朋友剛離開你的房子不久,現在正走進他自己 的房子,在這種情況下,你的想象毫無疑問是真實的。第二,與上一種誤解相關,有人認為 想象力本質上是隨心所欲的、任意的、純屬幻想的,因而“apriori]先驗的]想象”是一個悖 論。針對這種誤解,柯林武德提出了先驗想象力的另外兩種表現形式:一種藝術家的想象, 另一種是知覺的想象。在柯林武德看來,前一種想象雖然是自由的,但絕不是任意的。在這 里,先驗的想象也在起作用。關于這一點,我們隨后再作介紹。至于知覺的想象,柯林武德
      ①[英]柯林武德:《歷史的觀念》,何兆武、張文杰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331頁。
      ②[英]柯林武德:《歷史的觀念》,何兆武、張文杰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336-337頁。 
      指的是康德曾經分析過的那種。這種想象對知覺的數據起著一種補充和鞏固作用,比如,在 桌子的下面,在沒有敲開的雞蛋的里面,在月球的背面,等等,這都是知覺的想象發揮作用 的場合。這種想象也同樣是先驗的,因為我們所要想象的東西是必然存在的。然后,柯林武 德指出,歷史想象與以上兩種想象在性質上沒有什么不同,它們都同樣是先驗的。與其他兩 種想象所不同的是,歷史想象“以想象過去為其特殊的任務”,而由于“過去”是不在場的, 它就不可能成為當下知覺的對象。①
      因而,柯林武德說:“歷史學家關于他的題材的圖畫……表現為一幅想象構造的網,它 是在他的權威們的陳述所提供的某些固定點之間展開的。如果這些點出現得足夠頻繁,而且 從一個點到下一個點的線索都是小心翼翼地由先驗的想象、而從不是由純屬任意的幻想所織 就的;那末整個圖像就經常可以由訴之于這些數據而加以證實,并且不會冒與它所表現的現 實有脫離聯系的危險。”②
      在柯林武德看來,當我們認識到構造性的想象在歷史學中所起的作用時,那基本上就 是在思考著歷史的工作了。但是,他提醒我們,不能一味強調想象而忽視了批評的力量。我 們應該認識到,“歷史的想象在其間結網的那些假定的固定點不是現成地賜給我們的,它們 必須是靠批判的思維來獲得的。”③也就是說,為了獲得歷史的真相,我們不能生吞活剝權 威們告訴我們的東西,而是要積極地批判它。最后,柯林武德不得不承認,“對于歷史思想 并沒有什么這樣給定的固定點;換言之,在歷史學中正像嚴格說來并沒什么權威一樣,嚴格 說來也并沒有什么數據。”④因為,作為歷史學家現成占有的事實,數據實際上是由歷史思 想所給與的,因而是歷史思想的一種“結果或成就”。也就是說,沒有了歷史知識或歷史思 想,權威的陳述根本就算不上什么歷史事實,而只是此時此地存在著的某種東西,只是被歷 史學家所知覺罷了。
      因此,柯林武德認為,真理的標準不可能來自權威所提供的陳述,歷史學家所構造的 那張網的有效性也不在于某些給定的事實。并不是這張網的有效性要靠給定事實來支持,而 恰恰相反,事實的有效性或真實性要靠這張網來加以檢驗,因為這張想象之網“乃是比我們 迄今所認識到的要堅固得多、有力得多的某種東西。”歷史學家首先根據證據構造出一幅連 續一貫的和有意義的圖畫,這幅圖畫遂成為了他借以選擇和批評證據的標準。⑤這樣,在擺 脫了它對于外部所提供的那些固定點的依賴之后,歷史學家對過去的圖畫因而在每個細節上 就都是一幅想象的圖畫,而其必然性在每一點上就都是一種先驗的想象的必然性。凡是進入 其中的任何東西之所以進入其中,都不是因為他的想象消極地接受它,而是因為他的想象積 極地需要它。
      (四)歷史想象與文學想象的異同
       
      對于歷史想象與文學想象之間的相似性,柯林武德指出,它們都致力于構造出一幅想 象的圖畫,這幅圖畫部分地是敘述事件,部分地是描寫情境、展示動機、分析人物;它們的 目的都是要使自己的畫面成為一個連貫的整體,其中人物和情節的發展都是由其自身內在的 必然性所決定的,除了必然的東西而外,兩者都不能容許有任何別的東西;再者,它們兩者 都必須是有意義的。總之,“小說和歷史學這二者都是自我■解釋的、自我證明為合理的,是 一種自律的或自我■授權的活動的產物;在兩種情況下這種活動都是apriori[先驗的]想象。” ①
       
      小說家和歷史學家之間的區別在于:小說家僅僅需要完成一項任務,那就是要構造一 幅連貫的和有意義的圖面;而歷史學家除了要完成這項任務外,他還要盡量追求畫面的真實 性,也就是說,他還必須構造“一幅事物的畫面(像是它們實際存在的那樣)和事件的畫面
      (像是它們實際發生的那樣)。”歷史學家必須服從以下三種規則:
      第一,他的畫面必須在空間和時間中定位。藝術家的畫面則無此需要;實質上,藝術 家所想象的事物恰恰是不在某個實際的地點或日期發生的。
      第二,一切歷史都必須與它自己相一致。純粹想象的各種世界是不可能有沖突的,也 不需要一致,它們各自都是一個自足的世界;而歷史的世界卻只有一個,而且其中每一件事 物都必定和其它每一件事物處于某種關系之中,哪怕這種關系僅僅是地志學上的和年代學上 的。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歷史學家的圖畫與證據之間存在著一種特殊的關系。歷史學家 主要是根據這種關系來判斷其畫面的真實性。實際上,歷史學家通常也都是通過證據來檢驗 歷史陳述的真實性的。一個不能如此加以證實的真理對于歷史學家是毫無意義的。②因此, 證據就成為了想象畫面真實性的標準。這樣一來,在真理標準問題上,柯林武德似乎陷入了 循環論證的麻煩中:一方面,證據的有效性要靠那幅想象的一貫圖畫來支持,另一方面,圖 畫的真實性又必須訴諸于證據的檢驗。
      但這只是一種假象。對于柯林武德來說,能夠作為真理標準的必須是某種清晰明白而 又具有普遍性的東西。然而,在柯林武德看來,證據不具備這一品格。這是因為,證據“不 是被歷史學家的心靈所吞噬和反芻的現成歷史知識。”③證據不是給定的,它實際上是歷史 知識的結果或成就。隨著歷史知識的擴大、歷史方法的變更、歷史學家的能力增長以及解釋 證據原則的變化,證據始終處于變動不居的狀態中。④
      因而,無論是有關歷史知識的證據,還是“幫助歷史學家解釋這種證據的各種才能”, 都不能向歷史學家提供有關歷史真理的標準。在柯林武德看來,能夠成為歷史真理標準的乃 是“歷史觀念本身,即關于過去的一幅想象的畫面這一觀念。”⑤這種觀念既具有笛卡爾式 的內在性,又具有康德式的先驗性。它不是心理原因的一種偶然的產物,而是每個人的心靈 中都具備的一種必然觀念。它是一個并沒有任何經驗的事實恰好與之相符合的觀念。
      最后,柯林武德說:“歷史學家,不管他是怎樣長期而忠實地工作著,都永遠不能說自 
      己的工作,哪怕是在最粗糙的輪廓上和在這種或那種最小的細節上,是一勞永逸地完成了。 他永遠不能說,他關于過去的圖畫在任何一點上都是適合于他關于它應當是個什么樣子的觀 念的。但是,不管他的工作結果可能是多么支離破碎和錯誤,支配它那進程的觀念卻是清楚 的、合理的和普遍的。它乃是歷史想象之作為自我■依賴的、自我■決定的和自我■證實的思想 形式的一種觀念。”①這樣,柯林武德通過將“歷史想象畫面的觀念”確立為歷史真理的標 準和歷史工作的主導原則,從而最終擺脫了經驗事實的束縛,陷入了唯心主義的泥坑。
       
      總之,柯林武德的這些觀點代表了現代西方思想中有關歷史想象的最高成就。在他看 來,歷史想象力并不僅僅是裝飾性的而是結構性的。從認識論上看,歷史思維主要是一種先 驗想象的活動。歷史學家憑借這種先驗的想象力描繪出一幅有關其題材的想象的圖畫。這種 想象畫面的觀念因其普遍性和明晰性而成為了歷史真理的標準。從這一方面看,柯林武德的 確是一位笛卡爾和康德意義上的唯心主義者。但是,我們還應該看到,柯林武德所謂的“先 驗”想象并不是一種任意的幻想,而是暗含著某種必然性和真實性。雖然他崇尚那種普遍性 的歷史想象觀念,但是,他卻始終沒有真正擺脫經驗事實的糾纏。他堅持認為,歷史學家必 須力求真實,應該努力去構造“一幅事物的畫面(像是它們實際存在的那樣)和事件的畫面 (像是它們實際發生的那樣)。”因此,他對文學想象和歷史想象進行了區分。可見,柯林 武德并非是一位徹底的反實在論者,從某種意義上說,他還是一位歷史真理的追求者。
      通過以上兩節內容我們可以看出,十九世紀以來“科學的”的歷史學和歷史學的文學傳 統之間存在著連續性。文學傳統在強調想象的過程同時,也并不忽視對過去真實性的追尋。 自從蘭克以來,歷史學的“科學”取向就與它的文學傳統共享一項最為基本的前提:他們都 接受了真理的符合論,認為歷史學是描繪確實存在過的人和確實發生過的事。這種有關真實 性的前提,就決定了從希羅多德到蘭克、再從蘭克到20世紀的歷史著作的主題和結構。而 正是這種在過去兩個世紀里支配著西方歷史學的實在論前提,在當今的后現代史學思想中受 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和質疑。
      第二章歷史語言與想象
      從思想世界降到現實世界的問題,變成了從語言降到生活的問題。
      馬克思、恩格斯
      我們已經看到,直到20世紀六、七十年代,西方歷史學仍然被一種科學化的研究范式 主宰著。這種解釋模式是根基于19世紀的實證主義,其特征是用自然科學的方法來進行歷 史研究,其研究的主旨就是尋求歷史的規律,并強調歷史的客觀性和科學性,要求歷史學家 不偏不倚地解釋歷史和社會。然而,早在20世紀的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在法國和美國 等國家,一批歷史學家基于對這種歷史研究模式的不滿,開始著手進行新的突破。在結構主 義特別是后結構主義理論的指導下,他們吸收社會學、人類學、符號學等學科的研究方法, 把重心放在對歷史語言的研究上,逐步發展和形成了一種新的研究范式,他們將此稱之為歷 史研究的“語言學轉向”。放眼當今的西方歷史學,我們不難看出,19世紀以來一直占據支 配地位的那種科學主義的研究范式已經不再具有統治力了。人們曾經相信,對過去進行“科 學的”或“客觀的”研究可以使我們恢復歷史文本的“真正”意義,從而發現歷史真相。如 今,在后現代主義的批判性論爭中,這種自信心受到了嚴重的打擊。
      第一節后現代歷史語言觀
      …、 后現代主義與歷史哲學的“語言學轉向”
      后現代主義是一個很難界定的概念,它實際上是一個由各種不同而又相關的理論和主題 所組成的混合體。但一般說來,后現代主義被看作是對我們當前生存狀況的一種總體描述。 后現代主義起源于現代德國哲學,它的先驅是唯意志主義哲學家尼采,當代海德格爾的思想 也是它的一個重要來源。大部分后現代主義者都認為,從20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西方 社會發生了從現代到后現代的重大轉變。根據法國文化批評家利奧塔的理解,后現代主義的 標志在于對啟蒙以來那些用以解釋西方文明進步的宏大敘事或元敘事的否定,是對啟蒙時期 的進步觀念和現代主義的自覺反叛。20世紀60年代,一批法國知識分子在尼采和索緒爾理 論的基礎上所創立的后結構主義語言理論是后現代主義的主要形式。
      現代哲學把語言理解為一種傳達有意義的知識的載運工具。邏輯實證主義起源于20世 紀30年代的維也納學派,隨后在英美分析哲學中起了重要的作用。這種分析哲學追求的是 一種沒有矛盾的和清晰明白的理想化語言,它足以能夠傳達邏輯的概念和科學探索的結果。 但是后來的結構主義者和后結構主義者對語言及其指涉功能提出了質疑。他們認為,語言是 實在的最終視閾,或者說,不存在一個獨立于人類語言和話語之外的超語言實在。語言自身 形成一個相對獨立的符號系統,符號之間處于無限的相互指涉中,因而永遠不會達到某種固 定的意義。在后現代主義看來,我們必須無限地推延闡釋的終止,因為語言和敘事的不充分 性導致了我們與外在實在的隔絕。該意義上的后現代主義不僅否認語言或話語指涉獨立事實 世界的能力,而且懷疑文本意義的確定性。出于同樣的原因,它也按除客觀知識和真理的可 能性。它公開承認自己的反形而上學或后形而上學立場。另外,通過對傳統觀念的一系列顛 覆和解構,后現代主義還造成了一種本體論的飄浮、認識論的無常以及方法論信心的喪失這 樣一種不確定狀態。
      后現代主義的歷史觀源自于一種后現代主義思想語境。由于后現代主義動搖了理解、意 義和存在的基礎,因而在它滲透到歷史學領域之后,便引發了一系列在正統歷史學家看來是 反歷史的傾向。這種反歷史的傾向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拒斥再現主義,贊同“語言學轉向”, 因而堅持認為,在創造意義方面,歷史的書寫形式與過去的內容同等重要;反對客觀主義, 接受相對主義;由于能指■所指關系的斷裂而導致的實在性和指涉性的崩潰,因而樂意看到 認知主體的瓦解。后現代歷史學不再是一門經驗主義的學問,它完全以虛構和想象為能事, 僅僅依賴于意義的自我指涉性。
      根據羅蒂的說法,“語言學轉向”這個術語最先是由奧地利實在論哲學家伯格曼(Gustav Bergmann)提出來的,隨后被一些學者用以描述歷史學領域所發生的范式轉變:從原來的 歷史解釋轉向對在創造歷史意義過程中語言作用的強調。①關于語言學轉向爭論的焦點是歷 史描述中真理和客觀性是否可能的問題,也就是說,我們能否在語言之外發現和獲得事實, 歷史敘事能否精確地再現事實主義的實在。一般來說,大部分職業歷史學家仍然將語言看作 是一種充分的再現工具,想當然地認為我們可以通過歷史文本去發現過去的歷史真相。但是 在后現代主義者看來,語言具有內在的比喻性,而且文本意義不斷被推延,因而語言注定會 成為發現實在之路上不可逾越的障礙。巴爾特、福柯、海登•懷特等人一致認為,語言是在 話語(超越單句層面的詞語系統或敘事)框架內發揮作用的,而話語會不可避免地影響我們 創造過去的方式。他們由此對社會和物質力量優先于文化和語言結構的觀念提出了質疑,并 提出了幾個令人不安的論證:過去是由自我指涉性的文本構成的;在創造敘事的過程中,審 美決定與證據同等重要;我們無法確切地了解作者的真實意圖;超越單句的歷史陳述全然是 闡釋;真理符合論太過脆弱,不足以支持它的所有主張。②
      后現代歷史哲學認為,歷史學家通過對史料的安排、塑造和情節編織而使歷史編撰形式 優先于過去的內容。語言學轉向的主要提倡者海登•懷特將過去比作一種需要闡釋的文本。 在他看來,語言具有創造意義的力量,歷史學家所運用的語言形式甚至決定著他們強加于過 去之上的意義。懷特在《形式的內容》一書中指出,歷史學家在組織過去事件時所做出的選 擇,與其說與實在相關,還不如說與歷史學家自己的本體論(即歷史學家對存在本質的理解)、 意識形態、認識論和情節選擇相關。歷史學家所選擇的敘事形式中就包含著某種預示方案,
      ①Richard Rorty ed., The Linguistic Turn: Recent Essays in Philosophical Metho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②Alun Munslow,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Historical Stud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152. 也就是說,形式本身就提供了有關過去的內容。
      詹金斯和芒斯羅(AlunMunslow)都認為,后現代性是我們當前必然的生存狀況。后現 代歷史學不僅僅是一個我們可以隨便加入的反實在論的“反■過去的俱樂部”。①后現代狀況 逼迫我們必須對歷史學家建構過去的方式進行重新反思。后現代歷史學是一種從傳統的大寫 歷史和小寫歷史中解脫出來的新型歷史學。根據這種所謂新型的歷史學,過去的歷史不過是 一種文本或語言實體,理解歷史的意義實際上是一種比喻的或語言的活動。
      總之,當今西方歷史學給人的一個主要的印象是:歷史正在被消解,它逃離了 “實在” 而走向了語言,語言成為了人類意識和意義生產的構成性因素。
      二、后現代歷史語言觀的先驅:尼采和索緒爾
      為了更好地理解歷史學領域的“語言學轉向”,我們有必要首先探討一下后現代語言理 論的來龍去脈。一般認為,促成“語言學轉向”的是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這種說法并不錯, 但我們也不能忽視尼采對后現代語言理論的貢獻。尼采是后現代主義的真正先驅,從后來的 福柯和德里達等人身上,我們經常可以看到尼采的影子。
      (一)尼采的“唯美主義”語言觀
      在第一章,我已經對尼采的視角主義進行了初步的介紹。尼采的視角主義對于重新理解 歷史學的性質具有重要意義。尼采認為,我們的認知范疇或形式不具有超驗的或普遍的有效 性,歷史學中的概念是由文化處境、視角和偏見所決定的。尼采運用一種系譜方法向人們展 示,被歷史學家當作“事實”的東西,實際上不過是遠離了指涉物的闡釋。在他看來,不存 在絕對、起源、事實和給定的意義,一切都是虛構和欺騙,組織和整理知識的一切企圖都是 權力意志的表現。對尼采來說,不僅不存在什么大寫的事實,而且也沒有什么獨一無二的闡 釋。無論形式還是內容,它們都是人們用以強加給經驗某種秩序的美學手段。在《歷史的用 途和濫用》一書中,尼采傾向于把歷史看作一種悲劇審美行為,因為,在他看來,只有悲劇 情節才能夠最有效地摧毀那種歷史學家可以獲得客觀真理的觀念。尼采在哲學上的懷疑主義 導致了他對歷史學的虛構本性的認識。在《不合時宜的思想》(1874) —書中,尼采對歷史 知識的用途提出了質疑。他的結論是,只有把歷史知識僅僅當作一種使人們忘卻過去的藝術 形式去研究時,歷史對于我們才是有用的,為歷史知識自身而研究歷史的做法只會對人生造 成損害。這種觀點與現代人把歷史當作一種真理事業來追求的觀念針鋒相對。②在《快樂的 科學》(1882)中,尼采宣稱“上帝死了”,這實際上也是在宣布絕對真理的終結,是在向現 代主義和啟蒙方案提出全面的挑戰。
      我們認為,即使承認真理(真實的歷史闡釋)的確受到權力意志或者意識形態取向的影 響,這也并非必然意味著真理符合論是完全的錯誤的。歷史撰述中某種特殊目的論的存在也 并不意味著我們無法適當地反映歷史。尼采的視角主義是一個悖論。每當說由于一切都是視 角的因而不存在絕對真理的時候,我們必定是從一個特殊的視角這樣認為的。也就是說,當
      ①Alun Munslow,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Historical Stud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189.
      ②Alun Munslow,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Historical Stud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174. 我們宣稱不存在真理的時候,這實際上意味著我們的宣稱是一個真理。
      但是,尼采的視角主義似乎在歷史學這樣一門想象性和闡釋性較強的學科中比較具有說 服力。對尼采來說,對知識的追求總是受到語言結構特別是隱喻結構的污染。被大部分人看 作是有關世界(或歷史)知識的東西實際上不過是一些轉義的再現形式。根據尼采的觀點, 為了理解過去,我們必須首先理解歷史的虛構性。不存在一個用以對實在施加影響的超語言 平臺。在語言問題上,尼采堅持一種“唯美主義”的立場。在他看來,經驗和世界只能作為 一種審美現象來加以理解。正如麥吉爾(Megill)所理解的那樣,這實際上就是將人類的經 驗領域看作是“藝術”、“話語”或“文本”。語言并非是對世界的模仿,而是對它的替代。①
      對尼采來說,語言誘使人類進入一種夢幻狀態,它極大地緩解了人類的恐怖和痛苦。為 了減輕由于意識到不存在真理這樣一個真理所帶來痛苦,人類才轉而沉湎于藝術。所有的認 知形式歸根到底都是隱喻性的,現象也無非是意象的存在,它們并不指向自身之外的任何實 在。語言的隱喻性決定了,人類根本無法觸及實在和真理。拿尼采的話來說,真理無非是“隱 喻、轉喻和擬人的機動部隊”。②這樣,尼采就在“墮入話語”的路途上邁出了第一步。
      (-)索緒爾與符號學
      一般說來,后現代語言理論的主要來源是由瑞士語言學家費爾南多•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開創的結構主義語言學。1916年,索緒爾生前的演講稿以《普通語言學教程》 的書名結集出版,隨后便相繼出現了結構主義、符號學和后結構主義。這些思潮特別是后結 構主義或者解構主義思想的流行直接導致了歷史學領域的“語言轉向”。
      嚴格說來,索緒爾是一個語言科學家,而不是一個哲學家或形而上學家。他認為,語言 學研究的主要對象應該是語言(langue)而不是言語(parole) o前者是整個語言系統的深層 或基礎結構,在整個語言系統中居主導地位,而后者是深層結構的外部表現,是整個語言系 統中處于從屬地位的言語現象。根據他的觀點,語言和世界之間是一種約定俗成的關系,而 不是一種自然指涉的關系。比如說,在英語國家,人們用dog (狗)這個詞來表示一種能夠 吠叫的四足食肉動物,而在法國和德國,人們分別用chien和Hund來表示這種動物。語言 是由詞或符號構成的,詞或符號的意義是根據它們相互之間的差異來界定的。如能指 (signifier;詞的發聲或形狀)與所指(signified;詞的意義或概念),就有實質的差異。能 指和所指不是同一件事;“雪”這個字并不是雪,而是用來代表我們稱之為雪的那些白色凝 固結晶體。符號代表被表示之物,但并不就等于被表示之物。在代表的過程中還有可能產生 隱瞞、扭曲、模糊。語言組構的基礎是差異,是符號與被表示物之間的關系,是字與字的相 互關系,并不是語言直接等于事實。如果把“雪”字通常使用的上下文改變,就很容易明白 這一點。女口: “氣溫下降時,雪融化了。”這個句子結構無誤,卻會讓讀者對“雪”的意義大 惑不解。符號、能指和所指之間的關聯是任意的,而且,由于它們都是文化或社會的構成物, 因而不能反映外界實在。也就是說,言語的意義是從內部獲得的,與外界客體無關。語言僅 僅涉及能指與能指之間任意關系的結構,它無法超出語言系統自身視閾而將目光投向歷史性
      ①Allan Megill, Prophets ofExremity: Nietzsche, Heidegger, Foucault, Derrid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p.2-3.
      ②轉引自 Christopher Norris, Deconstruc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Methuen, 1982), p.58.
      的所指。
      總之,根據索緒爾的理論,語言是一個封閉的自主體系,它具有一種語法結構。而且, 語言并不是傳達意義或意義單元的工具,而是反之,意義乃是語言的一種功能。或者換句話 說,人并不是用語言來傳遞自己的思想的,而是人所思想的東西乃是由語言所決定的。從某 種意義上來說,人是在語言學的框架之內運轉著的,他并不決定它們,而是它們在決定著他。 但是,需要說明的是,也有的學者認為,索緒爾的語言理論并沒有導致他放棄實在論或者否 認語言指涉外在世界的可能性。雖然符號是由特殊聲音和特殊意義之間的任意連接形成的, 但是,索緒爾并沒有否認它具有指涉事物的能力。索緒爾并不曾認為,世界是由語言構成的, 因而依賴于我們對它的語言描述。這些學者試圖說明,那些有關語言本質的唯心主義理論并 非出自索緒爾本人,而是后來的后結構主義者和文學理論家們強加給他的。①
      在索緒爾看來,語詞就是“符號”,它們是約定俗成,因而都是任意的能指,而且能夠 產生多種所指。在索緒爾這一思想的基礎上,符號學進一步強調,意義不是由于指涉超語言 現象而產生的,而是由符號之間的內在關聯產生的。這就是說,如同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所指出的那樣,語言“不僅不是自然的,而且是一種編碼形式。”②語言以一種 編碼的形式存在,符號之間的編碼方式又由語言系統(langue)所決定,因而,意義的生產 完全是一種與個人無關的社會性運作。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托尤斯(John Toews)說,“意 義的生產是非個人的,它在語言使用者的背后運行,語言使用者的語言行為不能支配而只能 例示他們的語言規則和過程。”③根據這種觀點,作者不再是言語的中心主體,因而也就不 必再為自己的言說負責。羅蘭•巴爾特甚至宣稱,所有的作者都死了。從符號學的角度來看, 文學作品不是作者的獨立表達,而是一些可以作多種解讀的編碼文本。如果按照這種觀點, 作者是被語言代碼所限制,而不是被他所表達的社會物質過程所限制,而且,假如這種社會 過程本身就是語言的建構物的話,那么,社會生活也就成為了一種話語游戲,成為了一些虛 假的、與實體無關的符號之間的相互作用。
      結構主義從對語言的分析開始,逐漸影響到其他領域,對西方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它的重要性體現在對人的思想的自主性表示了懷疑,企圖在其之外尋找更深的、不受理性控 制的結構。因此,結構主義發展的結果是重視非理性,比如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的 結構主義精神分析學。而強調非理性的結果則導致了對結構的否定,于是,便有了后結構主 義。
      三、后結構主義和解構主義歷史學
      (-)福柯的“知識型”
      ①參見 Raymond Tallis, Not Saussure (London, 1988), chapter 6; John Ellis, Against Deconstruction (Princeton, 1989), chapter 2; Leonard Jackson, The Poverty of Structuralism (London, 1991), chapters 1, 3, 5-6; Perez Zagorin, "History, the Referent, and Narrative: Reflections on Postmodernism Now," in History and Theory, vol. 3& no.l, 1999; Gabrielle Spiegel, "History, Historicism and the Social Logic of the Text in the Middle Ages,” in 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 ed. Keith Jenkins (London, 1997).
      ②Raymond Williams, Marxism and厶加滄(Oxfdrd, 1977), p. 167.
      ③John E. Toews, "Intellectual History after the Linguistic Turn: The Autonomy of Meaning and the Irreducibility of Experience,5, m American Historical Interview 92 (1987), p. 882.
      根據結構主義的觀點,語言是一種由能指、所指和符號構成的相對獨立的社會系統,它 與外在世界不存在必然的對應關系。在法國后結構主義者米歇爾•福柯(MichelFoucault) 看來,這一思想對歷史學關系重大。這意味著,“人類”、“社會”和“文化”等主概念只不 過是語言的建構物,它們并不指稱真實的事物。這也進一步暗示,以理性、知識、確定性和 歸納推理為基礎的所有人文科學都不過是歷史話語比喻模式的囚徒。他認為,人類意識是通 過操縱符號和隱喻來運作的,因而我們對過去的理解也是如此,也必然是一個轉義的過程。 這樣的話,將不會有什么實際的真實,而只能是語言或敘事闡釋的無窮游戲。通過對醫學和 歷史學的考古式研究,福柯發現,這些學科在概念化的過程中采用的是比喻和敘事策略,而 且它們的語言程序的深層結構也都是轉義性的。某個時代的轉義形態制約這一時期的“話語 實踐” (discursive practice)和“知識型” (episteme)o對于福柯,歷史是一個需要無限建構 的過程,歷史學家可以憑借自己的想象力對它進行解釋和再解釋,而且,我們的分析范疇、 假設、模式和比喻文體等形式本身就構成了我們意欲闡明的歷史內容。①
      根據尼采的觀點,語言作為人類意識的比喻性力量,它既構成了歷史學的經驗內容,也 構成了歷史學家用以安排和解釋歷史資料的概念或范疇。②福柯和海登•懷特都接受了尼采 的這一觀點。他們都一致認為,語言創造了而不是發現了歷史的意義。根據傳統的看法,敘 事形式能夠充分地再現實在。幼稚的經驗論者相信,“永恒的和本質的”歷史真實是存在的。 福柯對這類觀點表示了輕蔑。在他看來,客觀性是一個神話,詞和物、陳述和證據之間不存 在必然的對應關系,因而現代的指涉性理論是不能成立的。從反理性的立場出發,福柯認為, 人類心靈無法直接認識真正原初的起源和實在。語言是我們了解過去、現在和未來的唯一通 道。而語言是不透明的,它無法通過自身將實在的本來面目真實地呈現給我們。客觀性本身 也是一種文化和社會的建構,因而我們就更不可能客觀地認識外界的任何事物。總之,福柯 拒斥以下觀念:無限制地尊重事實,客觀性,進步,穩定性,連續性,確定性,起源,歷史、 意識形態、虛構和視角之間的劃分。這種尼采式的觀點標志著同經驗論的一種徹底背離。
      在對瘋癲和醫學的研究中,福柯對構成某個時代“知識型”的話語證據(口頭和書面的 敘述)進行了一番考察。在他看來,歷史學家應該注重研究歷史的語言基礎,而不必勞神去 探究和再現什么實在世界,也就是說,應該放棄對歷史本源的探尋。但是,福柯并不是一個 純粹的語言或敘事決定論者,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是一個文化決定論者。根據他的觀點, 雖然我們所有的知識是以語言為基礎的,但是,它們是在一種被文化決定的話語實踐中被生 產出來的。知識的形式受到當時政治權力和社會規范的嚴格約束或限制,知識也因而成為了 一種權力/知識。這種權力/知識是我們生活中的支配性實體,它根據某些主導規范來對社會 群體進行壓制或認可、排斥或容納。因而,歷史不可能僅僅是一種,而是多種,它應該既包 含所謂“正常”群體的歷史,也包括作為“他者”的邊緣群體的歷史和“失常”群體的歷史。
      作為一個徹底的反啟蒙理性主義者,福柯堅持認為,啟蒙理性是在用一種更加隱蔽的方 式實施對人的壓迫和抑制。他試圖說明,在每個社會中,權力是如何以“真理制度”和主流
      ①Alun Munslow, Deconstructing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p.121-123.
      ②Alun Munslow, Deconstructing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p.123. 話語的形式與知識聯手,并塑造和限制知識的。①在歷史學和其他領域,這種福柯式的后現 代主義理論通常與女性主義和文化多元主義結成聯盟。從反人道主義的立場出發,它們認為, 所謂人類和普遍人性的觀念都是一些有害的神話。它們堅信,通常被看作是理性和真理的東 西不過是意識形態和政治利益的產物,普遍的道德原則背后隱藏的是邪惡的文化帝國主義和 種族中心主義。
      (二)巴爾特的“話語”
      索緒爾的語言理論也深刻地影響了羅蘭?巴爾特(Roland Barthes)o巴爾特是20世紀 中期法國著名的符號學家和結構主義者,也是一位頗具影響力的文學理論家和文化批評家。 他對歷史學的意義在于其有關語言、文學和歷史敘事之間關系的理論。根據結構主義語言理 論,文本并不是指外部的現實,而是就包含在它自己的本身之內。在巴爾特看來,這一點不 但對文學的文本而且對歷史編纂學的文本,都是適用的。既然文本并不指客觀的現實,所以 他論證說,真理和虛構并沒有區別。而且,文本看來不僅是與它和外在世界的關系無關,而 且也與它的作者無關。起作用的完全是文本,而不是它所產生于其中的那個語境。
      巴爾特對歷史學和歷史書寫之間的傳統區分進行了批判。在他看來,由于歷史敘事遵從 一套文學或敘事代碼,因而它并不完全獨立于它所要傳遞的內容,也就是說,它與概念的、 意識形態的、社會的和文化的指涉物之間不存在截然的區分。在《零度寫作» (Writing Degree Zero, 1967) 一書中,巴爾特指出,歷史學家處心積慮地設想一種寫作風格,以試圖避免所 有的語言約束,并假定語言和世界分屬兩個不同的領域,他認為這是歷史學家在枉費心機。 在他看來,形式實際上是源自語言,而不是來自內容。只不過當內容和形式被合并在一起的 時候,歷史學看起來就是證據的自然產物了。
      在《歷史的話語》(1967) 一文中,巴爾特把“話語”定義為“超越句子層次的詞語系 統”。在他看來,歷史話語實質上是意識形態的制作,或更準確地說,是想象力的制作。他 反對歷史學過分依賴對真理符合論。巴爾特對敘事的分析否定了歷史學獨特的認識論地位。 他質問道:“總的說來,從希臘時代開始,在我們的文化中,對過去事件的敘述都必須經過 歷史'科學'的批準認可才能生效,都受到'真實'這一根本標準的約束,都要由'理性' 解釋原則來證明其正當性——在某種特殊的品質上,在某種十分明確的特色上,以上這種敘 述難道真的不同于我們在史詩、小說和戲劇中所發現的那種虛構的敘述嗎? ”②巴爾特提醒 歷史學家,他們撰述歷史實際上就是在將過去轉譯成某種歷史闡釋的敘事。他們運用歷史事 件的細節,在敘事中謹慎地控制時間,盡力抹掉其作為作者的身份,他們的這些所作所為都 是為了獲得某種實在論的效果,使人相信他們真的直接把握了外在的指涉物。
      巴爾特運用結構主義語言學的概念,進一步對現代歷史學進行了批判。他提出,由于 歷史學家必須用語言來研究和寫作歷史,因而歷史學就包含了三個方面:第一是能指,第二 是所指,第三是指涉物(referent)。指涉物也就是通常意義上的歷史過程或事件。但是,為
      ①Michel Foucault,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ed. Colin Gordon (Brighton, Eng., 1980).
      ②Roland Barthes, "Le Discours de L'histoire,”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Paris, 1967), in English, "The Discourse of History,trans. Stephen Bann, in Comparative Criticism: A Year book, vol. 3, ed. E. S. Schaffer (Cambridge, 1981), p.7.
      了表示歷史學的“客觀”和“真實”,近代歷史學省略了能指和指涉物之間的所指,而將所 指與指涉物相等同,似乎歷史就是歷史真相的反照。可是,這一省略并不表明歷史學與歷史 真相保持一致。相反,指涉物卻成了 “忸忸怩怩的所指”,即歷史學家對歷史的總結與概括。 ①
      總之,在巴爾特那里,歷史寫作不可能與真實的歷史相一致:前者總是對后者的選擇。 歷史學家不是事實的收集者,而是能指的收集者和整理者。自巴爾特之后,后現代主義者總 是把“事實”或“客觀實在”置入括號之中,認為任何歷史敘述都無法超出表達事實的話語 之外。
      (三)德里達的“文本”
      雅克?德里達(Jacques Derrida)是后現代主義最主要的代言人之一。雖然他的后現代 主義語言理論遭到了一些哲學家和語言學家的批判,但這并沒有阻止它們在某些學科中持續 不斷地滲透和傳播。德里達的理論以解構主義和文學批評的形式出現,并與新歷史主義結成 了同盟。他處理文本的方式仍然影響著當今學術界。
      德里達深受尼采、胡塞爾和海德格爾的影響。在20世紀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早期, 他發表了《論寫作學» (OfGrammatology)等一系列頗有影響力的著作,從而確立了他作為 解構主義大師的地位。從他的解構主義哲學中,我們可以發現海德格爾式的對真理符合論的 挑戰,也可以找到尼采有關語言不確定性的理論的痕跡。根據西方傳統觀念,言說要優越于 書寫,言說者所提供的意義更具原初性和權威性,因而理應在話語等級中享有特權地位。德 里達對這種語音中心主義觀念提出了質疑。在他看來,這種觀念形成了西方哲學思維的習慣。 在這種思維習慣的引導下,人們在閱讀文本的過程中會下意識地尋找某種真實意義的中心。 這種思維習慣也會導致諸如主體與客體、男性與女性、真實與虛假等等的二元對立。德里達 提醒我們,對文本的理解是由能指之間的差異導致的,也就是說,符號的意義被無限地推遲, 它總是外在于我們并且始終是不在場的。對德里達來說,在閱讀文本獲取意義的過程中,讀 者的作用與作者同樣重要。這實際上意味著認知主體的消失。
      德里達的解構主義是直接從索緒爾那里脫胎出來的。根據索緒爾的觀點,詞語(能指) 并不是根據它們與其所表示的事物(所指)之間的關系來界定,而是根據它們自身彼此之間 的關系(比如,狗與貓)來加以界定。索緒爾還把語言看作是一套由符號組成的差異系統, 其中所有能指都按照一種邏輯的方式彼此相互關聯。德里達將這一理論推向了極端。德里達 認為,每當一個詞語被言說的時候,它與其他詞語的關系都會發生變化。這樣,語言便成為 了一種“含義的無窮游戲。”根本不存在什么決定意義的“先驗所指”。所謂事物,不過是 詞語的排列,是“話語”或“文本”。語言是我們理解世界的唯一媒介,因而,一切都是文 本。②
      德里達認為,沒有先驗的能指,在能指和所指的關系中也不存在什么固定之點,因而我 們無法獲得確定的和透明的意義。如此說來,經驗主義、事實、推論、真理、客觀性和歷史
      ①Roland Barthes, "The Discourse of History,55 in Keith Jenkins, ed., 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1997), pp. 120-123.
      ②轉引自 Richard J. Evans, In Defence of History, London: Branta Books, 1997, p.95. 實在就都是成問題的了。既然不存在諸如作者意圖或文本之外證據的指涉物之類的意義支 點,那么我們就只好在文本內部來評價它們意義的可能性。雖然德里達并不完全否定指涉性 本身,但他不承認任何可知的原初意義。根據這一觀點,歷史學家所能夠獲得的只是一些被 無限推遲的和無法確認的意義,他們只能夠滿足于無休止的歷史文本游戲。對德里達來說, 書寫是創造歷史的先決條件,而歷史是一種書寫效果。
      對索緒爾而言,語言仍然具有一種結構,它構成為一個體系。在字詞(能指)和它所 指涉的事物(所指)雙方之間仍然存在著某種統一。對德里達而言,這種統一就不復存在了。 反之,他看到的是無數沒有明確的意義的能指,因為不存在某個可以據之指示出明確意義的 阿基米德點。對于歷史編纂學而言,這就意味著一個沒有意義的世界。在這里,沒有人類代 理,沒有人類的意志或意圖,并且根本沒有一貫性。
      四、后現代歷史語言觀的特點
      我們已經看到,無論是結構主義、后結構主義還是符號學,它們都認為,語言并非反映 而是構成了世界,也就是說,語言是生成性的,而不是模仿性的。在它們看來,語言以某種 方式先于它所形成的世界,我們所經驗為“實在”的東西不過是一種社會的建構物,或者是 某些特殊語言系統的“效果”。
      這種后結構主義和解構主義語言理論應用于歷史學領域,必然產生災難性后果。它對語 言物質性的消解同時也是對歷史的消解,因為它否認語言具有陳述或說明任何外部實在的能 力。歷史或過去不過是一種語言符號的亞系統,它同樣也是根據歷史學家語言系統的規則來 構成自己的研究對象。①對解構主義來說,歷史存在“不是一種在場,而是由文本性所創造 的一種在場效果。不存在某種非文本的存在形式。在試圖發現歷史實在的過程中,我們進入 了一個迷宮似的世界,它不僅妨礙我們接近那原始的歷史,而且對認知對象本身的存在也提 出了質疑。在解構主義看來,書寫也把社會背景同化為一種文本,從而完全疏離了實在。”② 這樣,文學作品與歷史文獻之間的區分便失去了意義,因為二者都是文本,都參與了同樣的 語言互文本性游戲。如果我們無法通過文學接觸“生活”,那么我們也同樣無法通過文獻來 接近“過去”。在其論文集《形式的內容》中,海登•懷特詳細闡述了符號學對于歷史研究 的挑戰。在他看來,如果接受了后索緒爾的語言觀,那么經典文學文本與其社會環境之間的 關系便成了問題,同樣,所謂“透明的”文本或文獻也就成了問題,我們便沒有理由將歷史 文獻看作是某種處于語言自我指涉游戲之外的語言形式。③
      通過第一章的分析,我們已經了解到,在19和20世紀,針對歷史學的科學化和客觀化 趨勢,卡西爾、屈維廉、柯林武德等思想家強調歷史學的文學性和想象性。但是,他們持的 是一種溫和的相對主義或懷疑主義立場。他們雖然打的是反實在論和反科學主義的招牌,但
      ①John E. Toews, "Intellectual History after the Linguistic Turn: The Autonomy of Meaning and the Irreducibility of Experience,5, m American Historical Interview 92 (1987), p. 882.
      ® Lee Patterson, Negotiating the Past: The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of Medieval LiteYature, Madison, 1987, p. 58.
      ③Hayden White, Content of the Form: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是,他們的觀點并不十分徹底。他們基本都承認外界歷史實在的存在,都強調事實和證據的 重要性,鼓勵歷史學家在搜集事實和鑒別證據的基礎上,發現歷史的真相。他們雖然極力強 調想象力在歷史學中的重要地位,但是,在他們看來,想象力的發揮并非是毫無節制的,它 必須以尊重事實和探求真理為前提。他們或者把想象當作是恢復過去的有效手段,或者把想 象看作是歷史思維的先驗形式。
      但是,我們看到,與以上相對主義者不同,后現代主義者采取的是一種極端相對主義 或懷疑主義的立場。他們不承認語言的再現性和指涉性,他們強調的是歷史撰寫的實在效果 以及風格和真相的不可通約性。何兆武和陳啟能兩位先生把后現代史學理論特點概括為以下 幾點:“第一,對歷史現實的概念提出懷疑,認為歷史認識的客體不是獨立于認識者之外的 實體,而是由語言和推論的實踐構建的。第二,認為語言不只是表達和交流的工具,而是形 成意義、決定思維和行動的主要因素。因此,話語的形式在許多方面決定由它建立的文本的 內容。第三,由于抹殺了事實和虛構之間的界限,就對史料的可靠性提出了懷疑。第四,對 歷史認識的信仰和對客觀真理的追求提出懷疑。最終,對歷史學家的職業意識和職業主權提 出懷疑。”①總之,后現代歷史哲學是一種“語言唯心主義”或者“語言決定論”。在它看來, 過去不可能是歷史認識的對象,或者更確切地說,過去不可能成為歷史陳述和表述的指涉物。 這些陳述和表述所指涉的并非是過去,而是其他的并且總是當下的歷史陳述、話語和文本。 這樣,后現代主義就完全切斷了歷史知識和過去實在的聯系,從而不僅將歷史著作消解為文 學,而且也把歷史本身還原為文本和話語。
      最集中、最突出地體現以上這些后現代史學理論特點的,當推美國歷史哲學家海登•懷 特。他于1973年發表的《元歷史學:19世紀歐洲的歷史想象》一書引發了廣泛的爭論。所 謂“元歷史學”,就是跳出具體歷史事實的研究,而在歷史話語的層面,探討歷史話語的本 質、歷史話語與文學話語的關系等史學理論問題。1978年,他又發表《話語的轉義:文化 批評論文集》一書,進一步闡發了他在這方面的主張。1987年,他的另一部論文集《形式 的內容:敘事話語與歷史再現》問世。這是一部體現懷特后現代史學思想的重要著作。在他 看來,敘事話語不單單是歷史再現的一種偶然形式,它本身也包含意識形態之維。它不僅僅 傳達意義,也創造意義。敘事不僅是形式,也是內容,形式和內容同樣重要。海登•懷特的 這些著作體現了對歷史話語和寫作形式的關注。這反映了后現代語境中“話語意識”的勃興, 也反映出結構主義和后結構主義語言學對歷史學的影響。我們將在以下兩章中詳細討論海 登?懷特的歷史哲學思想。
      五、歷史學家對后現代歷史語言觀的態度
      從歷史學家有關后現代主義的爭論以及各種歷史著述的現狀來看,當今歷史學的確受到 了后現代主義思潮的沖擊,并發生了一些變化。比較明顯的一個變化是,在我們看來是社會 和文化的決定因素的社會結構和歷程,現在正日益被看作是文化和語言的產物。這種對語言
      ①何兆武、陳啟能:《當代西方史學理論》,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37頁。 的強調已經滲入當今西方很大一部分政治史、社會史、文化史和思想史的研究之中。在這些 領域,不少學者已經接受了某些后現代主義的語言觀和話語觀。
      譬如,瓊•司考特(Joan Scott)就較為成功地把后結構主義理論應用到了對女性主義 政治的研究中。在其《歷史的性別與政治》(1988)中,司考特對語言的看法甚至比任何一 位后結構主義者都更為激進。同德里達一樣,她也認為,傳統的語言設置了一套等級秩序, 它導致婦女長期處于屈從地位。①她論證說,性別在社會政治意義上并不是由自然所規定的, 而是由語言所“形成的”。針對別人對她“毫無批判地接受德里達的解構主義”的指責,她 辯解說:“我的論證并不是說現實'僅只是'一個文本,而不如說是現實只可能通過語言而 獲得。所以社會政治的結構并未被否定,而不如說是它們必須通過它們的語言學上的發音才 能加以研究。而德里達對這種研究則是非常之有用的……”。②
      當然,20世紀末歷史研究視野的迅速拓展并非主要是后現代主義影響的結果。可以說, 后現代主義在專業歷史學家中并未占據顯要位置。大部分歷史學家對后現代史學理論無動于 衷,仍然遵循著某些傳統的史學研究原則去從事自己工作,同時希望這種后現代主義思潮不 久將會煙消云散。提厄內(Brian Tierney)說:“元史學從自身的角度來看是一個很迷人的 主題,它被看作是語言學認識論的一個分支,但是,它與實際歷史學家的活動沒有什么關系。” ③
      有不少歷史學家對后現代歷史觀持一種抵觸態度,因為它與他們自己對歷史研究的理解 和體驗相去甚遠。美國歷史學家拜林(Bernard Bailyn)比較典型地表達了這種態度。他說,
      “對過去實在之再現的精確和適當,對所撰寫的事實的逼真和接近,這些仍然是衡量優秀歷 史著作的標準。”④英國歷史學家布倫特(A.Bnmt)也宣稱,“歷史學家的目的無疑是發 現'事物實際發生的情況',盡管他也意識到,他不可能獲得完全的成功。”⑤哈斯克爾
      (Thomas L. Haskell)則堅決捍衛歷史的客觀性,反對從歷史學中剔除“合理性”、“邏輯 性”和“真實性”等字眼。⑥即使是在對后現代主義表示同情的歷史學家中,大部分人也 沒有放棄實在論觀點,他們仍然相信,歷史學的任務是認識那消逝的過去,并盡力去重建過 去。法國學者羅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堅持認為,歷史學是一門有關過去實在的“可 確定的和可證實的”知識,只有在“批判實在論”的基礎上,歷史學家才能有效地抵制“對 歷史學的扭曲”和“對過去的神話重建”。⑦他還指出,許多史學實踐與話語策略沒有相似 之處,因而反對把經驗還原為話語。⑧
      ①Joan Scott, 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New York, 1988), pp.1-11.
      ②伊格爾斯:《二十世紀的歷史學一一從科學的客觀性到后現代的挑戰》,何兆武譯,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 年版,第152頁。
      ③Brian Tierney, Religion, Law, and the Growth of Constitutional Thought 1150-1650 (Cambridge, Eng., 1982), vii-viii.
      宙 Bernard Bailyn, On the Teaching and Writing of History (Hanover, N. H., 1994), p. &
      ⑤ A. Brunt, The Fall of the Roman Republic and Related Essays (Oxford, 1988),頭于歷史事實和證據的尾注, p.508.
      ® Thomas L. Haskell, Objectivity Is Not Neutrality (Baltimore, 1998), pp. 8-9.
      ® Roger Chartier, "History between Narrative and Knowledge,5, in On the Edge of the Cliff: History, Language, and Practices (Baltimore, 1997), pp. 26- 27.
      ⑧ Roger Chartier, "History between Narrative and Knowledge,in On the Edge of the Cliff: History, Language, and Practices (Baltimore, 1997), pp. 19- 20.
      另外,相當一批學者積極參與了這場關于后現代主義的爭論,并做出了積極的回應。有 的歷史學家幾乎完全贊同后現代史學,認為它針對歷史學本質所提出的見解是新穎的和深刻 的,并將對史學實踐產生決定性影響。持這一立場的歷史學家有安克斯密特和凱爾納以及他 們所編輯的《新歷史哲學》中的大部分撰稿人,另外,還包括羅伯茨(David D. Roberts)和 伯克豪爾佛(Robert F. Berkhofer)等人。①
      有的學者持堅決的反對態度,認為后現代主義歷史學是一種新的虛無主義,它對嚴肅的 歷史學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威脅,主張要堅守理性的陣地,對各種后現代理論給予堅決的回擊。 文殊特爾(Keith Windschuttle)、愛爾頓(Geoffrey Elton)、西莫爾法伯(Gertrude Himmelfarb) > 扎格林(Perez Zagorin)等就是這一觀點代表人物。②另外,帕爾默(Bryan Palmer)和克 爾柯(Neville Kirk)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出發,也反對后現代歷史學的極端立場。③
      還有一些歷史學家,他們對后現代主義的某些觀點表示尊重和同情,也承認后現代主義 對歷史學做出的某些貢獻,但是他們不贊同后現代主義的某些極端觀點。持這種中間態度的 歷史學家包括,托尤斯(John Toews)、斯皮格爾、喬伊斯•阿普爾比(Joyce Appleby) > 林恩•亨特(Lynn Hunt)和瑪格麗特•雅各布(Margaret Jacob)、格奧爾格•伊格爾斯(Georg Iggers)和理查德•埃文斯(Richard J. Evans)等人。④
      后現代主義理論是對科學主義歷史觀的一種徹底背離。它完全掏空了歷史過去的實在性 和客觀性,將其完全置換成一種“唯美主義”話語裝置或“快樂主義”的文本游戲,從而彰 顯了歷史學在語言形式上的文學性或想象性。對于后現代主義的敘事理論和轉義理論的分析 和批判,將是下面兩章的主要內容。這一章的主要目的是闡述一般后現代歷史語言理論,并 對之進行批判。需要說明的是,這種批判同樣適合后兩章的內容。因為,在后現代視野中, 敘事和轉義乃是兩種緊密相關的文本或話語形式。
      第二節后現代歷史語言觀批判
      …、事實、文木與實在
      在傳統歷史學家看來,歷史事實就是過去所發生的事情。這些事情在文獻中留下了痕跡, 歷史學家可以利用這些遺跡來重構過去的情形。歷史學家通常把他們的文獻想象成某種透明
      ①A New Philosophy of History, ed. Frank Ankersmit and Hans Kellner (Chicago, 1995); David D. Roberts, Nothing But History (Berkeley, 1995); Berkhofer, Beyond the Great Story (Princeton, 1995); Gertrude Himmelfarb,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New History,5, i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4 (1989), pp.661-670; Gertrude Himmelfarb, On Looking into the Abyss: Untimely Thoughts on Culture and Society (New York, 1994).
      ②Windschuttle, The Killing of History: How L iterary Critics and Social Theorists Are Murdering Our Past (New York, 1997); Geoffrey Elton, Return to Essentials: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Present State of Historical Study (Cambridge, Eng., 1991); Gertrude Himmelfarb, "Telling It As You Like It: Postmodernist History and the Flight
      ③Bryan Palmer, "Critical Theor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the Ostensible End of Marxism: The Poverty of Theory Revisited,and Neville Kirk, "History, Language, Ideas and Postmodernism: A Materialist View,55 in 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 ed. Keith Jenkins (London, 1997).
      ④John Toews, "Intellectual History after the Linguistic Turn: the Autonomy of Meaning and the Irreducibility of Experience,i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2 (1987), pp. 879-907; Gabrielle Spiegel, "History, Historicism, and the Social Logic of the Text in the Middle Ages,” and "History and Postmodernism,in 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 Joyce Appleby, Lynn Hunt, and Margaret Jacob, 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 (New York, 1995), chapter 6-7; Georg Iggers, 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Hanover, N. H., 1997), chapters 8-10; Richard J. Evans, In Defence of History (London, 1997), 248.
      的窗口,通過它可以窺測到有關過去的真相。為了真實地重現過去,歷史學家首先必須擺脫 偏見和先見,在一種完全公正的心態下去接近文獻。埃爾頓說:“意識形態理論對歷史學家 的工作是一種威脅,因為它使他們受到預定解釋方案的左右,從而迫使他們去裁剪證據,以 適合某種從外界植入的所謂范式。”①他堅持認為,在解讀過去遺留資料的時候,必須將這 些文獻置于產生它們的時代背景中去。如果是要探索一種當時環境下的真相,還必須將現在 的觀點從對過去的研究中完全清除出去。也就是說,歷史學家的問題不能根據當前的理論來 闡述,而應該完全從歷史資料本身出發。
      對于從歷史資料中獲取歷史事實的途徑,意大利歷史學家馬吉里亞諾(Arnaldo Momigliano)作過這樣一個經典描述:“整個歷史研究的現代方法是奠基于原始權威和派生 權威的區別之上的。關于原始權威,我們指的是那些目擊者的陳述,或者是那些與目擊者所 證實的事件同時的文獻或其他遺留材料。關于派生權威,我們指的是那些敘述或討論過去事 件的歷史學家和編年史家,這些事件并非他們親眼目睹,而是道聽途說,或者是根據原始權 威直接或間接地推斷而來的。”②一般說來,啟蒙時期的歷史學家主要依靠的是派生的或者 二級的資料,而19世紀以來的歷史學家傾向于借助原始的或者一級的資料,并以此來標示 自己的歷史研究方法的科學性。
      以上這些有關歷史事實的傳統觀點受到了當今后現代主義者的質疑。巴爾特認為,“事 實向來不過就是語言的存在"(Le fhit if a jamais qifune existence linguistique)。③ 在他看來, 歷史學家所撰寫的歷史是“對過去的一種嵌刻,它佯稱自己與過去相似,也是能指的一種炫 耀,將自己偽裝成事實的集合。”④他認為,過去并非像人們通常所認為的那樣在那里存在 著,等待歷史學家去發現,過去實際上人們的一種想象物,是等待歷史學家填充的空洞空間。 引語、注釋和參考文獻等共同營造成了某種“實在效果”,它誘使讀者相信:歷史學家對過 去的再現就是一種對事件的忠實報道。在德里達看來,歷史學家將自己看作是一種理性的存 在,并致力于對過去事實的發現和考訂,這實際上是一種邏各斯中心主義的表現,是歷史學 家在孤芳自賞。
      海登•懷特對事實和事件進行了區分,在他看來,事件是某種發生在過去的事情,而事 實是歷史學家所構建的東西,是某種存在于過去的遺留物或文獻中的東西,亦即某種文本性 的東西。他還認為,歷史學家很難對一個歷史事件達成一致意見,因為他們看待這一事件的 視角往往不盡相同。⑤在索斯蓋特(Beverley Southgate)看來,歷史學家試圖徹底澄清事實、 通過資料獲取真相的做法是在自欺欺人。根據他的觀點,歷史事實不過是主體建構的產物, 無異于歷史學家的一種虛構或發明。⑥拉卡普拉認為,文獻與其說是用來揭示客觀實在的資 料,還不如說是用以補充或改寫實在的文本。文獻都是根據某些個人的視角和目的撰寫出來
      ①G. R. Elton, Return to Essentials.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Present State of Historical Study (Cambridge, 1991), pp.27, 65, 68.
      ②轉引自 Richard J. Evans, In Defence of History, London: Branta Books, 1997, p.93.
      ③轉弓丨自 Hayden White, Content of the Form: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扉頁。
      ④轉引自 Richard J. Evans, In Defence of History, London: Branta Books, 1997, p.94.
      ⑤Hayden White, "Response to Arthur Marwick",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30(1995), pp.233-246.
      ⑥Beverley Southgate, History: What and Why? Ancient, Modern and Postmodern Perspectives (London, 1996), pp.26-27.
      的,并且往往殘缺不全,這些都有可能使我們誤入歧途。另外,他還提醒我們,歷史學家通 常會不自覺地將原來文獻中所包含的偏見直接帶入到他們自己的著作中去。①
      當下的實在是在場的,它能夠被我們的感官所感知,但是過去是不在場的,它不具有 我們周圍可感世界那樣的實在性。根據這一點,后現代主義者便將過去一個文本。在他們看 來,我們只能通過作為文本的文獻來理解過去,因而,除了文本和話語,再也沒有什么過去 的實在性可言。漢斯•凱爾納注意到,歷史學家總是一本正經地從事研究,似乎他們的研究 真的貼近了過去,似乎他們的著作講述的真的是過去的事情,似乎過去真的是實在的。但是, 在他看來,這是一種“幼稚的實在論”。②而且,歷史文獻和歷史學家自己的著作之間也不 存在原則性區別。文獻和歷史著作的意義是由讀者和歷史學家賦予的,除此之外再無其他意 義。這樣的話,一手資料和二手資料的分別不僅沒有必要,而且,由于這種區分一味強調原 始資料、盲目迷戀文獻,從而也扭曲了歷史研究的整個過程。③因此,后現代主義者毫不留 情地按棄了馬吉里亞諾對原始資料和派生資料所作的區分。如此看來,就像詹京斯所說的那 樣,“在研究歷史的時候,我們并不是在研究過去,而是研究歷史學家有關過去的構建物。 在這種意義上,過去的人們與我們的本性是否相同的問題不僅是不可判定的,而且也是無關 緊要的。這樣的話,過去是與我們無關的。我們真正需要做的是確立歷史學家用來應用于過 去的那些假設。”因此,“我們與其去理解過去人們的心靈,與其去理解那些僅僅出現在歷史 學家心靈中的人們的心靈,還不如去理解歷史學家本人的心靈。”④
      在這一方面,凱爾納與安克斯密特的觀點是一致的。安克斯密特認為,歷史觀念上的 差異不能通過歷史研究來加以解決或解釋,它實際上是一個文體問題。在他看來,歷史學家 之間各執一詞的原因主要在于美學而不在于學術。拿他的話來說,“內容是文體的派生物。” 因此,歷史學家沒有必要去研究過去,他應當做的就只是思考過去在當前呈現的方式。他說: “歷史……不應當再是一種對過去發生事件的建構……而是有關過去記憶的持續游戲。”⑤ 同樣,詹金斯也勸告歷史學者不要在乎歷史本身,而應當去關注歷史學家的著作。因為,如 果歷史是闡釋或者歷史學家著作的話,那么,歷史編纂學便成為了對歷史觀點的研究,因為 歷史本身僅僅是一種話語,是一種“凝結的闡釋”。這樣一來,對歷史的研究就轉變成了對 歷史學家的研究。
      遵循這一路徑,后現代主義者更強調的是派生資料而不是原始資料。他們致力于研究 對某個事件或人物的敘述和評論,而對這個事件或人物本身置之不理。在他們看來,文本本 身和對這個文本的闡釋都是一種話語形式,前者不具有對后者的任何優先權。比如,在一部 論述巫師的書中,女性主義歷史學家珀吉斯(Diane Purkiss)集中表達了這樣一種思想。在 她看來,我們不可能從認識論方面來給巫師下一個確切的定義,而只能夠講述或轉述各種有 關巫師的故事。由于資料殘破不全,我們也無法確切說明人們為什么相信巫師。珀吉斯拒絕 在對巫師所作的歷史的、文學的和詩意的敘述之間進行區分。她并不刻意敘述巫師本身,而
      ①Dominick LaCapra, History and Criticism (Ithaca, New York, 1987), p.ll, 17.
      ® Hans Kellner, "Introduction: Describing Redescriptions", in Frank Ankersmit and Hans Kellner (eds.), A New Philosophy of History(London, 1995), p.10.
      ③Keith Jenkins, Re-thinking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1991), p. 34.
      ④Keith Jenkins, Re-thinking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1991), p. 47.
      ⑤F. R. Ankersmit, "Historiography and Postmodernism,,5 History and Theory, Vol. 28(1989), pp.152, 144. 是對詩歌、戲劇、歷史文本以及其他次級文學形式中的巫師形象加以精心描述。①
      不難看出,在這種后現代理論中,歷史事實幾乎從視野中消失了,傳統歷史研究賴以 存在的原始資料和派生資料之間的區別被消除了。歷史學家變成了寓言作家,成了文學批評 和分析的對象。歷史和虛構之間的分別被消解了,歷史和歷史學、歷史撰述和歷史理論之間 的界限被抹平了。
      我們認為,歷史學家的聲音固然重要,但是遺留文獻的聲音也很重要,而且,在我們 看來后者要比前者更為重要。根據過去文獻和遺跡,我們是能夠基本真實地在構建過去的。 歷史研究必須以原始資料為基礎。過去遺留下來的原始文獻和片斷是在與當時歷史實在的直 接聯系中產生的,因而也就最為可靠,理應成為歷史學家撰寫歷史的首要根據。派生資料是 在原始資料的基礎上產生出來的,它們與歷史實在的聯系是間接的,因而必須通過嚴格的考 證和審查才能確定它的實在性。我們必須堅定不移地維護原始資料和派生資料的區別。
      在歷史事實的問題上,我們堅持唯物主義的基本立場。歷史事實是過去已經發生并能 通過歷史遺跡加以證實的客觀實在。它不以歷史學家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無論歷史學家能否 予以證實,都不會影響它的客觀實在性。從這個意義上說,歷史事實就是歷史事件。歷史學 家的任務就是要“發現歷史事實”,弄清歷史真相。但是,我們又認為,歷史文本中的事實 具有歷史性,帶有鮮明的時代和個性色彩,而不是一個絕對的和僵死的概念。在這個意義上, 歷史事實的確具有相對性。在我們看來,歷史事實不同于歷史證據。只有當歷史事實被用來 支持和說明某個論證的時候才會成為歷史證據,也可以說,歷史證據是理論和闡釋介入歷史 事實的結果。歷史學家頭腦中的先見或理論的確會左右他對資料的閱讀。這種理論或先見主 要是來自歷史學家對當前問題的思考和關切,而并非源自資料本身。比如說,如果沒有馬克 思主義理論,湯普森(E. P. Thompson)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一書就是難以想象的; 如果沒有現代經濟理論,歷史學家就不會理解工業化。由于理論和闡釋的多樣性和主觀性, 同一個歷史事實也就具有充當多重證據的可能性。這樣看來,理論和闡釋的確是至關重要的, 它在事實轉化為證據進而生成文本的過程中起了積極的建構作用。
      但是,我們不能因此而僅僅強調在場的證據,也不能僅僅強調事實的相對性,而否定 不在場事實的實在性。事實的確是曾經實際發生過的事情,而不僅僅是文本。這里最重要的 問題是承認過去的客觀實在性,這是我們從事歷史研究的前提和基礎。一旦歷史客觀實在被 掏空,我們就會成為后現代主義者的俘虜,從而陷入相對主義和懷疑主義的深淵。
      二、作者、讀者和意義
      歷史學家早已意識到,歷史文獻的語言不是透明的,他們只能透過玻璃朦朧地看到過 去,而無法直截了當地發現其背后的歷史實在。這一點并不必定要等后現代主義者指出來。 后現代主義者所作的工作是將這一理論推向了極致。他們在反駁了文本語言是通向作者心靈 的透明窗戶這一觀點之后,進而認為作者與文本內容毫不相關,從而走向了另一個極端。
      在過去的歷史學家看來,文獻是由活生生的人來撰寫的,它們必然包含作者的主觀錯
      ①Diane Purkiss, The Witch in History: Early Modern and Twentieth-Century Representations (London, 1996), pp.59-63.
      謬和意識形態立場,因而,歷史學家應該仔細地審查這些資料,識別出作者的真實意圖,并 弄清楚文獻產生的語境。但是,自從解構主義出現以來,這種觀點也受到了質疑。根據德里 達的文本理論,作品一經完成,作者就會失去對作品意義的控制力。在無限的能指游戲中, 文本的意義也處于不斷的變化和流動中。意義是由讀者植入文本中的,因而所有意義在原則 上都具有同樣的有效性。在歷史學中,意義并非是由歷史學家在過去發現的,而是被強加上 去的,因而不同歷史學家從過去解讀出的意義都是合法的。保羅•利科也認為,因為“讀者 在寫作行為中是不在場的,而作者在閱讀行為中是不在場的……所以,文本就會產生一種讀 者和作者的雙重隱沒。”①
      但是,實際情況并非如此。文本是為了閱讀而創作的,作者在創作文本的時候,并非 總是由著自己的性情隨意揮灑,而不顧及讀者的要求和閱讀興趣。另一方面,讀者在閱讀文 本的過程中,頭腦中也總是思考著作者的創作意圖和目的。與德里達和利科等人的說法恰恰 相反,我們認為,文本會產生一種讀者和作者的雙重在場,它為讀者和作者提供了一個相互 對話和交流的場所。文本是對非語言性事物和事實的語言性再現,它們體現了作者的意圖。
      從一種后現代主義視角出發,美國歷史學家凱利(CatrionaKelly)提倡一種對資料的文 本化閱讀策略,建議歷史學家“不要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顯而易見的闡釋上,而要集中在意 義的次級層面上。”②根據福柯等人的觀點,由于所有歷史文獻都是話語,我們可以把看似 毫無關聯的事件隨意并列在一起,從而闡發出某種意義。正如撒姆爾所描述的那樣,他們“并 非辛苦地記載過去,而是根據想象力重新創造過去。”③詹金斯也認為,我們無法精確地理 解過去語言的意義,因而也就無法重建這種語言所指稱的過去。④
      我們認為,歷史學家的確無法給某個文獻界定一個獨一無二的、確定不移的所謂真實 意義。但是,歷史學家也絕對不能隨心所欲地把任何一種意義強加給文獻,而全然不顧及文 獻撰寫者的意圖和文獻產生時的客觀語境。歷史學家對文本的理解和對意義的闡釋無疑會受 到作品中所包含的詞語的限制,但是這些詞語也并非像后現代主義者所說的那樣具有無限的 意義。我們認為,重建過去語言的意義是可能的。因為,過去文獻中的單個詞語或概念是一 個意義系統的一部分,我們可以根據該系統中其他詞語或概念來確定它們意義。在研究某個 事件的過程中,我們并非僅僅閱讀關于它的一個文獻,而是幾百個甚至上千個相關文獻。我 們會在各種語境中遇到同一個詞語或概念,通過比較和鑒別,我們是能夠弄清楚該詞語或概 念的意義的。
      歷史研究應該是一種對話,一種歷史學家與過去文獻之間的對話,一種歷史學家之間 的對話。在這一方面,偉大歷史學家吉本給我們做出了榜樣。在其《羅馬帝國的興衰》中, “吉本得心應手地應對各種偏見,他展示這些偏見,他揭示資料中的各種成見,它顯示而不 是壓制'羅馬帝國歷史學家'的個性。公正并非出自對事實的盲目崇拜,而是出自心靈的運 思,出自分析、想象和才智,出自一種懸置判斷的能力。吉本的'偉大著作'讀起來像是一
      ①轉引自 Richard J. Evans, In Defence of History, London: Branta Books, 1997, p.104.
      ②Catriona Kelly, "History and Post-modernism,,5 Past and Present 133 (November, 1991), pp.209-213.
      ③Raphael Samuel, "Reading the Signs",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33 (1992), p.233.
      ④Keith Jenkins, Re-thinking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1991), pp. 40-41, and George Steiner, After Babel (Oxford, 1975), p.18.
      個包含多種聲音的大合唱。當代人在言說,吉本的資料對之進行評論,吉本增加一些自己的 評注,不時在腳注中進行責罵。而讀者則被邀請去旁聽,參與到這場精神的大討論中。”①的 確,歷史學家有必要傾聽過去各種聲音,甚至與自己的觀點相左的聲音,而不僅僅只是陶醉 于自己的狹隘視角中。
      把過去稱作“文本”只不過是一個隱喻,它沒有對過去做出明確的描述。過去遠非僅 僅是一個文本,將它當作文本來讀只是抓住了其實在性的一個方面,而且還不是主要的方面。 歷史事件與文學文本并非是一回事。斯皮格爾說:“所有的歷史學家,甚至那些實證主義派 的歷史學家,都會承認,歷史只能以文本的形式呈現給我們。”他還認為,所有的歷史文獻 都具有文學性。②但實際上,歷史資料與文學文本之間存在很大的差別。歷史資料并不必然 是,而且通常不是對一個事件、一種心態或一個故事的描述。比如,碑銘、外交文件、數據、 錄像帶、電影膠片等都不是文字敘述,因而也就不能被稱為文本。即使是書面資料,很多也 不能歸為文學形式。比如,這些書面資料有可能是小麥價格表、人口普查數據或者某工廠的 職工名單,也可能是某堵墻上的隨手涂鴉。另外,文本的物質載體紙、筆、墨水等都不是文 本。河流、山脈、樓房和飛機等非語言實體都不是文本,社會結構、政府組織和伊拉克戰爭 也都不是文本。總體的人類歷史包含大量文本,但自身并不是文本。總之,話語和文本雖然 是再現過去的主要方式,但不是唯一的方式。話語和文本不等于事實,也不能構成過去本身。
      后現代主義把歷史只等同于文本層面的說法,在討論和解釋歷史上人類的災難時,其 矛盾就會暴露出來。伊格爾斯,作為一個十一歲時由于德國納粹迫害而隨家遷往美國的難童, 很懂得“納粹大屠殺”是一件實實在在的歷史事件。他指出,近年關于“大屠殺”歷史事件 的討論使后現代主義的矛盾表現的更明顯。海登•懷特也承認,從道德的觀點看,否定“大 屠殺”這一現實是無法接受的,盡管在歷史敘述中不可能客觀地確定它是否曾經發生過。③的 確,法西斯納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屠殺了數以百萬計的無辜猶太人,日本侵略者僅在南 京就屠殺了 30萬無辜的中國同胞。這樣的血淋淋的事實難道僅僅是文本嗎?日本右翼分子 矢口否認南京大屠殺,企圖改寫歷史文本。他們的罪惡意圖正好說明,僅僅把歷史歸結為文 本,而否認歷史事實會造成多么嚴重的后果。
      三、歷史語言的客觀性
      我們已經看到,作為一種語言唯心主義,后現代主義哲學進入歷史學領域后,徹底消解 了事實、證據和作者意圖等歷史實在論觀念。實際上,拒斥歷史實在論從來都是后結構主義 和后現代主義哲學的中心論題。在《論寫作學》一書中,德里達集中闡述了這一反實在論的 立場。他認為,閱讀“無法合理地超越文本……抵達指涉物”或者“實在”,無論這種實在 是“形而上的、歷史的還是精神生物學的。”因而,他提出了那句著名的反實在論口號,“文
      ①Roy Porter, Gibbon: Making History (London, 1988), p.163.
      ②Gabrielle Spiegel, "History and post-modernism", Past and Present 135 (May, 1992), p.207, n. 31.
      ③伊格爾斯:《二十世紀的歷史學一一從科學的客觀性到后現代的挑戰》,何兆武譯,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 年版,第15-16頁。
      本之外無他物o (il a pas de hors-texte)①從符號學的角度出發,巴爾特認為,針對過 去實在的話語指涉是一種虛假的和欺騙性的語言效果,話語中的所指根本就沒有什么指涉 物,它所涉及的不過是話語本身。②海登•懷特說,“不存在某種言說和再現世界的所謂唯 一正確的方式,因為語言在與它所言說的世界的關系上是任意的”,因而,“一切都可以被重 新描述”。③伯克豪爾佛也同樣反對歷史實在論,強調"非指涉論”(dereferentialism)帶給 傳統歷史學的嚴峻挑戰。④為了論證自己的觀點,他首先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歷史”這個 詞的指涉物是什么?然后自己回答說:它不可能是所謂的過去,因為,準確說來,它是不在 場的。他說,“沒有人能夠像指著一匹馬或一棵樹(或者,甚至是它們的圖片)那樣指著過 去。”因而,他贊同某些文學理論家的觀點,認為歷史學中的指涉僅僅與其他歷史或文本相 關聯。⑤根據伯克豪爾佛的邏輯,只有當過去事件像一匹馬或一棵樹那樣成為我們當下的認 知對象時,它們才算得上是歷史著作中的陳述的指涉物。
      這些觀點顯然是極其荒謬的。我們認為,首先,語言和語法并非完全是任意的能指,它 們與外界實在具有對應關系,它們指稱的是一些真實的事物,當然也包括那些不在場的事件。 雖然在某個音素與某個能指的聯結方面語言是任意的,但是,在指涉或意義方面卻并非如此。 比如說,在英語中,“dog”(狗)這個詞的發音和詞形總是指向那種與狐貍、狼近緣的家養 食肉哺乳動物。其次,雖然一切都可以被重新描述,但不可以被隨意描述。客觀的事實和意 義是語言或話語描述的底線。比如,如果說亞馬遜河是世界上最長的河流,我們可以通過其 他方式對它進行描述,說它位于南美洲、流經好幾個國家等等,但是,我們決不可以將它描 述成世界上最短的河流。第三,實在論和再現論并不意味著只存在一種描述世界的正確方式。 它也承認,對于同一個對象或事件,不同的人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和視角作出不同的描述。 如果所有這些描述都不相互矛盾,可以說它們都是正確的;如果這些描述與事實相符合,它 們也都是真實的。
      歷史話語或闡釋與歷史實在也具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前者不可能脫離后者而獨立存在。 就連懷特自己也不否認,語言并非純粹是自我映射的,它是人類意識與外在世界之間的媒介。 ⑥只要我們承認作為超文本實在的過去的確存在,那么也就等于承認,語言能夠描述外在于 它自身的事物。因為,假如語言不具有描述和告知歷史實在的功能的話,我們也就無從知道 過去是真實存在的。
      實際上,后現代主義的論點是自相矛盾的。后現代主義作家也在使用語言闡述事實和提 出理論,而他們似乎相信自己在指涉一些真實的人物或事件。厄爾馬思(Elizabeth Ermarth) 在把一切都歸入文本并試圖顛覆傳統歷史學的時間觀念的過程中,她自己卻作了許多有關過 去的事實性陳述,比如,現代性起始于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古希臘人沒有主體的概念;等 等。她也坦率地承認,她自己有關后現代主義的文本“是采用再現(representation)的語言
      ①Jacques Derrida, Of Grammatology, trans.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Baltimore, 1976, p. 158.
      ②Roland Barthes, "The Discourse of History,5, in 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 ed. Keith Jenkins (London, 1997), pp. 121-122.
      ③Ewa Domanska, "Interview: Hayden White,Diacritics (Spring, 1994), p.96.
      ④Berkhofer, Beyond the Great Story (Princeton, 1995), p.9.
      ⑤Berkhofer, "The Challenge of Poetics to (Normal) Historical Practice,5, in 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 ed.
      Keith Jenkins (London, 1997), pp.149-150; Berkhofer, Beyond the Great Story (Princeton, 1995), pp.63-64.
      ⑥Hayden White, The Problem of Change in Literary History”,New Literary History, Vol. 7(1975), p.109. 寫成的,它假設了一個協同的共同體,并包含歷史概括和注釋。”①她所說的“再現”就是 一種實在論的表現形式。羅伯茨(David Roberts)的《唯有歷史》(Nothing but History) 一 書實際上是一部思想史,它追溯了從維柯到尼采、克羅齊、海德格爾再到德里達、福柯以及 其他后現代主義者的有關某些歷史觀念的發展進程,并作了不少概括性評論。這些敘述和評 論似乎都是一些真實和客觀的表述,它們無疑指涉著過去的真實人物及其思想。它們恰恰證 實了這些后現代主義者所極力反對的客觀實在論思想。
      在語言與實在的關系上,我們同意扎格林的觀點。作為一個典型的實在論者,他認為, “外部世界、物質對象和事物的一般存在方式的存在和性質,不依賴于我們的感官經驗,也 不依賴于語言和話語對它們的指涉。”②具體到歷史學領域,這就意味著,過去事件獨立于 歷史學家對它們的認識和重建它們的方式,歷史學家可以通過遺留下來的證據真實地再現不 在場的人類過去。
      但是,扎格林又認為,后現代主義哲學對于歷史學沒有什么貢獻。他不贊成詹金斯后 現代主義者從哲學角度對歷史學的侵犯。在他看來,“歷史學是一門獨立的經驗性學科”,不 需要哲學家的指手畫腳。“如果哲學要與歷史學保持一種富有成果的關系,它就必須接受歷 史學家的思維方式。哲學對于歷史學的主要貢獻在于,幫助后者澄清它對自己的理解,闡明 后者所依賴的基本假設。”③他的觀點與埃爾頓如出一轍,在后者看來,只有歷史學家才有 資格去談論諸如歷史學的本質等問題。
      但是,海登•懷特不這樣認為,他說,“堅持認為只有歷史學家才真正了解歷史學家的 所作所為,這類似于現代科學家反對自己被社會學家、人種學家、哲學家和歷史學家去研究。” ④我們認為,懷特在這方面說得很對。在這樣一個學科大融合的時代,任何一個學科發展都 不能游離于其學術環境,不能夠對其他學科的最新進展不聞不問。這樣只能導致該學科的日 益萎縮和后退,而不利于自身的健康成長。在一個學科的發展舉步維艱的時候,聽一聽其他 學科的見解和觀點,往往能進入柳暗花明的新境界。歷史學家和哲學家各有長短。歷史學家 具有豐富的實踐經驗、占有大量的文獻和資料,但往往僅限于此,而不注重自己學科的性質 和獲取知識的方式等問題。哲學家一般都具有抽象的思維能力和較廣闊的學術視野,但不怎 么注重具體學科的經驗實踐和特殊技巧。雙方很有必要本著謙虛的態度,相互學習,相互借 鑒,揚長避短,這樣做往往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成果。
      另一方面,哲學家對語言現象哲學分析并不必然會對歷史學造成消極的影響。哲學家羅 素對語言和實在之間關系的分析就有力地支持了實在論觀點。這一點就連扎格林自己也是承 認的。羅素說:“同一般說來是非語言的事實保持著這種或那種的聯系是言語的主要功能。 某些現代哲學家……告訴我們,使語言和事實相對是一種'形而上學',因而理應受到譴責。 這種觀點極其荒謬,可能只有極少數博學的人接受它。”羅素還指出,“言語是為了不是言語 的事物而被發明出來的。哲學家們似乎忘記了這樣一個簡單的事實:言語的目的是為了應付
      ①Elizabeth Ermarth, "Sequel to History,in 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 ed. Keith Jenkins (London, 1997) p.57.
      ②Perez Zagorin, "Rejoinder to a Postmodernist,in History and Theory 39, no.2, 2000.
      ③Perez Zagorin, "Rejoinder to a Postmodernist,in History and Theory 39, no.2, 2000.
      ④Hayden White, "Response to Arthur Marwick",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30(1995), p.245. 不同于言語的事物……”①當今不少分析哲學家或者從認知和真理層面上,或者從本體論意 義上,積極捍衛實在論的觀點。他們堅信,世界、物質客體和自然現象等都不依賴于心靈和 語言而存在。②雖然這些哲學家是從哲學的視角來探討實在論問題的,但是他們在這方面的 觀點也同樣適用于歷史學。實際上,過去作為獨立實在的觀點也并不特別需要某種理論或哲 學結論的辯護。實在論本身就是歷史理性的一個必要條件,它也是歷史學作為一門學科之可 能性的首要條件。
      四、實踐唯物主義的歷史語言觀何以可能
      歷史哲學的“語言學的轉向”對歷史學的理論研究是有意義的。這種轉向把重點轉到 歷史學家表述了什么和怎樣表述的問題上,揭示了歷史語言的非透明性和意識形態性,從而 拓展了歷史學研究的視野。這種研究擊中了樸素客觀主義或抽象經驗主義的要害。的確,抽 象經驗主義把歷史文本與歷史事實之間的關系以及歷史認識的性質簡單化了,想當然地認為 歷史語言能夠像鏡子那樣再現歷史實在,沒有認識到歷史認識過程的復雜性。實際上,正像 后現代主義者所指出的那樣,歷史寫作的風格、文本語言、語境等再現歷史的形式不應該僅 僅被看作一種解釋的形式,它們本身也的確具有某種意義和內容。
      我們同意伊格爾斯給予后現代歷史理論的肯定。他認為,后結構主義者“很正確地提 出了這一論點,即歷史作為一個整體來說并不包含有任何內在的統一性或一貫性,每一種歷 史概念都是通過語言而構成的一項建構,人作為主體并不具有任何脫離矛盾與模棱兩可之外 的完整的人格,而且每一種文本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來閱讀和解說,因為它并不表示任何毫 不含混的意圖。福柯和德里達有著很好的理由指出了語言的政治涵義和其中所固有的權力的 等級關系。這些滲透在全部人生之中的矛盾,就迫使觀察者去'解構'每一種文本,以便揭 示出其意識形態的成分。每一種現實都不僅僅是通過言談的話語去與人交流,并且也以一種 極其根本的方式就由它們所構成。”③因而,我們認為,歷史學家應該認真地對待這種后現 代主義語言理論。他們完全可以把最新的語言理論成果應用到自己的歷史思想和寫作中去, 這有助于他們突破陳舊的思維定式和僵化的研究路數。另外,我們認為,后現代主義還迫使 歷史學家反思他們工作的性質,開辟閱讀文本的新方式。它也提醒歷史學家,在歷史實踐中 要慎重考慮自己的寫作風格,促使他們更仔細地考察文獻,更認真地對待表面現象,重新思 考文本和話語等問題。
      后現代語言理論對哲學和歷史學都提出了挑戰,接受這一挑戰必定使學術研究進入一 個更高的層次。歷史學和哲學問題,都有話語和語言的層面,對語言的深入研究,必將從深 度和廣度上把學術研究推向一個更高的境界。但是,我們認為,后現代歷史學的立論是不能 成立的。如果使研究僅僅停留在話語和語言的范圍內,那么我們得到的就只能是話語和語言,
      ①轉弓丨自 Perez Zagorin, "History, the Referent, and Narrative: Reflections on Postmodernism Now," in History and Theory, vol. 38, no. 1, 1999.
      ②John Searle, "Does the Real World Exist,” in Realism, Antirealism and Epistemology, ed. Christopher B. Kulp (Lanham, Md., 1997); William B. Alston, A Realist Conception of Truth (Ithaca, N.Y., 1996).
      ③伊格爾斯:《二十世紀的歷史學一一從科學的客觀性到后現代的挑戰》,何兆武譯,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 年版,第152-153頁。 這勢必會妨礙人們對歷史學的理解。后現代主義是建立在對語言本質和功能的錯誤觀念之上 的,它與歷史學家的職業直覺和信仰明顯相悖,也不能夠對歷史學的性質做出適當的說明。 我們決不能落腳在后現代主義的結論上。
      盡管在后現代主義的批判和解構下,基礎主義認識論已呈衰落之勢,但這并不能成為 我們拋棄真理和知識觀念、擁抱相對主義的理由或借口。雖然知識具有一種笛卡爾式基礎的 觀念已成昨日黃花,但是大部分哲學家仍然以追求真實知識為己任,依然堅持對邏輯、證據、 客觀性和理性的信念。像幾乎所有的物理和生物學科學家一樣,歷史學家基本都是自然的實 在論者,幾乎都是真理符合論的信奉者。這是他們多年研究歷史的必然結果。幾乎所有的科 學家都相信,自然界中事物存在的方式獨立于人類的心靈和語言,而且,只要科學程序是合 理的,他們就可以基本了解自然界的真實面目。同樣,大部分歷史學家也想當然地認為,過 去事件并不依賴于人類思考和研究它們的方式而存在,他們所研究、分析、敘述和解釋的行 為、事件、思想、結構和過程都是人類經歷過的過去實在的組成部分。很少有人接受“現實 并不存在,惟有語言才存在”這種極端的立場。現實不可能是一種任意的假定,也不是一種 語言的幻象。歷史學家的首要目的就是努力獲得一種對過去人類生活和變遷的理解,并將這 種理解傳達給現在和以后所有的人們。在這一方面,我們贊同卡洛爾•史密斯■羅森堡(Carroll Smith-Rosenberg)的話:“語言學的分歧建構了社會,社會的分歧也建構了語言。”①
      樸素的客觀主義已經無法提供令人滿意的史學指導,相對主義和懷疑主義也絕不應該 成為人類心靈的最終寓所。人類心智應該重新尋找新的家園。對于歷史學家經過千百年史學 實踐所總結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研究原則和方法,我們應該繼承和發揚;對于那些不利于學術 發展或理論創新的陳舊模式,我們理應改進甚至拋棄。后現代主義的出現為我們揚棄傳統歷 史學、構建新的歷史學理論提供了契機。融合傳統經驗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的理論視界,構筑 一種新型的歷史哲學,將成為今后相當一段時期哲學家和歷史學家們富有挑戰性的任務。
      西方某些歷史學家也的確在做一些超越經驗主義和相對主義的探索性工作。針對后現 代主義對傳統經驗論的攻擊,喬伊斯•阿普爾比、林恩•亨特和瑪格麗特•雅各布等歷史學 家提倡一種與傳統實在論不同的“分別較細微的、比較不絕對的實在論,即所謂務實的實在 論(practical realism)o ”②根據這種務實的實在論,語言的意義既非僅僅存在于我們的頭腦 中,也不會完全依附于外在世界的客體。具有想象力和理解力的人類通過語言來回應外界實 在,從而導致了語言慣例的形成。語言的文法結構是在與客觀世界互動的過程中,在人類試 圖給事物命名的過程中發展起來。與后現代主義不同的是,務實的實在論強調語言的作用在 于能夠表述主體與客體之間多種多樣的關系。語言具有溝通、回應的性質,它不是唯我論者 的主觀武斷工具,因而能服務于求知的目的。語言結構可能是人類心靈中潛存的東西,但語 言卻是由于主體與客體的接觸而產生的。務實的實在論并不奢求主觀概念與外在事物全然相 符,它接納歷史學家對過去的試探性而不完美的記敘。務實的實在論者提醒后現代主義者, 有些文字和語言慣例即便是從社會角度建構的,卻可以觸及外在世界,并且對其中事物做相
      ①Carroll Smith-Rosenberg, The Body Politics,5, in E.Weed, ed., Feminism /Theory /Politics (New York, 1989), p.101.
      ②[美]喬伊斯•阿普爾比、林恩•亨特和瑪格麗特•雅各布:《歷史的真相》,劉北成、薛絢譯,中央編譯 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231頁。 當真確的描述。務實的實在論者并不反對科學,它同研究自然界的科學一樣認為,“腦中擁 有關于某事物的知識,并不就此否認該事物在人的頭腦外如預料地那樣運作著。”①
      阿普爾比等人借用美國的實用主義皮爾斯(Charles S. Peirce)的話說曾說,實在論者“會 區別事物的真實概念和事物本身……以便從兩個不同的角度來看這同一件事物;因為在一個 真正的判斷過程中,思考的最直接對象就是實在”。②在她們看來,某個存在的事物成為思 維中的概念,絲毫不損害其有形的存在,也不妨礙通過語言中介來認識該事物。一個事物可 以同時處于外在客觀世界與內在的語言領域。可知的、可用的事物與用來描述它們的語言是 兩回事,但是它們能夠被文字“捕捉”而存于思維之內。
      阿普爾比等歷史學家的可貴之處在于,她們不滿足于語言與外在實在完全對應的經驗主 義論斷,也反對語言全然是一種主觀建構的后現代語言決定論,而是強調語言是主體和客體 之間互動的產物。在此基礎上,她們既捍衛了外在世界的真實性,又肯定了語言再現世界的 可能性。但是,她們的語言理論僅僅是在語言的主觀性和客觀性之間所做的一種便利的調和 或折衷。由于其實用主義的狹隘立場,她們不能夠正確地把握語言的實質和功能,她們的理 論仍然沒有脫離經驗的直觀。在語言問題上,能夠真正引領我們走出抽象經驗主義和相對主 義理論困境的無疑是馬克思主義的實踐唯物主義語言觀。
      19世紀40年代,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明確提出了實踐唯物主義的 世界觀。從這種嶄新的世界觀出發,他們對傳統的形而上學認識論和語言論進行了清算。他 們指出:
      ,精神,從一開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質的,糾纏=物質在這里表現為震動著的空 氣層、聲音,簡言之,即語言。語言和意識具有同樣長久的歷史;語言長一種實踐的、 既為別人存在因而也為我自身而存在的、現實的意識。語言也和意識一樣,只是由于 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產生的。 意識一開始就是社會的產物,而且 只要人們存在著,它就仍然是這種產物。③
      就在同一個文獻中,他們還指出:
      瑜言是思想的直接現實。哲學家們已經使思維獨立化,同樣,他們也一定要使語 言獨立化而成為一個特殊的王國。這就是哲學語言的秘密,在哲學語言里,思想作為 言語具有自己本身的內容。從思想世界降到現實世界的問題,變成了從語言降到生活 的問題……哲學家們只要把自己的語言還原為它從中抽象出來的普通語言,就可以認 清他們的語言是現實世界的被歪曲了的語言,就可以懂得,無論思想或者語言都不能
      ①[美]喬伊斯•阿普爾比、林恩•亨特和瑪格麗特•雅各布:《歷史的真相》,劉北成、薛絢譯,中央編譯 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233頁。
      ②轉引自[美]喬伊斯•阿普爾比、林恩•亨特和瑪格麗特•雅各布:《歷史的真相》,劉北成、薛絢譯,中 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234頁。
      ③《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81頁。
      獨自組成特殊的王國,它們只是現實生活的表現。①
      在我們看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這兩段話強調了以下三個方面的問題:第一,意識和語 言須臾不可分離,“具有同樣長久的歷史”。語言是思想的載體,是“思想的直接現實”。而 語言具有物質性,它是一種“震動著的空氣層、聲音”。后來斯大林進一步闡發了這一思想, 他指出:“完全沒有語言的材料和完全沒有語言的'自然物質'的赤裸裸的思想,是不存在 的。”②在思維與語言的關系問題上,馬克思主義認為思維不能離開物質基礎而獨立存在, 從而堅持了唯物主義的前提。
      第二,語言和意識一樣,都不可能離開實踐的基礎而獨立存在。語言和意識都產生于實 踐。“語言是一種實踐的、既為別人存在并僅僅因此也為我自己存在的、現實的意識。”語言 的為我性恰恰是建立在其為他性的基礎上的,在交往中為我與為他的同一構成了語言的現實 性。語言本身首先是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活動,它是人類交往實踐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語言 也和意識一樣,只是由于交往實踐的需要才產生的。另外,恩格斯說:“語言是從勞動中并 和勞動一起產生出來的,這個解釋是唯一正確的……。”③交往和勞動的實踐活動決定了產 生語言的需要,也創造了產生語言的主客觀條件。
      第三,在語言、意識和實在的關系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斯堅持語言和意識具有在實踐基 礎上反映實在的可能性。人們通過語言交往活動交流思想、相互理解,并在實踐基礎上獲得 對現實世界的客觀認識和描述,這種客觀的認識和描述反過來指導人們的對象化實踐和人與 人之間的交往實踐。“思想作為言語具有自己本身的內容。”思想和語言都具有指涉性,它們 是對現實世界的歪曲反映。一句話,“無論思想或者語言都不能獨自組成特殊的王國,它們 只是現實生活的表現。”
      總之,馬克思主義的語言觀是一種實踐的語言觀,它主張語言是建立在整個社會實踐基 礎上的一種現實的交往活動。這種語言觀反對將語言作為一個抽象的符號王國來看待,認為 語言和意識一樣,具有堅實的物質基礎,并能夠在實踐中獲得對實在的有效再現。讓語言回 到現實生活中,回到實踐中,這是實踐唯物主義語言觀的根本出發點。
      在馬克思主義看來,西方哲學從本體論到認識論再到語言哲學的發展進程有一定的歷史 必然性,但是其最終的語言本體論、語言決定論和語言不可知論的結果則是不能成立的。在 馬克思主義看來,語言和認識一樣,都不可能離開實踐的基礎而獨立存在。無論是把事物本 身歸結為思維或意識活動的認識論的形而上學,還是把事物和認識歸結為語言符號的語言論 的形而上學,都是試圖把認識和語言變成脫離人的實踐活動的“獨立王國”,這是與實踐唯 物主義觀點格格不入的。
      當現代西方哲學從對認識的思考轉向對認識的表述形式——語言的思考時,馬克思主義 則從對認識的思考轉向了對認識的基礎——社會實踐的思考,同時在實踐的基礎上考察認識 和語言現象。事實上,認識論和語言論的哲學思考都是唯物主義實踐觀的有機組成部分,只
      ①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節選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1-122頁。
      ②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8頁。
      ③《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376頁。 有建立在實踐論基礎上的認識論和語言論才能科學地解釋人類的認識活動和語言活動。也只 有從這一觀點出發,才能說明語言意義的可理解性和客觀性的統一性問題。
      實踐唯物主義語言觀的確立,為當代語言哲學的研究指出了新的方向,對當代語言學的 理論和實踐產生了重大影響。它是我們理解歷史語言的有效指南,也是我們反對后現代歷史 學的有力武器。在馬克思主義看來,歷史文本和話語是在歷史學家認識歷史的媒介或手段, 亦即歷史意識的直接現實。歷史語言無論體現為日常語言還是專業術語,它們本身就是一種 符號形態的物質存在。歷史語言和歷史意識一樣,都不能離開活生生的歷史現實而獨立存在, 它們歸根結底來自于普通群眾和歷史學家的交往實踐。歷史語言雖然具有一定的獨立性和非 透明性,但它絕對不是一個獨立的特殊王國,它是對歷史實在的一種歪曲反映,是對過去的 真實表現或再現。一句話,歷史語言具有真實性和客觀性。
      第三章歷史敘事與想象
      你會發現,大多數人說話僅僅是為了敘述。
      ——[英]托馬斯•卡萊爾
      敘事歷史是傳統歷史學的基本特征。歷史學家總是在講故事,因此歷史學曾經被認為是 修辭學的分支。但是,由于受到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影響,敘事在20世紀曾經一度出現衰退 的傾向。隨著英美分析哲學的發展,敘事在出現了某些復興的跡象。分析的歷史哲學家對敘 事問題的研究是對仿效自然科學的歷史解釋模型的一種背離。它仍然限于歷史認識論范圍, 其主要目的是試圖弄清楚歷史敘事的解釋功能。因而,他們的研究沒有導致懷疑論,他們同 經驗歷史學家共享一種實在論前提。但是,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隨著后期分析哲學以及 歐陸語言哲學的迅速發展,歷史學領域出現了 “語言學轉向”,對歷史敘事問題的研究也進 入了后現代主義階段。后現代主義者都是一些徹底的反實在論者。他們試圖消除歷史敘事和 虛構敘事之間的界限,將歷史敘事看作是歷史學家的發明和創造,從而否認敘事再現歷史實 在的任何可能性。
      第一節傳統歷史敘事觀
      一、敘事、歷史敘事與敘事歷史
      簡單說來,敘事(narrative)就是故事。而根據亞里士多德的說法,故事就是對行為 的有情節的再現。故事與行為有關,它通過口頭語言或書面語言等媒介再現那種行為。但是, 當今的再現媒介也可以擴展到電影和電視中的圖像,以及雕塑、木偶或舞臺上活生生的演員 等等。無論采用什么樣的媒介,敘事的目的都是要再現某種行為,再現人的某種經驗、感受 或作為。①至于情節,亞里士多德將它定義為“對事件的有秩序的排列。”②這一定義向講 故事的人提出了兩個重要的問題:應該選擇哪些事件而忽略哪些事件?應該按照什么秩序排 列這些事件?為了更好地理解“情節”這個術語,我們有必要了解“一致性”和“意義”這 兩個詞。在亞里士多德看來,一個情節必須具有統一性,故事的前后要融貫一致,講故事的 人不應該隨意游離開要點,不應該插入一些無關緊要的東西。另一方面,故事必須具有某種 意義,它必須能夠引起我們的共鳴。總之,任何故事都應該是對行為的再現,而且還要有情 節。除此之外,還要顧及到觀眾或聽眾或讀者,因為他們直接影響到事件的選擇和講述的方
      ①Aristotle, "On the Art of Poetry,in Classical Literary Criticism, tr. T. S. Dors ch (Penguin, 1965), p. 44.
      ②Aristotle, "On the Art of Poetry,5, in Classical Literary Criticism, tr. T. S. Dors ch (Penguin, 1965), p. 39. 式。
      何謂歷史敘事?根據芒斯羅(Alun Munslow)的定義,歷史敘事就是歷史學家向讀者 講述的有關一個事件或一組相關事件的故事。①歷史敘事是一種話語,它由關于過去事件的 個別陳述所構成,其基本結構是“這一事件發生,然后那一事件發生”,通過這種方式,毫 無關聯的歷史事件便被安排在一個可理解的秩序或序列中。歷史敘事中個別陳述存在真假問 題,但是作為個別陳述集合的敘事整體形成一套復雜的闡釋程序,它不存在真假的問題。②
      史學史家和分析的歷史哲學家討論的敘事與后現代歷史哲學家討論的敘事在含義上是 大不相同的,例如,勞倫斯•斯通(Lawrence Stone)>福雷(Francois Furet)>丹圖(Arthur C. Danto)>加利(W. B. Gallie)與巴爾特、海登•懷特、利科(Paul Ricoeur)等人討論的 敘事就有本質上的區別。海登•懷特注意到,“敘事觀念自身包含一種模棱兩可,它與我們 在使用厲史(history) 一詞時發現的那種典型的模棱兩可同屬一類。敘事既是一種話語方式, 也是使用這種話語方式的產物。當這種話語方式被用來再現'真實'事件(如同在'歷史敘 事'中那樣)時,其結果便是產生了一種具有特定語言、語法和修辭特色的話語,即,敘事 歷史(narrative history)。”③有論者據此認為,“敘事” 一詞既可以作為名詞,意為敘述的 故事或敘述的行為;也可以作為形容詞,意為敘事的、敘事體的、故事形式的。這時,在歷 史哲學中討論的"historical narrative就可能會有“歷史敘事”(強調歷史故事)與“歷史敘 述”(強調敘述歷史的行為)這兩種含義,而"narrative history"則通指“敘事歷史”(以表 現故事為核心的歷史作品)。④
      海登•懷特有時也會在最寬泛的意義上來使用“敘事”這個詞。比如,在《歷史敘事的 結構》一文中,他就認為,敘事指的是“任意一種寫作形式,在其中,敘述者依托一種無知、 不了解或健忘的背景發出聲音,來引導我們有目的地注意以一種特殊的方式組織起來的經驗 片斷。”⑤這樣的話,敘事并不必然具有開頭、中間和結尾。在格魯納(R. Gnmer)等人看 來,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不是敘事作品。但是,根據海登•懷特的觀 點,它也是一部故事,只不過這部故事全部是中間部分,即情節是反諷的,有意挫敗讀者期 待它朝著某種結尾發展的希望。在海登•懷特那里,敘事可以用來指代一切歷史敘述或寫作 形式,無論是傳統歷史學敘述故事的形式,還是新史學以社會事實為中心主題的論述性敘述 形式(比如,年鑒學派和計量史學的作品等),它們都可以看作是敘事的不同形式。這樣, 在懷特看來,所有的歷史文本都是敘事文本。
      另外,根據海登•懷特敘事的考察,(narrative)>敘述(narration)>敘述(to narrate) 這幾個詞源自拉丁詞gnarus{意思是"了解”(knowing)、"熟悉”(acquainted with)、"內行 的”(expert). “熟練的"(skilful)等),以及拉丁詞narro (意思是“陳述” (relate). “講述” (tell)),這些拉丁詞又源自梵語詞根刃7方(“ 了解”(know))。這同一個詞根產生了希臘
      ①Alun Munslow,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Historical Study (London and New York, 2000), p. 171.
      ⑵ Alun Munslow, Deconstructing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p. 11.
      ® Hayden White, Content of the Form: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57.
      ④陳新:《歷史語言與敘述性》,載《20世紀西方歷史哲學》,韓震主編,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年10 月版,第224頁。
      ⑤Hayden White, The Structure of Historical Narrative,in Clio, I (1972), p. 13.
      詞y v q p i u o C (“可知的”(knowable)、"已知的”(known))。①據此,海登?懷特 認為,它不僅遠不是一個問題,而且敘事完全可以看作是一個人類所普遍關心的問題的解答, 這個問題即:如何將了解(knowing)的東西轉換成可講述(telling)的東西,如何將人類經 驗塑造成能被一般人類吸收的形式。②
      二、歷史學能否擺脫敘事?
      有些學者堅信,歷史觀念和敘事觀念之間具有必然聯系。比如,早在20世紀初期,屈 維廉就提出,歷史本質上是“一個故事”。歷史學家應該圍繞這個故事,把對人物的刻畫、 對社會和文化的研究以及對因果關系的探討等不同的問題貫穿起來。在他看來,“歷史的藝 術始終是敘述的藝術,這是最基本的原則。”③加利也認為,歷史是“故事類中的一種”,因 而,歷史敘事的觀念在“邏輯上優先”于批判的歷史哲學中的幾乎所有其他的問題。他還宣 稱,“理解歷史就是發揮追蹤故事的能力。”④丹圖認為,一切歷史都以敘事為“先決條件”, 故事形式為歷史學家提供了一種“組織方案”,如同理論為科學家提供了一種研究方案。莫 頓•懷特(Morton White)相對溫和一些,他只說敘事是“歷史學家運用的典型話語形式”。 但格倫•莫羅斷然宣布“歷史就是敘事”。荷蘭歷史學家雷納(GJ. Renier)也說:“歷史是 有關生活在社會中的人們的經驗的故事。”⑤他在這里把歷史(history)定義為一種故事 (story)o洛奇(A. R. Louch)也是一個敘事主義者,他聲稱敘事方法是“歷史解釋工作的 精髓”,而不僅僅是“一種次要的、風格上的特征”。⑥他還認為,這個世界的事物在變化中 持續著,我們有關它的經驗存在著斷裂,作為填補這種斷裂的方式,敘事是歷史解釋的根本。 利科也說:“如果歷史與我們理解故事的基本能力沒有任何關聯的話……歷史將不成其為歷 史了。”⑦
      在羅蘭•巴爾特那里,敘事對于人類文化來說是普遍的和自然。他說:“敘事是國際性 的、超歷史的和跨文化的:它就在那里存在著,如同生活自身。”⑧在他看來,敘事產生于 我們關于世界的經驗和我們用語言描述該經驗的努力之間,它“不斷用意義來替代被敘述事 件的簡單副本”。所以,敘事能力的缺失或對它的拒斥必然意味著意義本身的缺失或遭拒斥。 他還認為,敘事在促進不同文化的相互溝通方面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因為它“是可郵譯旳 且不會受到根本損傷,”而一首抒情詩或一段哲學話語卻不能。我們或許不能完全領會另一 種文化的特定思想模式,但是,我們比較容易理解其中的故事,無論這種文化顯得多么奇異。
      ①Hayden White, Content of the Form: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215.
      ® Hayden White, Content of the Form: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1.
      ③[英]屈維廉:《歷史女神克利奧》,載何兆武主編《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版,第 629-630 頁。
      ④William B. Gallie, Philosophy and the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64), p. 105.
      ⑤G. J. Renier, History: Its Purpose and Method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65), p. 33.
      ⑥[美]威廉•德雷:《論歷史學中敘事的性質與作用》,載《當代西方歷史哲學讀本》,陳新主編,上海:復 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10月版,第179頁。
      ® Paul Ricoeur, Time and Narrative, tr. K. McLaughlin and D. Pellauer, 2 vol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p. 91.
      ⑧ Roland Barthes, " Introduction to the Structural Analysis of Narratives,in Image, Music, Text, trans. Stephen Heath (New York, 1977), p.79.
      在敘事問題上,懷特與巴爾特有較多共同語言。懷特說:“提出敘事的性質問題,就要 導致對文化本性的反思,而且,甚至可能要導致對人性自身的反思。敘事的沖動是很自然的, 而對于就事件如何真正發生的任何敘述而言,敘事的形式都是不可避免的,因而,敘事性只 有在缺少它或有步驟地拒斥它的文化中,比如在當代西方學術文化和藝術文化領域內,才可 能顯得頗成問題。”因此,在懷特看來,“敘事遠非某種文化用來為經驗賦予意義的諸多代碼 中的一種,它是一種元代碼code), —種人類普遍性,在此基礎上有關共享實在之本 質的跨文化信息能夠得以傳遞。”①
      但是,曼德爾鮑姆(Maurice Mandelbaum)>羅爾夫•格魯納(Rolf Gruner)和德雷等 學者認為,歷史觀念和敘事觀念之間不具有必然的聯系。曼德爾鮑姆就宣稱:“目前視歷史 為敘事的趨勢是不幸的,需要糾正。”②在他看來,敘事要么是敘述已經熟悉的事情,要么 是對這些事情進行整理。而歷史學的根本任務是探求未知的東西,而不單單是從事一種整理 工作。因而,他認為,歷史學從根本上不能是敘事的。他聲稱,加利等敘事主義者在故事中 發現的目的論意義并不單單存在于敘事中,我們甚至在邏輯三段論中也可以發現這種意義。 他還批評敘事通過一種獨特方式將過去過分簡化了。他甚至否認傳記本質上是敘事的,因為 傳記作者“必須經常不僅考慮其主題面對的處境,還要必須訴諸智力、氣質和個性因素,它 們通過進入其敘事的特殊情節而往往難以說明。”③格魯納認為,歷史學“剖面”或“時代 描述”的多樣性是非常值得尊重的。他舉例說,不能因為赫伊津哈的《中世紀的衰落》和布 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缺少一種全面的敘事組織形式就不成其為一部歷史 作品了。這兩部著作的確包含某些“敘事的因素”,就如同在大部分敘事著作中能找到“非 敘事因素” 一樣。但是,從總體上說,它們不是按年代順序的線索組織的。④德雷同意曼德 爾鮑姆的結論和格魯納為此做出的論證。他認為,歷史作品應該是解釋性的,但是敘事本身 不是一種解釋形式。莫頓•懷特的因果鏈模式和丹圖的因果輸入模式都表明,歷史敘事只有 在它提供因果解釋的時候,才可能是解釋性的。麥克庫拉(C.B.McCullagh)認為,敘事只 能是在歷史學家“詳細描述”所發現的東西時帶入歷史作品中的附帶特征,是一種為歷史再 現增添情趣的文學手法。⑤
      當然也有的學者堅持中間立場。比如,斯坦福(Michael Stanford) —方面承認敘事是我 們最熟悉的一種歷史表達形式,而且在任何歷史作品中都存在一種無法還原的敘事元素,但 另一方面他也指出,歷史著作也包含大量的非敘事成分。幾乎在所有的敘事歷史中,描述都 占有一定的分量。比如,希羅多德的《歷史》包含了大量對埃及生活的描述;而伏爾泰的《路 易十四時代》幾乎完全是一部描述性的歷史著作。布克哈特和伏爾泰都認為,歷史也可以在 “水平”時間層面上來撰寫,不一定非要采用“垂直”時間標準。在所有的敘事作品中,為 了便于讀者理解故事,都需要設置某些背景,這些背景通常采用的是描述和解釋的手法。政
      ①Hayden White, Content of the Form: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1-2.
      ②Maurice Mandelbaum, Note on History as Narrative^ in History and Theory, 6 (1967), p. 419.但是,曼德 爾鮑姆并不總是對敘事懷有敵意,他早期曾經寫道:“歷史學家的全部目的就是進行描述和敘述。”
      ③Maurice Mandelbaum, Note on History as Narrative^ in History and Theory, 6 (1967), pp. 416-417.
      ④R. Gruner, "Mandelbaum on Historical Narrative: A Discussion,in History and Theory, 8 (1969), p. 284.
      ⑤C. B. McCullagh, "Narrative and Explanation in History,5, in Mind, 78 (1969), pp. 256-261. 治敘事雖然是一種典型的傳統敘事形式,但有時經濟和社會環境也會進入故事,成為政治事 件的原因。伏爾泰、維柯、孟德斯鳩和亞當•斯密等18世紀啟蒙思想家曾經探討了地理、 經濟、社會和文化因素在人類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從那時起,有責任感的歷史學家都很重視 這些因素在敘事史中的作用。
      在斯坦福看來,“歷史必須超出單純政治敘事的界限。”人類生活就像五彩錦繡,有各種 不同的絲線交織在一起。歷史學家要講述一個連貫的生活故事,就不能僅僅局限于一種現象 (無論是政治的、經濟的、地理的、宗教的、文學的、還是人口統計學的)。這并不是說撰 寫一部純政治的或純經濟的敘事是不可能的事情,而是說,生活是復雜的和多元的,我們必 須對各種元素分別加以分析。要撰寫一部較為完整和真實的歷史作品,歷史學家還必須借助 于一些相關的社會科學。這些社會科學一般是對某個階段的歷史進行靜態的分析,很少考慮 時間的先后順序和事件的垂直變化,因而也就很難形成嚴格意義上的敘事。比如,年鑒學派 往往對社會采取一種結構■功能的分析態度。結構主義者“旨在人類社會中發現普遍的因素,” 而功能主義者則“注重在某些特定社會中的社會制度的實際運行方式。”①
      總之,針對敘事在歷史學中的作用這個問題,有的人主張歷史只是敘事;或歷史本質 上是敘事;或者歷史必須包含某些敘事的要素;或者至少歷史的某種形式,而且可能最重要 的一種形式便是進行敘事。也有人主張通過敘事,歷史學家便獲得了歷史理解中那種特定的 歷史的東西;或者歷史解釋由于在歷史敘事過程中出現而獲得了特殊的結構。甚至有人認為, 敘事自身能夠以一種特殊的方式進行解釋;或者敘事本身如果事實上不是進行自我解釋的, 也是一種解釋形式。這些人都強調敘事在歷史學中的中心地位。另外一些人持相反意見。他 們有的認為,敘事就其根本性質而言,不能夠對發生的事件做出滿意的解釋,而且它們還通 過一種獨特方式將過去過分簡化了。也有人認為,對歷史作品中敘事方面的關注導致哲學家 們忽略了對作為一種探究或知識形式的歷史學的研究,轉而去強調那些在他們看來無關緊要 的藝術形式。在他們看來,敘事僅僅是描述歷史事件的一種方式。
      但是,對于大部分歷史學家來說,歷史敘事在歷史學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如果在歷史理 解中的確存在某種不可還原的敘事因素的話,那么,它來自何處呢?它是在歷史自身中被發 現的呢?還是由歷史學家撰寫出來的呢?是歷史事件以故事的形式形成自身呢?還是歷史 敘述者自己的建構?在這些問題上,大致存在兩種不同的觀點。我們將它們區分為經驗主義 敘事觀和后現代敘事觀。我們首先來談一談作為一種解釋方式的歷史敘事,然后再依次轉入 對經驗主義敘事觀和后現代敘事觀的探討。
      三、作為…種解釋方式的歷史敘事
      1979年,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學教授勞倫斯•斯通撰文指出,敘事歷史是傳統歷史學的 基本特征,它出現了某些復興的跡象。②歷史學家總是在講故事,因此歷史學曾經被認為是 修辭學的分支。但是,大約從1930年開始直到斯通寫他的論文時的50年間,因為受馬克思
      ①Michael Stanford, A Compan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4), p. 106.
      ②Lawrence Stone, "The Revival of Narrative: Reflections on a New Old History,in Past and Present, November 1979,No.85.
      主義和社會科學的方法論的影響,歷史學的這種講故事功能名聲掃地。美國的新史學和法國 的年鑒學派的工作,都造成了講故事功能的衰退,它由于缺乏科學性和學術品味而越來越被 鄙視為“只敘述事件的歷史”。①敘述被當成把資料組織成編年序列的工具,并把次要的情 節集中到一個單一而連貫的故事上,但這種敘述必然忘記探索歷史的真正過程和原因。與新 史學或年鑒學派不同,斯通不把敘述當成單純的文物報告,而是認為:“敘述是富有想象力 和創造性的原則指導的,它擁有主題和論證。沒有任何歷史學家……完全避免分析。” “放棄 推測,人們就不能講故事。”②斯通認為,科學的量化認識取得了很大成果,史學家不能再 簡單地滿足于“或多或少”和“成長與衰退”這樣的模糊字樣了,這樣的判斷必須有量上的 分析為根據。但是,自70年代始,敘事史經歷著某種復興的過程。③
      西方歷史敘事研究的興起與20世紀英美分析的歷史哲學的發展緊密相關。隨著分析哲 學的發展,奧斯汀的言語行為理論與維特根斯坦后期哲學的影響越來越大。日常語言的正當 性得到了許多哲學家的認可。與此相對應的是,傳統敘事史在歷史哲學領域內的位置就像日 常語言在分析哲學中的位置,既然日常語言具有正當性,歷史哲學家為什么不直接思考一下 已經被歷史證明具有解釋功能和正當性的傳統敘事史本身,反而一味地將歷史事件填塞到可 以構造的覆蓋率模型中去呢?部分歷史哲學家已經認識到,應該考察日常生活中歷史學家敘 述歷史和普通人談論歷史的方式,而最普遍的方式便是講故事。在傳統社會中,實際情況是, 歷史大體上就是通過講故事的方式保存下來,并被一代代的聽眾接受,因此,學者們有必要 就歷史故事這種表述方式是否具有歷史解釋功能或如何發揮解釋功能認真研究一番,故事就 這樣大踏步進入了歷史認識的領域中。主宰這場有關敘事解釋功能的研究的思想家包括沃爾 什、丹圖、加利、莫頓•懷特、曼德爾鮑姆、德雷等。
      克羅齊曾經對編年史和歷史進行過區分。在他看來,“編年史與歷史……是兩種不同的 精神態度。歷史是活的編年史,編年史是死的歷史;歷史是當前的歷史,編年史是過去的歷 史;歷史主要是一種思想活動,編年史主要是一種意志活動。一切歷史當其不再是思想史而 只是用抽象字句記錄下來時,它就變成了編年史,盡管那些字句一度是具體的和有表現力 的。”④在此區分的基礎上,沃爾什于1951年出版的《歷史哲學導論》中,又提出了歷史學 家敘述歷史有兩種可能性:“第一種可能性是,歷史學家要限定自己(或者應該限定自己) 去準確地描述已經發生了的事情,建立起一種可以稱之為是對過去事件的樸素敘述的東西。 另一種可能性是,他超出這種樸素的敘事之外,目的不是單純地述說已經發生過的事情而且 (在某種意義上講)也要解釋它。在第二種情況下他所構造出來的那種敘述,可以描述為是 '有意義的'而非'樸素的'。”⑤在沃爾什看來,歷史中的平淡敘事便是那種不含任何主觀 因素,僅僅讓事實層層累積的編年史,而意蘊敘事由于包括了敘述者對人類過去經驗的解釋, 是一種“組織嚴密”、“因果連貫”、“流暢的”歷史敘事,⑥這兩者之間有著本質上的區別。
      ①L. Stone,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Revisited, the 2nd. Version (London/New York, 1987), p.74.
      ②L. Stone,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Revisited, the 2nd. Version (London/New York, 1987), pp.74-75.
      ③韓震 孟鳴歧:《歷史哲學:關于歷史性哲學概念的哲學闡釋》,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102-114 頁。
      ④克羅齊:《歷史學的理論與實際》,傅任敢譯,商務印書館1982版,第8頁。
      ⑤沃爾什:《歷史哲學一一導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24頁。
      ⑥沃爾什:《歷史哲學一一導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26頁。
      意蘊敘事意味著歷史是一種可以理解的整體,在其中,每一個事件都不是孤立的,事件之間 的排列井然有序,相互說明。正是因為意蘊敘事中蘊含著解釋性,他也就成了一門不折不扣 的科學。平淡敘事則相反,它是克羅齊所說的編年史,是一種死的、不可理解的歷史。
      顯然,沃爾什的平淡敘事與意蘊敘事的區分是與克羅齊的編年史與歷史的區分相對應 的。可是,這些區分并不是絕對的,沃爾什自己也不得不承認:“有可能在最精致的歷史學 中找出編年史的成分,而在最原始的編年史中也找出適當的歷史成分。”①承認這一點等于 模糊了解釋性歷史與非解釋性歷史之間的界限,也說明沃爾什的理論還存在著某些不能自圓 其說的因素。丹圖恰恰從沃爾什的這個弱點切入,試圖提出一種涵蓋所有歷史文本的解釋理 論。他認為,不存在任何無意義的敘事,“每一個敘事都必須詳細解釋一些事件的某種后果, 因而平淡敘事與意蘊敘事只在程度上有所區別。”②丹圖對敘事問題的看法由來已久,他早 就認為故事在歷史研究中扮演著一個歷史認識的重要角色,③而且歷史敘事有自身的特點, 正如他在上文中所說,敘事應該與解釋事件的后果聯系在一起,他還認為:“如果故事中在 前的事件對后續事件而言不具有重要性,那它就不屬于這個故事。”④
      根據丹圖的觀點,根本不存在任何不蘊含意義的敘事,即使是沃爾什所說的平淡敘事, 只要它可以被稱為敘事,就必然要符合敘事的要求。丹圖花了一整章篇幅來說明編年史與歷 史的關系,從而證明編年史同樣是一種蘊含意義的敘事,并且敘事正是以故事的形式為歷史 學家提供一種組織機制。⑤進而,丹圖將注意力集中到了敘事語句(narrative sentence),他 從歷史作品中找出具有典型性的語句進行分析。丹圖確信這樣一個前提,即“敘事語句特別 與我們的歷史概念相關,以至于對它們的分析必須指出歷史概念的一些主要特征是什么。”⑥ 例如,說歷史是科學還是藝術,或兩者都不是,不同的觀點對敘事語句的分析是不同的。丹 圖認為歷史既非科學,也非藝術,因為整個敘事是根據事件的后效來確定,這種描述不可能 達到分析哲學的科學觀念要求的那種精確,也不像覆蓋率模型那樣由前提來解釋造成的結 果,敘事被排除在科學之外;但敘事中的描述又在尋求符合歷史真實,歷史也就不可能完全 成為藝術。既然敘事的開始部分完全由結尾決定,那么丹圖認為“敘事的主要任務就是為導 致最后結果的行為劃分階段,為開始與結束皆為終點的變化作解釋的描述劃分階段。”⑦由 此可見,丹圖將敘事全然視作進行歷史解釋的一種工具。
      加利在《歷史理解》一文中抱怨批判的歷史哲學家狄爾泰、韋伯、柯林武德等人沒有 能夠提供一種明確的建構歷史敘事的說明,這主要因為他們將歷史理解的描述和分析方面與 它的證實問題長期混淆在一起。因而,加利把一切其它問題撇在一邊,專門研究歷史解釋。 ⑧加利提出了一種歷史理解的可追蹤模型。就如同我們讀小說或看體育比賽一樣,隨著小說 情節的發展與比賽的進行,我們不需要進行解釋。歷史敘事也是如此,加利認為“每一個敘
      ①沃爾什:《歷史哲學一一導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26頁。
      ②Arthur C. Danto, 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 (Cambridge, 1965), p.13&
      ③Arthur Danto, "On Explanation in History,in Philosophy of Science, X X III (1956), p. 22.
      ④Arthur C. Danto, 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 (Cambridge, 1965), p.134.
      ⑤Arthur C. Danto, 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 (Cambridge, 1965), p.142.
      ⑥Arthur C. Danto, 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 (Cambridge, 1965), p.143.
      ⑦Arthur C. Danto, 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 (Cambridge, 1965), p.248.
      ⑧W. B. Gallie, The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m History and Theory, 3 (1963), p. 149. 事都是自我解釋的”,①而歷史學家有意的解釋都是侵入性的,只有在歷史敘事發生斷裂的 地方,歷史學家才不得不將自己的解釋加進去,使敘事得以繼續,而歷史學家敘事的水平越 高,這種人為的解釋就越少。②一般人為的解釋出現的地方,對于一個自我解釋的敘事來說 無疑也是偶然性出現之處,這樣敘事的自我解釋與人為解釋相結合便構成了加利的敘事解釋 整體,于是德雷將加利的解釋性敘事稱為"可追蹤偶然性模型”(the followable contingency model)o③在歷史研究中,我們經常發掘出新的材料,依照加利的看法,這些都屬于偶然性 因素,因而它的模型可以融合它們,使敘事重新完整。在這一點上,加利的觀點是有可取之 處的,它解釋了為什么歷史要經常性地重寫,因為重寫的過程也是一個將偶然因素進行融合 的新的敘事的過程,這樣,敘事就不斷地接近分析的歷史哲學家們所期望的歷史真實了。
      丹圖認為敘事必然是解釋性的,加利則認為敘事具有自我解釋能力,再加上歷史學家 對偶然性的解釋,由此構成了解釋性敘事。另一位歷史哲學家莫頓•懷特也持近似的觀點, 不過他與前兩人的研究起點正好相反。莫頓•懷特首先建立了一個因果鏈(causal chain)解 釋模型,然后用它來分析敘事史。他認為,編年史是那些非因果性陳述,而一個非因果性陳 述“不用'因為'這樣的詞語來連接兩個事實陳述,歷史學家也不用它來當作某事物的原因 或后果。”④相反,解釋性歷史之區別于編年史就在于它包括因果陳述。莫頓•懷特認為“敘 事不同于編年史,它是單個解釋性陳述的結合體。”經過莫頓•懷特的特殊定義,敘事史就 必然是因果解釋性的,而且是“歷史學家用來講述的典型形式。”⑤
      丹圖、加利與懷特幾乎同時出版了涉及歷史敘事研究的著作,這在歷史哲學界引起了 震動。敘事問題立即成為歷史哲學家們關注的熱門話題。上述三人在闡述敘事與解釋的關系 時各有自己的主張,然而他們也有一個最大的共同點,即認為歷史涉及的主要內容是具有解 釋功能的事件,或者說歷史故事。他們的觀點與當時西方史學界極為盛行的結構研究與計量 研究的情形相比,就顯得有些大逆不道了,這自然會引起一些人的反對。歷史哲學界的元老 曼德爾鮑姆首先發難,他于1967年在《歷史與理論》雜志上發表了《關于敘事史學的札記》, 文章認為“視歷史學為敘事的人錯誤地在'原因'與'條件'之間劃了一條界限,并錯誤地 相信歷史學家首要關心的是他們認為的原因,而非條件。”⑥在他看來「'當前將歷史看作敘 事的方式為歷史編纂建立了一個過于簡單的模型。并且……對歷史學在本質上帶有類似于講 故事的特征的強調,導致了在歷史學家的事業心中對考究作用的否定。由于這兩個原因,在 我看來,目前視歷史為敘事的趨勢是不幸的,需要糾正。”⑦
      曼德爾鮑姆的觀點在歷史哲學家中引起了不同的反響。埃利(Richard G. Ely)贊成曼氏 的看法,認為敘事哲學家們的錯誤在于“假設那些被概念地隔離的行為總可以在不參考被隔 離的環境時被描述或適當理解,”但埃利同時也認為,他們的這種錯誤卻因為是“一種對歷
      ①William B. Gallie, Philosophy and the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64), p. 108.
      ②William B. Gallie, Philosophy and the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64), pp. 22-23.
      ③W. H. Dray, "On the Nature and Role of Narrative in Historiography", in History and Theory, 10 (1971), p. 166.
      ④Morton White, Foundations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New York/London, 1965). p. 222.
      ® Morton White, Foundations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New York/London, 1965). p. 4.
      ⑥Maurice Mandelbaum, "ANote on History as Narrative”,in History and Theory, 6 (1967), p. 417.
      ⑦Maurice Mandelbaum, "ANote on History as Narrative", in History and Theory, 6 (1967), p. 419. 史學事件的真正洞見”而“富有成果”。①格魯納則認為,曼氏的批評還不充分,真正的理 由是,在實踐中,歷史學家既提供一種靜態的、非敘事的描述,又提供一種動態的、敘事性 描述,而“歷史描述不同于歷史敘事,后者只是前者的一種。”②然而,在另外一方,德雷 逐一反駁了曼氏的觀點。他指出,曼氏所認為的歷史學家應擔負的兩個任務(即解釋與將部 分聯接成整體)在敘事哲學家中并沒有任何對立之處。③德雷還說,“敘事家給當代關于歷 史學的哲學討論做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貢獻。”④不過,德雷認為,在主張敘事是歷史學之 根本特征的人的觀念中,敘事不是普通意義上的事件的敘述,而是指圍繞一個中心主題的敘 述,這個中心主題有可能是個人、集體、國家或某種現象等等。奧拉夫森(Frederick A. Olafson) 則對丹圖與懷特的觀點進行了補充,他認為人類的行為在歷史敘事中的作用這個主題在我們 理解的歷史事件中占據核心地位。丹圖和莫頓•懷特試圖將歷史敘事與解釋的規律性理論協 調起來,但他們沒有認識到有意圖的行為概念是植根于歷史事實的。⑤
      在關于敘事的討論中,認為敘事是一種歷史解釋的觀點最終占了主導地位。這種關乎 歷史認識論的討論將矛頭直接指向仿效自然科學的歷史解釋模型。敘事研究有利于強調歷史 學中的時間因素或者動態因素。不過,它最大的缺陷在于,敘事者研究敘事邏輯的時候總是 想發現事件之間的內在邏輯,而很少考慮到敘事者本人的思維邏輯與所謂的事件內在邏輯之 間的關系,因此他們更不可能考慮到敘事者進行的敘述與歷史本身的關系。但是,敘事研究 的繁榮多多少少將人們的視線轉移到承認敘事解釋的多樣性上,而不再盲目追求19世紀客 觀主義史學宣稱的純客觀性。無論如何,這些分析的歷史哲學家的研究并沒有導致懷疑主義, 他們的目的主要是試圖弄清楚敘事的一般功能以及它在歷史解釋中的作用。
      這些分析的歷史哲學家大多數是實在論者,主要限于歷史認識論的研究。他們并不深 究歷史本身的性質,而是經驗性地認為歷史是客觀存在的實體,因而必須在歷史認識、解釋 的客觀性問題上花費工夫。他們想當然地認為客觀存在的歷史事件通過敘事的形式能夠被展 現在讀者面前,而且敘事自身具備的解釋功能使人們理解歷史成為可能。歷史解釋 (explanation)>因果關系、覆蓋律(covering laws)是70年代之前分析的歷史哲學家討論的三 大主題,這個時期發表了大量有關這三個主題的研究文章。關于歷史敘述的最初研究就產生 于這樣的背景中。
      四、經驗主義敘事觀
      以上這些分析的歷史哲學家也與傳統歷史學家享有同樣的實在論前提。大部分歷史學 家都很重視歷史敘事在歷史學中的重要作用。在他們看來,通過它,我們可以在敘事和內容 之間、語言和世界之間確立一種認知聯系;通過它,我們可以比較充分地呈現過去的物質實
      ①Richard G. Ely, Rolf Gruner, William H. Dray, "Mandelbaum on Historical Narrative: A Discussion^^ in History and Theory, 8 (1969), pp.281-282.
      ②Richard G. Ely, Rolf Gruner, William H. Dray, "Mandelbaum on Historical Narrative: A Discussion^^ in History and Theory, 8 (1969), p.287.
      ® Richard G. Ely, Rolf Gruner, William H. Dray, "Mandelbaum on Historical Narrative: A Discussion^^ in History and Theory, 8 (1969), p.287-294.
      ④Dray, "On the Nature and Role of Narrative in Historiography", in History and Theory, 10 (1971), p.154.
      ⑤Frederick A. Olafson, "'Narrative History and the Concept of Action", in History and Theory, 9 (1970),
      pp.265289.
      在,盡管它屬于一種美學范疇;通過它,我們可以精確地闡釋和陳述他們在檔案館中發現的 事實。從這個角度來看,“敘事歷史學家”這個詞的確沒有什么意義,因為沒有歷史學家不 在講述有關過去的故事。生活本身就具有敘事形式,因而敘事是理解生活的最好方式。
      在傳統歷史學家看來,歷史敘事是根據實在論模式創作的,因而通常被賦予一種與真 實性相關的自然主義基調。歷史敘事的敘述者(歷史學家)通常用第三人稱進行敘述,以便 形成敘述者和實在事件之間的距離感,從而造成一種客觀性效果。根據傳統的經驗主義敘事 觀,歷史敘事是陳述歷史事實的主要手段,如果被安排適當的話,它應該能夠揭示出事實和 證據中的真實故事,也就是說,只要直白地、忠實地敘述故事,歷史學家就可以顯示過去實 際發生的事件。比如,英國的史學理論家雷蒙(M.C. Lemon)就認為,敘事的基本結構是 “這一事件發生,然后那一事件發生”,這也正是歷史變化的結構和實質。①這種敘事結構 貫穿于我們的實際生活中。換句話說,過去是根據基本的敘事原則而存在著。
      在這種邏輯下,形式履行了它公認的功能,即忠實地解釋過去的內容。因為生活本身 被敘事化了,因而敘事具備揭示真實過去的能力。這樣,用蓋伊(Peter Gay)的話來說,敘 事就不會妨礙實現蘭克的“根據過去實際發生的情形去敘述它的愿望。”②如果歷史學家能 夠做到平白直敘地講述故事,那么,敘事建構就不會阻礙歷史學家接近過去的客觀實在。實 際上,對于蓋伊來說,職業歷史學家的獨特性恰恰在于,他能夠采用一種適當的修辭風格去 忠實地表達過去。在他看來,風格和真實是兼容的,因為“風格是歷史學家職業的藝術形式。” ③也就是說,敘事形式能夠抵達真實的過去。
      加利也持類似的立場。在有關歷史敘事的作用的問題上,加利代表了一種經驗主義的 觀點。他說:“理解歷史就是一個追蹤故事的過程,在這里,故事是以證據為基礎的,人們 提出這個故事是為了努力接近那個真實的故事……”④在他看來,只要“在每一個主要方面 得到證據的支持,”歷史敘事就可以被斷定是正確的,而且,只存在一種正確的敘事。⑤加 利的意思是,真實發生的歷史事件和歷史學家所撰寫的歷史敘事之間在外部形態上十分相 似。如果歷史學家按照嚴格的程序進行,他就能夠發現早先存在于過去的某種故事形式:那 唯一真實的情節。歷史學家的作用類似于外語(過去即外語)翻譯,他的目的就是盡可能精 確地傳達過去的意義。可見,加利所說的敘事具有很強的指涉性(referentiality)。這也說明, 歷史學家的敘事是傳達而不是構成歷史知識。
      與加利一樣,兩位美國哲學家奧拉夫森和卡爾(David Carr)也認為,敘事形式可以在 歷史自身中發現。但是,與加利不同的是,他們認為,可以講述多個有關歷史實在的故事。 因此,歷史總是具有故事的形式,只是不僅僅具有一種故事形式。奧拉夫森明確表示:“行 為的合理結構也就是敘事的結構。”⑥對于這種敘事結構,他論證說「'人類行為是歷史學家 所要探討的主要事件,歷史敘事應該被理解成是對一系列人類行為的重構,在這個行為系列
      ①M.C. Lemon, The Discipline of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77zowg/?Z(London, Routledge, 1995), p.131.
      ②Peter Gay, Style in History: Gibbon, Ranke, Macaulay, Burckhardt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8), p.199.
      ® Peter Gay, Style in History: Gibbon, Ranke, Macaulay, Burckhardt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8), p.217.
      ④W.B. Gallie, Philosophy and the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second edition, 1968) ,p. 105.
      ⑤William B. Gallie, Philosophy and the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64), p. 21.
      ⑥Frederick A. Olafson, The Dialectic of Action: A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and the Humanitie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 p. 151. 中,一個行為及其結果是隨后行為的前提,以此類推。”①我們知道,歷史學家的主要工作 一方面是敘述所發生的事情,另一方面是陳述事情發生的方式。在奧拉夫森看來,所發生的 事情便是人類的行為,每個行為都會導致某些結果,而這些結果便成為人們采取下一步行為 的部分理由;事情發生的方式是人類行為的動機和決定,而不是非個人的歷史“規律”。
      卡爾認為,敘事和真實性之間存在著某種連續性或相似性,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存在某 種“形式的一致性”。卡爾所說的歷史實在指的是生活經驗,即人們對生活的思考和感受。 這與柯林武德的“所有歷史都是思想史”的觀點相近。在卡爾看來,“敘事不只是一種可能 成功描述事件的方式;它的結構內在于事件本身之中。一種敘事性記敘遠非它所牽涉的事件 的形式變形,而是它們的基本特征中某一種的拓展。”②卡爾并不完全贊同加利的觀點。在 他看來,僅僅通過將一系列事件按時間先后順序排列起來還不足以形成一個故事。與奧拉夫 森的觀點相似,卡爾認為,事件自身中的結構應該是行為的結構。把事件連接起來的是我們 的行為。我們發現自己處在某種情形中,我們有了某種想法或目的,然后,我們采取某些步 驟去實現這種目的。由于一些偶然事件的發生,我們也有可能無法實現目標,畢竟生活和故 事都包含偶然性和不確定性。但是,這的確是我們思想和行動的方式。卡爾認為,敘事并不 出現在行為之后,而是出現在行為之中。不過,在行動之后,我們常常要擴充或修改原來的 故事。
      綜上所述,分析的歷史哲學家和大部分歷史學家分別以不同的方式認為,歷史本身具有 故事形態,通過敘事可以恢復過去的真實面目,敘事有能力真實而客觀地解釋歷史。但是, 早期的這些敘事觀念對歷史實在論的讓步不久便被后現代敘事理論消除了。接下來我們就詳 細探討一下后現代歷史敘事學。
      第二節 后現代歷史敘事觀及其批判
      …、歷史敘事研究的“語言學轉向”
      經過有關歷史敘事與歷史解釋之間關系的爭論,人們的注意力從抽象的歷史認識論領域 被吸引到具體歷史文本的實證分析。雖然前一階段的討論在敘事是否是歷史敘述的必要條件 這個問題上沒有達成一致,但大多數歷史哲學家已經承認歷史敘事具有解釋的功能。在這種 情況下,更加深入的研究已經有了穩定的基礎,其主流才可能指向分析生成歷史敘事文本及 其歷史解釋的各種要素。
      20世紀60年代初,當歷史敘事研究進行得熱火朝天之時,在《歷史與理論》的引導下, 一些富有前瞻性的歷史哲學家已經著手對歷史文本進行語言分析。歷史文本中,最小的語言 單位便是詞或術語。對它們進行分析是分析哲學家的拿手好戲,而且,一旦這種分析不再局
      ①Frederick A. Olafson, The Dialectic of Action: A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and the Humanitie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 p. 151.
      ②[美]大衛•卡爾:《敘事與真實的世界:為連續性辯護》,載《當代西方歷史哲學讀本》,陳新主編,復旦 大學出版社,2004年10月版,第158頁。 限于語義學,而是在語用學的背景之下進行,過去歷史哲學家很少覺察到的東西便逐步顯露 出來。最早對歷史話語進行哲學分析的歷史哲學家包括波科克(J.GA.Pocock)、赫克斯特 (J. H. Hexter)和帕盧奇等①,而赫克斯特是其中最有代表性和最具影響力的一個。
      1967年,赫克斯特在《歷史與理論》上發表了《歷史的修辭》,以期對他曾經呼吁的歷 史學“革命”做出貢獻。通過對腳注、名單和引用語的分析,赫克斯特試圖說明,歷史學中 的修辭與純文學中的修辭特別是科學著作中的修辭,存在很大差異。歷史學的修辭特性意味 著“歷史是人類認識的獨特和單獨的領域。”②采用腳注是歷史學家的普遍行為,這說明歷 史學家在敘述過去的過程中力求逼真。“無論他們在業余時間里胡亂寫出多么復雜的在認識 上充滿離奇色彩的作品,一旦他們真正坐下來撰寫歷史,每一個人都潛心努力地撰寫過去的 事情,就像蘭克很久以前說的,'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即事情的真實情況。”他們有 責任為把過去講述成由相關證據支持的最好的和最有可能的故事,也就是說,他們努力堅持 一種“實在性”原則。③
      但是,歷史學家所講述的故事必須要具有一種喚起性的力量,能夠使讀者積極地面對 過去,這就需要遵循另一種原則,即最大影響原則。這是使歷史學能夠與科學顯著區別開來 的一種原則。為了把歷史實在傳遞給讀者并產生最大影響,歷史學家將不可避免地犧牲一些 全面性和精確性。赫克斯特相信,引用語原則可以超越這種悖論,因為它可以使讀者面對證 據的關鍵片斷,激勵他對此做出判斷,并引起一種熱情的認同。④
      最后,赫克斯特得出三個結論:“就歷史學家設法傳達他們有關過去的知識而言,歷史 學是一門有原則約束的學科”;與有關歷史修辭和歷史本身的傳統觀點不同,修辭不僅是歷 史學的外在修飾,它“影響了它內在的本質、它根本的作用,即傳遞過去實際是怎樣這種知 識的能力”;歷史的修辭和科學的修辭之間存在根本的分歧。赫克斯特的最終立場是,“為了 傳達一種有所增加的知識和意義,真正的歷史學原則要求這樣一種修辭,它對于喚起能力和 范圍來說,要以犧牲其普遍性、精確性、控制性和準確性為代價。”⑤
      赫克斯特面對的是一種兩難,他既想維護客觀主義史學“說明事情的真實情況”的傳統, 又不打算承認歷史敘述必須遵循單調乏味的科學解釋模式。講述過去的故事是歷史學不可推 卸的任務,而在講故事時,歷史學家又可以運用各種修辭形式進行解釋,影響讀者。然而, 歷史學家所有的實踐行為如果違背了實在性準則,無異于變成一種虛構。簡而言之,赫克斯 特希望在歷史實在(實在性準則)與藝術表現(影響最強準則)之間尋求一條折衷路線,他 將目光集中到修辭問題,指出歷史修辭與科學闡釋之間的區別,進而將歷史敘述從科學敘述 中分離出來,這純粹是通過分析某一學科特定的語言表述形式來實現的。修辭在赫克斯特那
      ①參見陳新:《歷史語言與敘述性》,載《20世紀西方歷史哲學》,韓震主編,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 年10月版,第205-209頁。
      ②[美]赫克斯特:《歷史的修辭》,載《當代西方歷史哲學讀本》,陳新主編,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 年10月版,第60頁。
      ③[美]赫克斯特:《歷史的修辭》,載《當代西方歷史哲學讀本》,陳新主編,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 年10月版,第61頁。
      ® [美]赫克斯特:《歷史的修辭》,載《當代西方歷史哲學讀本》,陳新主編,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 年10月版,第63-67頁。
      ⑤[美]赫克斯特:《歷史的修辭》,載《當代西方歷史哲學讀本》,陳新主編,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 年10月版,第67-68頁。
      里不只是一種形式,它還是可以影響歷史敘述內容的手段。理查德•范這樣評價赫克斯特的 貢獻:“當大多數歷史學家假定敘事與解釋正相對立,而修辭只是對樸素真理進行一種詞藻 華麗的修飾時,赫克斯特對歷史散文進行了先驅性的、有見識的分析;并且,他對歷史技能 的要求預示了后來哲學家與歷史學家展開的步驟。當曼德爾鮑姆努力通過懷疑敘事主義來反 對相對主義時,赫克斯特試圖為敘事的認知地位辯護而又不落入相對主義之中。無論人們如 何品評判赫克斯特的努力所取得的成就,即使有爭論堅持他的目的有許多地方要力求改進, 但他卻是每一位歷史學家都會贊成的。”①確實,在后來的研究中,我們能時常看到赫克斯 特的影子。
      實際上,赫克斯特的研究還表現出,他試圖回應史學理論研究中一個曠日持久的爭論, 即歷史是科學還是藝術的問題。他試圖說明歷史解釋不同于科學解釋,同時又強調歷史學必 須以實在性準則為基礎。于是,歷史學仍然像許多歷史學家所認為的那樣,處在科學與藝術 之間的一個中間地帶。不過,赫克斯特獨辟蹊徑,通過分析歷史敘述的修辭模式進行論證, 這顯然容易讓更多的人接受這種中間立場。
      從赫克斯特等人那里,我們能夠看到,一種使歷史學逃離自然科學陰影的反叛情緒正 在一批歷史哲學家心中暗暗滋生,他們希望通過對歷史語言的實證分析(只有實證的東西才 能被他們的實證主義反對者們承認)來表明歷史敘事與科學解釋之間的本質差異。從此以后, 在赫克斯特等人工作的基礎上,一些激進的歷史哲學家開始對歷史文本進行系統的語言分 析,并取得了一些令人吃驚的結論。在這些激進學者那里,歷史學哲學似乎進入了后現代主 義階段。
      對歷史敘事和修辭的傳統看法提出真正嚴重挑戰的,首先是羅蘭?巴爾特在1966年至 1968年發表的三篇論文。其中最重要的是《歷史的話語》(Le discours de『histoire)②;另外 兩篇分別是《敘事結構分析導論》(Introduction a『analyse sturcturale des recits)③,《論實在 的效果》(L? Effect du reel)④。
      在《歷史的話語》中,巴爾特對“歷史的”和“虛構的”話語之間的區分提出了挑戰。 他對那種主張通過敘事形式再現過去事件和過程的歷史編纂學進行了抨擊。他質問道:“總 的說來,從希臘時代開始,在我們的文化中,對過去事件的敘述都必須經過歷史'科學' 的批準認可才能生效,都受到'真實'這一根本標準的約束,都要由'理性'解釋原則來 證明其正當性——在某種特殊的品質上,在某種十分明確的特色上,以上這種敘述難道真 的不同于我們在史詩、小說和戲劇中所發現的那種虛構的敘述嗎? ”⑤巴爾特將科學、真 實和理性等概念都放在了引號中,這說明,他的主要目的是攻擊傳統歷史編纂學所夸耀的 那種客觀性。而且,他通過揭示出敘事模式的意識形態功能而真正達到了這一目的。
      巴爾特還認為,歷史可以有許多不同的再現模式,其中有些模式公開昭示出自己的生
      ①[美]理查德•范:《轉向語言學:1960——1975年的歷史與理論和〈歷史與理論〉》,載《當代西方歷史哲 學讀本》,陳新主編,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10月版,第24頁。
      ②Social Sciences Information, 6 (1967), pp. 65-75.
      ③Communications, 8 (1966), pp. 1-27.
      ④Communications, 11 (1968), pp. 84-89.
      ⑤Roland Barthes, "Le Discours de I'histoire,”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Paris, 1967), in English, "The Discourse of History,trans. Stephen Bann, in Comparative Criticism: A Year book, vol. 3, ed. E. S. Schaffer (Cambridge, 1981), p.7. 產過程,并明確指出,它們所指涉的對象實質上是“被建構”而不是“被發現”的。因而, 這些模式的神話色彩就相對淡薄一些。但是,根據他的觀點,傳統歷史話語從總體上已經 遠遠落后于現代科學和現代藝術了。后二者已經認識到它們“內容”的虛構本質,而歷史 學卻仍然虛妄地追求一種科學的地位,始終無法擺脫“指涉性謬誤”(the fallacy of referentiality)的糾纏。
      巴爾特試圖說明,“僅僅通過觀察其結構而不必探求其內容的本質,我們就可以知道, 歷史話語實質上是意識形態闡述的一種形式,或者更確切地說,是一種虛構的闡述……通 過這種虛構的闡述,話語的表達者(一種純語言學的實體)'填補'了言詞主體(一種心理 學的或意識形態的實體)的位置。”①應該注意到,雖然巴爾特在這里涉及的是一般的歷史 話語,但是他真正感興趣的是具有“敘事結構”的歷史話語。這里有兩條理由。首先,他 感覺自相矛盾的是,“原本在虛構的土甘埸(神話和早期史詩)中展開的敘事結構”在傳統歷 史編纂學中卻“同時成為了實在的符號和佐證。”②其次,而且更重要的是,巴爾特追隨拉 康,認為社會可以借助于敘事把自戀的嬰兒意識塑造成為一種“主體性”。拉康曾經指出, 兒童在語言習得過程中也同時獲得了有秩序的、受規則支配的行為范式。然而,巴爾特補 充說,在不斷吸收“故事”和講述過程中,兒童也會慢慢體悟到人這種東西:拿尼采的話 來說,他能夠作出許諾,既能追憶也能“前瞻”,并且能夠以一種特別的方式將其結局同其 開頭連接起來,因而他具有一種使之成為道德“主體”的“完整性”。③
      巴爾特吸收拉康和阿爾圖塞等人的理論,為的是摧毀“實在論”這一 19世紀的遺產。 對他來說,19世紀小說中的“實在論”和這一時期歷史編纂學中的“客觀性”并肩發展起 來并不是偶然的。它們都依賴于一種話語的特殊敘事模式,這種敘事模式的主要目的是暗 中把它自稱僅僅去描述的指涉物替換成一種概念內容(所指)。在他那一篇具有開創性的論 文《敘事結構分析導言》(1966)中,巴爾特說:“因此,有關敘事'實在論'的主張應受 到懷疑……敘事的功能不是去'再現',它是要去建構一種景觀……敘事并不顯示,并不模 仿 從指涉(實在)的角度看,敘事中'所發生的'簡直就是虛無(nothing);'所發生
      的'僅僅是語言,是語言的冒險,是對它即將來臨的不斷稱頌。”④這里指的當然是一般敘 事,但是此處所闡發的原則也可以引申到歷史敘事上。因此,在《歷史的話語》的結尾, 巴爾特堅持認為,在“客觀”歷史中,“真實”永遠不過是一種躲藏在貌似強大的指涉物背 后的未曾表述的所指。這便是所謂實在效果(realistic effect, effet du reel)的特點。⑤
      如同海登•懷特正確指出的那樣,巴爾特的理論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尼采有關語言、文 學和歷史編纂學的思想。就其所涉及的歷史意識問題而言,巴爾特的思想并沒有超越尼采 的《歷史對于人生的用處與濫用》和《道德的譜系》。德里達、克里斯蒂娃和福柯等后結構 主義者也都公開承認與尼采的這種聯系。正是法國思想界這種尼采式的轉向才使得后結構
      ①Roland Barthes, "The Discourse of History,trans. Stephen Bann, in Comparative Criticism: A Year book, vol. 3, ed. E. S. Schaffer (Cambridge, 1981), pp. 16-17.
      ® Roland Barthes, "The Discourse of History,5, trans. Stephen Bann, in Comparative Criticism: A Year book, vol. 3, ed. E. S. Schaffer (Cambridge, 1981), p. 1&
      ® Roland Barthes, "Introduction to the Structural Analysis of Narratives", p.115.
      ④Roland Barthes, "Introduction to the Structural Analysis of Narratives", p.124.
      ⑤Roland Barthes, "The Discourse of History,5, trans. Stephen Bann, in Comparative Criticism: A Year book, vol. 3, ed. E. S. Schaffer (Cambridge, 1981), p. 18.
      主義者同以列維■斯特勞斯、羅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和早期巴爾特等為代表的 更“科學的”結構主義者區別開來。不用說,后結構主義同年鑒學派中的那些歷史學家的 志向絕少共同之處,后者的夢想是要把歷史研究轉變成一種科學。但是,巴爾特與后結構 主義者致力于對敘事性的“解構”,而年鑒學派極力反對歷史編纂學中的再現的敘事模式, 因而,兩者在這方面是一致的。①
      巴爾特對歷史敘事的探討表明,20世紀60年代法國思想家對敘事問題的討論已經遠遠 不同于前面那些分析哲學家們對這一問題爭論。最明顯的區別在于,分析哲學家始終如一地 捍衛敘事作為一種再現模式和解釋模式的地位,而法國思想家則對它進行了無情的攻擊和批 判。分析哲學家們仍然在歷史學中為“客觀性”和“真實性”保留了一席之地,甚至倡導進 行一次史學“革命”的赫克斯特也希望在歷史實在(實在性準則)與藝術再現(影響最強準 則)之間尋求一種張力。但是,到了法國思想家這里,他們的目標便是不遺余力地解構傳統 的歷史編纂學,掏空歷史敘事的一切實在性和客觀性,并最終抹平歷史敘事和虛構敘事之間 的界限。在這場攻擊歷史實在論的戰斗中,巴爾特吹響了進攻的號角,而海登•懷特則充當 了一名沖鋒陷陣的戰士。
      二、后現代敘事學的幾副面孔
      后現代主義敘事理論主要是由海登•懷特提出的。在《元歷史學》、《話語的轉義學》、
      《形式的內容》等著作中,他集中闡述了這方面的思想。②海登•懷特的后現代敘事理論對 哲學、歷史和文學批評都有極其廣泛的影響。這種影響正隨著時間的推進而日益增長。正如 安克斯密特所指出的,懷特開辟了歷史哲學的語言學轉向,從而進入了 “后現代”的歷史視 野。另外,明克(Louis O. Mink)、利科和安克斯密特等哲學家也為后現代敘事理論的形成 和發展做出了各自的貢獻。
      (一)海登•懷特的模式
      在康德的作為認知范疇的情節編織概念的基礎上,特別是在諾斯洛普•弗萊(Northrop Frye)的文學批評理論的基礎上,海登•懷特宣稱,歷史是歷史學家將一種敘事強加于過去 的產物,因而是一種文學制品。這就是說,歷史知識和理解不是根據經驗主義的方式獲得的, 而是由歷史學家的美學決定造成的。根據這一觀點,在很大程度上,我們有關過去的知識是 文化實踐形式的產物。懷特在《元歷史學》中提出了一個歷史想象的形式模式,它是每個歷 史學家在重構歷史時都會使用的各種歷史解釋策略之間形成的一個關系框架(如下表所示)。
      ①Hayden White, Content of the Form: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37-3&
      ②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1973); Tropics of Discourse: 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 (Baltimore, 1978); The Content of the Form: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Baltimore, 1987).
      轉義 情節編織 論證 意識形態含意
      隱喻 浪漫劇 形式主義 無政府主義
      換喻 悲劇 機械主義 激進主義
      提喻 喜劇 有機主義 保守主義
      反諷 諷刺劇 語境主義 自由主義
       
      在以上的形式模式中,隱喻、換喻、提喻和反諷這四種轉義形式是所有歷史解釋的基礎, 其次是三列解釋方式,每列又各自包含四種解釋形式,即,浪漫劇、悲劇、喜劇和諷刺劇等 四種情節編織形式,形式主義、機械主義、有機主義和語境主義等四種論證形式,以及無政 府主義、激進主義、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等四種意識形態立場。在撰寫歷史的過程中,歷史 學家可能首先在四種編織形式中選擇一種來編織敘事,然后再選擇一種論證形式,在做出前 兩種選擇后,歷史敘事便具有某種意識形態含意,這種意識形態的倫理立場同時也就將先前 的審美的和認知的解釋策略有機地結合在了一起。
      懷特對這一模式作了一個概括:“這些親和關系不應該被看作是某個特定歷史學家所用 方式的妙袋結合。相反,每個偉大歷史學家的著作都表現出一種辯證張力,他通常會努力把 一種情節編織方式同某種與其不協調的論證方式或意識形態含意結合在一起。比如……米什 萊就試圖將浪漫劇的情節編織方式和形式主義的論證方式同一種明顯是自由主義的意識形 態結合在一起。同樣,布克哈特也曾運用諷刺劇的情節編織方式和情景主義的論證方式,來 服務于一種顯然是保守主義的而且實質上是反動的意識形態。黑格爾則是從兩個層面上來編 織情節的一一微觀上是悲劇的,宏觀上是喜劇的——這兩個層面都訴諸于一種有機主義的論 證方式,結果,我們從他的著作中既可以讀出一種激進主義的意識形態,也可以讀出一種保 守主義的意識形態。”①
      很顯然,出于結構上的考慮,懷特將他的模式安排得工整有序甚至有點呆板。但是,正 如懷特本人說明的那樣,這些解釋方式之間的關系并不那么絕對和死板。偉大的歷史學家往 往能夠靈活多變地駕馭這些解釋模式,在它們之間保持一種辯證的張力。懷特認為,除了確 鑿的證據,任何歷史意識還應該認識到以上這種復雜的轉義安排以及相關的解釋層次,即情 節編織、論證理論和意識形態傾向。在他看來,轉義具有決定和構成其他歷史解釋層次的能 力。在所有這些方式之中,轉義或比喻結構始終是其他三列模式的基礎或支撐。歷史學家會 有意無意地將某種修辭格強加到他的資料上去,這也就決定了歷史理解的詩學性質。轉義形 式提前決定了歷史學家描述資料的方式,并且預示了歷史敘事的情節編織、論證和意識形態 的層面。
      轉義形式問題將是下一章所討論的內容,現在我們的任務是分別介紹一下懷特所提出的 情節編織、論證形式和意識形態內含等概念。
      加拿大文學批評家諾斯洛普•弗萊曾經提出了四種基本的“情節編織模式”:即浪漫劇、
      ①White, Hayden,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3. pp.29-30. 悲劇、喜劇和諷刺劇。懷特認為,弗萊的這一理論對于我們理解歷史文本具有重要意義。當 我們根據“這件事情發生,然后是那件”這樣的形式安排歷史事件的時候,我們就是在編織 一種故事情節。通過援用證據和因果關系,我們形成了歷史敘事。在他看來,歷史學家選擇 故事類型的過程也是一個解釋歷史的過程。也就是說,在敘述故事的過程中,如果歷史學家 采取一種悲劇情節,他便提供了一種歷史解釋方式;如果采用一種喜劇結構,他則是在提供 另一種解釋方式。①對于懷特來說,歷史敘事的形式和意義根本不存在于歷史中,而是存在 于歷史學家的話語中。
      根據傳統的經驗主義敘事觀,歷史敘事是陳述歷史事實的主要手段,如果被安排適當的 話,它應該能夠揭示出事實和證據中的真實故事。但是,在懷特看來,一般人之所以會想當 然地認為敘事和事件相符合,是因為他們忽視了浪漫劇、悲劇、喜劇和諷刺劇這四種主要情 節編織形式的作用。根深蒂固的指涉性觀念使我們相信,在歷史事件中可以發現真實的故事。 然而,對于懷特來說,故事不是我們所親身經歷的,而是由我們自己講述出來的。如同他所 說的那樣,歷史情境并不內在地具有悲劇性、喜劇性或浪漫性,“為了把一個悲劇性情景轉 變成為一個喜劇性的,歷史學家只需轉變他的視角,或者改變他的感知范圍。”②懷特甚至 認為,歷史學家可以采用一種自己所喜歡的情節結構來與某一組事件相匹配,從而賦予這組 事件某種特別的意義。這些觀點都是那些經驗論者所難以接受的。
      但是,根據懷特的觀點,情節編織的類型的選擇并不是完全主觀任意的,它是由情節的 主人公對于其環境的能力決定的。在將歷史事件描述為浪漫劇的過程中,歷史學家通常會把 歷史行動者或主人公想象得優越于他的環境。浪漫劇的歷史情節往往以成功、救贖和超越而 告結束。在西方文化中,這種歷史通常會被描述成一次旅行或一場斗爭,其中的主人公(民 族、國家、個體或者階級)終將戰勝逆境或災難而取得最后的勝利。作為諷刺劇的歷史情節 則與浪漫劇恰恰相反,其中的主人公往往被想象得屈從于他(它)的環境,注定要過一種困 窘和否定的生活。悲劇性歷史情節與浪漫劇有些相似,只不過其中的主人公將最終被命運或 本身悲劇性的個性缺點挫敗,結局通常是失敗或死亡。比如,根據懷特的觀點,在馬克思主 義的歷史敘事中,資產階級的命運就被編織成了悲劇情節。在喜劇情節中,故事的展開過程 是從阻礙到重建,歷史學家總是希望主人公能夠通過調和而取得對環境的暫時性勝利。在喜 劇情節的結尾,主人公往往會同其他男人、女人、種族、國家或階級取得和諧一致,并為此 而慶賀。③
      以上是作為情節編織的解釋方式,下面我們再來看一看作為論證的解釋方式。所謂的論 證解釋,就是歷史學家利用一些有關歷史變化或人類行為的規律來解釋歷史事件。例如,形 式主義論證旨在識別出過去事件、人物和行為之獨特的、原子的或分散的性質。這類論證能 夠使我們形象生動地再現個體事件,進而從這些個體事件中得出有意義的概括。大規模戰爭 或內戰的勝利或失敗成為了偉大歷史變化的起因;或者,個別偉大男人和女人的生平意味著
      ①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7.
      ® Hayden White, Tropics of Discourse: 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85.
      ③White, Hayden,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7-11.
      歷史變化的性質。比如,某個出身貧賤的人物日后成為了總統,或者克服社會偏見成長為一 名民族領袖,等等。有機主義論證是整體性的,它使我們將過去的事件、人物和行為理解為 一個綜合過程的組成部分。①機械主義論證通常是還原的,而不是綜合的,表示的是一種部 分與部分之間的關系,這些部分服從于一個超歷史的規律。語境主義論證往往也是整體性的, 歷史學家用它來表示事件、人物或行為之間在一個復雜過程中的相互關系。
      懷特認為,馬克思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關系就服從一種機械主義的規律。根據 這一規律,經濟基礎中的變化從根本上決定著社會或意識形態上層建筑的變化,但是反過來 則不成立。這體現的是一種從部分到部分的關系。馬克思對歷史變化所作的機械主義解釋具 有悲劇性,因為,19世紀晚期在歐洲和美洲,它的主人公無產階級沒有能夠推翻資產階級 的統治。但是,俄國十月革命則被想象成一個無產階級最終取得勝利的浪漫故事。可見,歷 史論爭并非爭論過去發生過什么或沒有發生過什么,而是爭論應該用什么樣的情節或規律來 解釋過去。
      懷特的歷史解釋模式中的最后一種策略便是意識形態。根據懷特的理論,意識形態是歷 史學家在選擇情節和論證過程中所持的道德立場。他認為,歷史學家不可能超然于歷史之外, 其主觀性必然會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滲透到歷史認識和敘述中,他也不可能保持完全的中立 和客觀。根據懷特的定義,意識形態是歷史學家“為了在社會實踐的現時世界中采取某種立 場,并為了依據這一立場展開行動,而制定的一套規定。”②根據德國哲學家卡爾•曼海姆 的意識形態理論,懷特假定了四種意識形態立場:無政府主義、激進主義、保守主義和自由 主義。③懷特認為,歷史學家可以自由地做出自己的道德選擇。影響這四種意識形態立場的 主要是歷史學家對歷史變化的性質和步調的態度。比如,與其他三種立場相比,保守主義最 不相信變化,它支持現存社會制度的漸變,而反對任何形式的激變。無政府主義者主張社會 的激變或巨變,以便建立一個新的社會。自由主義傾向于一種適中的有節奏的社會變化。激 進主義也提倡一種劇烈的社會變化,但是與無政府主義有所不同,它對懷特所說的“遺留制 度的惰性拉力”有著更為清醒的認識,因而它比無政府主義要溫和一些。
      懷特的確認為,敘事形式優先于證據內容,從而徹底修正了知識的符合理論,但是, 不能因此就說懷特賦予歷史學家一種絕對的自由,可以隨心所欲地選擇任何一種轉義■情節? 論證■意識形態模式,并把這種模式強加于證據之上。懷特并不否認證據的存在,他也承認, 建立在證據基礎上的事實是由個別的指涉性的陳述所構成的,而且這些陳述在某種程度上也 可能是精確的和真實的。但是,懷特又認為,事實總是經過描述的事件,它們只有在被歷史 學家編織成故事情節后才有意義。某個指涉性陳述,只要它與其它具有相同指涉物的陳述相 符合,我們就可以說它是真實的。但是,在懷特看來,這種陳述與陳述之間內在一致性的符 合并不能保證歷史學家的敘事闡釋必然與實在相符合。懷特并不否認過去的存在,但是他又 認為,過去只能夠通過語言來加以再現。歷史學家在運用語言再現過去的過程中,必然會出 于某種解釋的、意識形態的或者政治的理由而把某些敘事形式強加給過去。而敘事不可能成
      ⑴ Alun Munslow, Deconstructing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p.158.
      ②White, Hayden,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 p.24.
      ® Alun Munslow, Deconstructing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p.159.
      為傳達過去實在的有效手段。①
      懷特堅持認為,他的理論和方法可以使歷史學從以下兩個方面受益:一個方面是,文學 和歷史學之間的這種親密聯系不是一種弱點,而是一種優點;另一個方面是,一旦發現任何 一組給定的事件可以具有多種可能的情節結構,歷史學就可以興旺發達起來。
      (二)敘事是歷史學家的創造物
      前面我們已經知道,經驗主義敘事理論并不否認過去的實在性,也不否認歷史學家真實 地描述個別歷史事件的可能性。在這種理論看來,生活本身就具有敘事形式,因而敘事是理 解生活的最好方式。但是,海登•懷特、明克、韋納(Veyne)和凱爾納等人強烈反對這類 觀點。
      懷特認為敘事不具有再現實在的能力。他質問道:“當實在的事件顯示出展現了故事形 式上的一致性時,它們都得到了適當的再現,這是一種幻想,這種幻想再現出于怎樣的心愿 呢?它又滿足了何種欲求呢? ”②“構造完好的故事一般具有中心主題、適當的開頭、中間 和結尾以及一種能夠使我們在每一個開頭都能看出'結尾'的一致性。世界真的以這種構造 完好的故事的形式在人類知覺中呈現自身嗎?抑或世界更多地是以年代記和編年史所啟示 的形式呈現自己?這些形式要么是沒有開頭和結尾的純粹的事件序列,要么是僅僅中斷而從 不結束的一串串開頭。”對懷特來說,回答是肯定的:“實在事件系列具備我們所講述的有關 虛構事件的故事之形式方面的屬性,這種觀念只能在愿望、白日夢和幻想中找到根源。”③準 確地說,只有編年史與年代記為我們提供了 “實在向知覺呈現自身方式方面的范式”④
      懷特并不認為“歷史本身是被經歷故事的一種堆積,這些故事只等著歷史學家去將它們 轉變成散文故事。”⑤歷史事件本身不具有任何形式,并不會自動形成某種敘事,歷史事件 在歷史著作中看起來所具有的故事形式是由敘述者賦予的。當零散的事件和事實被合并成連 貫的歷史敘事時,它們必然被編織成具有開頭、中間和結尾的故事。但是,故事情節并不是 歷史事件所固有的,因為歷史事件僅僅是一種連續的和無意義的流變。為了賦予變動不居的 事件和事實之流以某種秩序和意義,歷史學家便通過語言和修辭策略發明了這些故事。懷特 說:“任何一組給定的真實事件都能夠以很多方式被編織成情節,都能經得起以多種不同的 故事類型來講述。任何特定的一系列真實事件都不會原本就是悲劇的、喜劇的、鬧劇的,等 等,而只能通過在事件之上施加一種特定故事結構的方式被構建成這樣。因此,賦予事件以 意義的是選擇故事類型并把這種故事施加給事件這兩種行為。”⑥
      與懷特的觀點相一致,明克也認為,“世界并不是以構造完好的故事的形式呈現給我們;
      ⑴ Alun Munslow, Deconstructing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p.140.
      ②Hayden White, Content of the Form: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4.
      ® Hayden White, Content of the Form: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24.
      ④Hayden White, Content of the Form: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25.
      ® Hayden White, Content of the Form: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170.
      ⑥ Hayden White, "Narrative in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Theory,in The Content of the Form (Baltimore, 1987) pp.44. 我們創造了這些故事;通過設想世界會在故事中表白自身,我們賦予它們以指涉性。”①在 他看來,敘事并不是人類生活的固有屬性,它是被我們強加到生活之上的一種文學形式,生 活敘事源自藝術敘事。明克是針對文學批評家芭芭拉•哈代(BarbaraHardy)的以下言論得 出這一結論的。哈代說:“敘事,如同抒情詩或者舞蹈,不應該被看作是藝術家用以控制、 操縱和整理經驗的美學發明,而應該被看作是從生活中轉移到藝術中的一種主要的心靈行 為 比虛構策略更重要的是,敘事與講述有關親歷經驗的故事享有同樣的品質:'因為我 們通過敘事做夢,通過敘事做白日夢,我們根據敘事去記憶、期望、希望、絕望、相信、懷 疑、計劃、修正、批評、建構、閑談、學習、憎恨和喜愛。'”在哈代看來,敘事是我們人類 的生存方式,藝術敘事源于生活敘事。
      明克不同意哈代的觀點。他說:“故事不是被親歷的,而是被講述的。生活本身沒有開 頭、中間或結尾:的確有交匯點,但一個事態的開端存在于我們日后向自己講述的故事中, 也的確有分歧點,但最后的分歧則僅僅存在于故事中。的確存在希望、計劃、戰爭和思想, 但只有在追溯既往的故事中,才談得上希望的落空和計劃的破產,也才能談得上戰爭的決定 性和思想的創造性。哥倫布只是在故事中發現了美洲,王國只是在故事中才因缺乏一枚釘子 而喪失 因而,更真切的說法似乎是:敘事的品質是從藝術中轉移到了生活中。我們可以
      根據童謠或文化神話(如果我們有的話),來學著講述有關我們生活的故事,但是,我們只 有從歷史和小說那里才能學會如何去講述和理解復汆旳故事,也才能知道故事是如何回答問 題的。”②
      在實證主義者和年鑒學派看來,敘事史不可避免地包含著虛構因素,因而應該用科學的 歷史學來取代它。明克最終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認為傳統史學由于其敘事形式無法實現認 識歷史的目的,雖然他起初是作為敘事史捍衛者的姿態出現,認為敘事是一種“理解的模式” 和“認知的工具”。在他看來,敘事的結構,即具有開頭、中間和結尾的故事形態,并非源 自事件本身,而是來自于講述故事的行為。明克認為,“敘事史”這個術語本身就是自相矛 盾的,因為“作為歷史的,它旨在通過其形式再現過去局部真實的復雜性,然而,作為敘事, 它是一種想象性的建構物,這種想象性建構不能通過任何被接受的論證和確證性程序來證實 它所聲稱的真實性。”③
      明克雖然也把敘事看作是人為的,但是他并沒有使用情節這個概念。他采用的是一種對 相關事實進行總體把握的概念。在他看來,“正是在判斷行為中對歷史事件的總體領悟才將 這些事件聚攏在一起,”而不是對這些事件進行逐一考察的結果。明克認為,歷史學家是站 立在各種歷史事件之上構想某種模式,他稱之為“概要判斷”。④在這方面,明克與韋納不 同。韋納同樣認為,事實只是在被敘述者或讀者組織過以后才會成為物質實在。但是,對于 他來說,故事來自于情節,而情節是歷史學家在諸多的事件中追尋的一種路線。歷史學家可
      ①Jonathan A. Carter, "Telling Times: History, Emplotment, and Truth,7 in History and Theory 42 no.l, 2003.
      ②Louis Mink, "History and Fiction as Modes of Comprehension", New Literary History, Vol. 1, 1970,
      pp.541-558.
      ③Louis O. Mink, "Narrative Form as a Cognitive Instrument,in The Writing of History, ed. R. H. Canary and H. Kozicki (Madison, 1978), p. 145.
      ④Michael Stanford, A Compan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4), p. 97. 以自由地選擇自己的路線,而所有的路線都具有同樣的合法性。①沒有哪一個歷史學家能夠 描述歷史領域的整體情形,因為路線具有選擇性,它無法抵達各個角落。沒有哪一條路線能 夠呈現絕對的歷史真實或實在。就像保羅•利科所評價的那樣,“韋納的著作的力量在于…… 這樣一種思想:歷史不過是對情節的建構和理解。”②
      凱爾納也認為,敘事是歷史學家對過去實在的一種植入,因而不能夠真實地再現過去實 在。有一次在討論歷史學中的敘事闡釋的時候,他對比了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歷 史學是建立在研究基礎上的,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它源自于語言慣例的知識。他說,這第二種 觀點意味著“歷史學并不是'關于'過去的,它涉及的僅僅是我們從周圍分散的而且毫無疑 義的碎片中創造意義的方式。”根據這種觀點,過去是一種“混沌”,而且,正是由于被預 期的東西背后的這種本質上的無意義方面,才使得闡釋成為積極的和新穎的創造。凱爾納明 確地贊同這一觀點。他說:“不存在什么直接可以得到的現成故事,任何故事都來自于預期 行為。”后來,他重復這一觀點說:“歷史學家并非'發現'過去事件的真實性;他們從一 種連續的流動中創造了事件,并發明了那些在這種流動中產生模式的意義。”③在凱爾納看 來,歷史學家面對的是一堆毫無意義的事實集合體,他們根據一些預想的模式去選擇和組織 這些事實,從而創造了闡釋。模式并不是在過去發現的,而是由歷史學家在闡釋過程中創造 的。
      (三)時間與敘事
      法國哲學家利科研究了當今理論界時興的所有關于話語、文本和閱讀的主要概念,并 且對當代歷史哲學和社會科學所提出的歷史編纂學理論和敘事觀念進行了詳盡的考察。從 總體上講,對分析哲學家特別是明克、丹圖、加利和德雷等所提出的很多論點,他都深表 贊賞。在他看來,敘事所提供的解釋雖然與邏輯-演繹的解釋并非截然相反,但畢竟存在差 異。他認為,歷史編纂學中的敘事更有助于對其所論及事件的理解,而不利于科學的因果 解釋。領會一系列復雜人類事件的意義是一回事,能夠解釋這一系列所包含的特殊事件發 生的原因甚至方式是另一回事。一個人或許能夠解釋一個事件系列中的每個事件是為何和 如何發生的,但可能仍然不理解整個系列的意義。不過他并沒有把理解和解釋完全對立起 來,而是堅持認為,理解和解釋這兩種認知方式是“辯證”相聯的,它們都是有關(人類) 行為而非(自然)事件的知識,只不過一種是“無條理的”(unmethodical),而另一種則是 “有條理的”(methodical)。在理解過去行為的過程中需要各種各樣的解釋,如同在充分闡 述故事的過程中需要對故事中的“發生事件”進行各種解釋一樣。但是,這些解釋只是充 當理解“發生事件”的手段,而不是作為自在的目的。歷史研究的正當目標應該是對人類
      ①Paul Veyne, Writing History: An Essay on Epistemology, tr. Mina Moore-Rinvolucri,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36.
      ②Paul Ricoeur, Time and Narrative, tr. K. McLaughlin and D. Pellauer, vol. I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p. 174.
      ® H. Kellner, Languag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Getting the Story Crooked (Madison: U of Wisconsin P, 1989), pp. 10,24.
      行為的詮釋學理解。①
      利科主張,在歷史編纂學中,對有意義的行為的理解要受到對行為要素“塑形” (configuration)或排列亦即情節的影響。與很多歷史敘事評論家不同,利科認為,情節不 單單是小說或神話的結構成分,它對于事件的歷史再現也是至關重要的。但是,歷史學中 的情節并不是歷史學家強加給事件的,也不是一種純文學的代碼。歷史情節能夠指示出事 件的“歷史性”。在這一方面,利科的確不同于明克和懷特,對后二者來說,情節是由歷史 學家賦予歷史事件的。但是,利科又認為,一個特殊的歷史事件并不是一種作者可以隨意 塞入故事中某個地方的事件;它應該是一種能夠“促成” “情節發展”的事件。情節似乎是 一種不斷發展的實體,它先于任何特定事件的發生,任何特定的事件都必須根據它促成這 一情節發展的程度而被賦予歷史性。從這一點上來看,利科與懷特他們又殊途同歸了。②
      在利科的理論中,“歷史性”是一個關鍵性的概念。而所謂的歷史性,在利科看來,就 是時間本身的一種結構模式或層次。利科把時間劃分為三個“結構層次”,即,“內時性” (within-time-ness)> "歷史性” (historicality)和“深時性” (deep temporality)o 它們又依次 反映在意識內部對時間的三種經驗或再現中:第一種是“普通的時間再現……事件'在其 中'發生”;第二種再現“著重于過去的影響力,甚至,……在'重復'中恢復生與死之間 '延伸'(extension)的能力”;最后一種再現試圖掌握“將來、過去和現在的多元統一體”。 ③在歷史敘事中,正如在任何敘事中一樣,正是敘事性“把我們從內時性帶回到歷史性, 從'考慮'時間到'回憶'時間。”總之,“敘事功能提供了一種從內時性向歷史性的過渡”, 并且它是通過顯示時間自身的“情節”性做到這一點的。④
      在利科看來,歷史敘述的編年史層面再現的是存在“于時間內”的事件,而敘事層面 指涉的是時間方面。他認為,敘事和時間之間存在著某種相互滲透、相互依存的關系,“時 間性是那種在敘事性中影響語言的存在結構,而敘事性則是一種把時間作為其終極指涉物 的語言結構”。⑤這說明,歷史敘事是把“時間性”(temporality)本身作為自己的“最終指 涉物”。在懷特看來,利科所建構的這種“敘事的形而上學”是對史學理論的一大貢獻。⑥利 科把歷史敘事歸入象征性話語的范疇,這種話語的主要力量既不是源于它的信息內容,也 不是源于它的修辭效果,而是源自它的意象功能。⑦對他來說,敘事既不是相關事件的肖 像,不是對那些事件的解釋,也不是一種為了勸說效果而對“事實”進行的修辭重構。它 是一種符號,通過在一個意象中“構造”其關系的辯證法,從而在不同的意義領域之間進 行調解。這個意象只不過是敘事本身,即通過展露其“情節”性而實現的對編年史所陳述 事件的“排列”。
      ⑴ Paul Ricoeur, "Explanation and Understanding: On Some Remarkable Connections among the Theory of the Text, Theory of Action, and Theory of History,in Charles E. Reagan and David Stewart ed., The Philosophy of Paul Ricoeur: An Anthology of His Work (Boston ,1978), pp. 153-165.
      ②Paul Ricoeur, "Narrative Time,55 Critical Inquiry 7, no. 1 (1980), 171.
      ③Paul Ricoeur, "Narrative Time,^^ Critical Inquiry 7, no. 1 (1980), 171.
      ④Paul Ricoeur, "Narrative Time,55 Critical Inquiry 7, no. 1 (1980), 178.
      ⑤Paul Ricoeur, "Narrative Time,” Critical Inquiry 7, no. 1 (1980), 169.
      ⑥Hayden White, Content of the Form: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52.
      ⑦Paul Ricoeur, "Existence and Hermeneutics,5, in Charles E. Reagan and David Stewart ed., The Philosophy of Paul Ricoeur: An Anthology of His Work (Boston ,1978), p. 9&
      利科認為,在講述故事的過程中,歷史學家必然會展示一個情節。這一情節通過調和 事件“在時間內”的存在狀態與事件作為這些事件所參與的“歷史性”之指示物的狀態, 從而“表征”著事件。這種歷史性只能被指示,永遠不能被直接再現出來,因此,像所有 的象征性結構一樣,歷史敘事“言外有意并且……結果,能抓住我的心,因為它在其意義 中創造了一種新意義。”利科承認,如此界定象征性語言的特點,他只不過是把它等同于諷 喻。這并不是說,象征性語言僅是幻想,因為對于利科來說,諷喻是一種表達“意義剩余” (excess of meaning)的方式,這種意義剩余作為一種“人類欲望”和“宇宙表象”的辯證 法存在于對“實在”的理解中。①歷史敘事可以說是對“內時性”經驗的諷喻化,而“內 時性”的比喻意義便是時間結構。編年史是一種“普通的時間再現……事件'在其中'發 生”,而敘事表達的是一種不同于編年史所表達的意義的“他”意。
      可見,對利科來說,敘事不僅是一種解釋方式,不僅是一種代碼,更不僅是一種傳遞 信息的工具。它不僅是一種歷史學家根據某種實用的目標或目的可用可不用的話語策略, 它是一種表征事件的手段,沒有它事件的歷史性就無法表示出來。在編年史中,我們可以 在不作表征的情況下做出有關事件的真實陳述;在社會科學中,我們甚至能夠在不作表征 的情況下解釋事件。但是,我們卻不能在不作表征的情況下再現歷史事件的意義,因為歷 史性本身既是一種“實在”(reality)也是一種“神秘”(mystery)。所有敘事都展示這種神 秘。通過科學的方法加以“解釋”的事件既不是神秘的也不特別具有歷史性。換句話說, 能夠被解釋的歷史事件構成的是那些非歷史的或與歷史無關的那些內容。事件被解釋后所 剩下的既是歷史的也是有意義的,這種剩余物只能通過敘事在象征中加以理解或領會。
      正是敘事在揭示事件的含義、一致性和意義方面所取得的成功,證實了歷史編纂學中 敘事實踐的合法性。也正是歷史編纂學在敘述歷史事件方面的成功,證明了敘事自身的“真 實性”。在體現于歷史敘事中的象征化過程中,人類擁有了一種話語工具。由此,人們可以 斷言:人類行為世界既真實又神秘,也就是說,神秘莫測地真實;不能被解釋的東西原則 上能夠通過敘事的形式被理解。
      (四)歷史敘事=文學敘事=虛構敘事
      前面已經指出,巴爾特在《歷史的話語》中對歷史敘事和虛構敘事之間的區分提出了根 本性的挑戰。在《敘事結構分析導言》中,他還指出,藝術不同于真實的生活,在故事中, 只要不顧及外部實在,其中任何事物都會在某個結構中有其位置,但是在生活中,任何事物 都是“雜亂的信息”。②巴爾特的學生西摩•查特曼(Seymour Chatman)也認為,開頭沖 間■結尾的結構只適用于“敘事、講述的故事性事件,而不適用于……諸行為自身,這完全 是因為這些術語在現實世界毫無意義。”③弗蘭克•科莫德(Frank Kemiode)認為,在虛構 作品中,開頭、中間和結尾的諧調是一種根本需要,但是,我們不能在事實的意義上相信這 些作品。在他看來,事物只是以毫無意義的次序發生。當人們問他嘀嗒嘀嗒的時鐘表示什么
      ①Paul Ricoeur, The Language of Faith," in Charles E. Reagan and David Stewart ed., The Philosophy of Paul Ricoeur: An Anthology of His Work (Boston , 1978), p. 233.
      ②Roland Barthes, "Introduction a V analyse structurale des rQcits," in Communication 8 (1966), p. 7.
      ® Seymour Chatman, Story and Discourse: Narrative Structure in Fiction and Film (Ithaca, 1978), p. 47. 時,他回答說:“我們認為它表示滴答聲。通過這種虛構,我們將其人性化了……當然,正 是我們給這兩種聲音之間賦予了一種想象性的區分。滴是我們表示物理性的開始的詞,而答 是表示終結的詞。”①總之,以上這些敘述主義者都一致認為,敘事不同于生活,前者不能 再現后者。
      我們還看到,明克和海登•懷特都認為敘事是歷史學家的發明,并對敘事再現實在的能 力提出了質疑。他們之所以得出這種對敘事的懷疑論觀點,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都相信, 歷史敘事和虛構敘事之間沒有嚴格的區分。從某種意義上說,懷特的主要工作就是致力于把 歷史敘事還原為虛構敘事。在《話語的轉義學》中,懷特明確地把歷史與虛構等同起來。他 指出,歷史的解釋“在本質上是一種文學操作亦即虛構杜撰。”②他看來,歷史敘事并不是 對具有故事形式的歷史的模仿,而是“語言的虛構,其內容與所發現的內容同樣都是被發明 出來的,其形式與其說與科學的形式相同,不如說與文學的形式相同。”③歷史學家沒有發 明事實,從這一點上來說,他的確是在述說真相。但是,歷史學家發明了故事,從這種意義 上來說,歷史敘事是“語言的虛構”。在《元歷史學》中,懷特雖然還沒有明確地把歷史等 同于虛構,但實際上已經把歷史解釋模式看作是一種文學想象的形式,是一種虛構形式(純 文學形式)的意義生產結構。這樣,他就把關于歷史書寫的理論與現代文學理論密切聯系起 來。也正因如此,懷特的歷史詩學也在文學批評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在英美的許多大學中, 懷特的《元歷史學》等主要著述也是英文系的必讀書。
      利科也將歷史敘事和虛構敘事聯系在了一起,但是,考慮到二者之間的區別,他將歷史 敘事定義為中性的。他還試圖借用亞里士多德的“模仿”(mimesis)概念來說明他的理論。 但是,他在詳細闡述這一概念的過程中,得出了與明克和懷特類似的結論。在他看來,敘事 是一種“異質的綜合”,人類世界中全然不同的元素,如“行為者、目的、手段、相互作用、 環境、未預料的結果等等”都融合成為一體。敘事是一種“語義學的創新”,新的內容通過 語言被植入世界。它賦予世界上的事件某種原本沒有的形式。敘事不是描述世界,而是重新 描述世界,也就是說,它把世界描述成好像世界實際上不可能是的那種樣子。在這方面它與 隱喻相似,只不過隱喻是那種“領會成什么”的能力,而敘事則將我們引入“'好像'(as if) 王國”。最后,利科得出結論說:“開頭、中間和結尾的觀念并不是從經驗中攝取的:它們不 是現實行為的特性,而是詩性安排的效果。”④從這一方面看,利科與明克、懷特等人的觀 點沒有什么不同。但是,利科還相信,虛構的和歷史的敘事是實在的延續。從這一方面來說, 利科的觀點要比海登•懷特、巴爾特、福柯等后現代主義者的觀點溫和得多。在后者看來, 敘事不僅構成一種對實在的逃避、慰籍或偏移,而且還是一種麻醉劑,一種被強加的幻覺。 總之,敘事是一種與實在不相一致的文化和文學虛構。
      大衛•卡爾認為,將歷史敘事混同于虛構敘事是當今很多結構主義者和后結構主義者
      ①Frank Kermode, The Sense of An Ending: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Fiction (London, 1966), pp. 35-44.
      ②Hayden White, Tropics of Discourse: 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Ba\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p.85.
      ③[美]海登•懷特,《作為文學仿制品的歷史文本》,載于《后現代歷史敘事學》,陳永國張萬娟譯,中國 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6月版,第170頁。
      ④[美]大衛•卡爾:《敘事與真實的世界:為連續性辯護》,載《當代西方歷史哲學讀本》,陳新主編,復旦 大學出版社,2004年10月版,第161頁。
      的共同觀點。實際上,這也是整個后現代敘事學的根本策略,也是它區別于傳統經驗主義敘 事理論的一個根本特征。正如盧波米爾•道勒齊爾(Lubomir Dolezel)所指出的那樣,"巴 爾特站在構成主義語言學的墊子上發起后現代主義挑戰,懷特跟進辯護。后來,'歷史敘事 二文學敘事二虛構敘事'(經常簡化為歷史等于虛構)這個雙重等式就成了一個教條,被整個 后現代主義合唱隊不假理論思索地重復著。表述也許稍有不同,但是沒有新的論點。它成了 貫穿于整個大合唱的'時代精神'。”①
      后現代歷史敘事的思想體現了一種趨勢,即歷史敘事不再是一種歷史“客觀”事實之 外的東西,沒有歷史敘事,任何歷史事件都無從表述,而忘記了歷史文本是由具有歷史性的 歷史學家所敘述、由同樣具有歷史性的讀者來閱讀,我們也就得不到可理解的歷史。后現代 歷史哲學家們將歷史敘事研究帶入了一個更廣闊的天地,傳統意義上被視作形式的歷史敘事 如今在歷史理解的領域內具有了本體論的價值。
      三、后現代歷史敘事理論批判
      后現代主義者將敘述學和其他文學批評技巧應用于對歷史文本的分析,得出了一些令人 吃驚的結論。的確,后現代敘事理論與人們對歷史的常識性看法反差很大,有些觀點也的確 是荒謬的。但是,我們切不可由此而貶低后現代敘事理論,將他們斥責為無理取鬧的壞孩子。 后現代敘事理論的出現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而且它現在已經占據了西方歷史哲學的最前沿。 正像《歷史與理論》雜志主編理查德•范(Richard T. Vann)所指出的那樣,1960年以來至 1975年,歷史理論研究發生了語言學轉折,其中歷史敘述的研究貫穿于整個的轉折,起著 主導作用。②
      后現代主義者對敘事理論的研究具有一定積極意義,也取得了一些顯著的成就。而且, 敘事的確是我們一種極為普遍的語言現象,他幾乎滲透到了我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正 因為如此司空見慣,人們往往疏于對它的研究和反思。因而,重視和加強對敘事問題的研究 不僅可以拓寬我們對知識視野,而且還可以加深我們對人性本身的認識。在包括歷史學在內 的人文學科中,對敘事問題的研究更為重要。歷史敘事不僅僅是一種話語和文本的組織機制,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它也能夠組織人們的歷史意識,進而從總體上組織歷史。從某種意義上 說,我們歷史的某些方面的確是被敘述出來的。
      懷特等后現代敘事理論已經深刻影響了西方當代歷史學家甚至文化學者的思想。“情節 編織”、“元歷史學”等原來由懷特頻繁使用的術語已經為文化界所熟知。歷史學家比以往任 何時候都更加關注歷史文本中的文學和敘事因素。敘述主義歷史哲學教導歷史學家,要更加 仔細審慎地考察敘述歷史的方式,要采用新的手段去揭示表面信息背后的隱蔽信息,要注意 解釋語法細微變化的意義,等等。
      但是,后現代歷史敘事理論的最終結論是站不住腳的。它采取的是一種極端反實在論和 歷史相對主義的立場。它試圖消除歷史敘事和虛構敘事之間的界限,將歷史敘事看作是歷史
      ①[美]赫爾曼主編:《新敘事學》,馬海良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5月版,第181頁。
      ②Richard T. Vann, "Turning Linguistic: History and Theory and History and Theory, 1960一1975, ” in / New Philosophy of History, eds. Frank Ankersmit and Hans Kellner,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pp.40-69.
      學家的發明和創造,從而否認敘事再現歷史實在的任何可能性。后現代敘事觀在理論和實踐 上也給歷史學帶來了不少負面的影響。我們理應對它做出相應的分析和批判。
      (-)歷史敘事的真實性
      后現代歷史敘事理論具有一種泛敘事論的傾向,它將歷史學完全等同于敘事模式,這一 方面低估了歷史實踐方式的多樣性和復雜性,另一方面也高估了敘事在歷史學中的作用。很 多歷史,特別是政治史,的確是采用敘事方式來撰述的,但是,即便是這類歷史,也并非純 粹是敘事性的,它們也往往包含大量分析性的和解釋性的評論。另外,我們應該承認,還存 在很多非敘事性的歷史著作。它們有的是對某個時期各個方面的考察,有的是對某個思想發 展過程的描述,有的是對某個特殊歷史問題的分析和闡釋。盡管這類著作難免包括一些敘事 成分,也對事件的時間順序給予了一定的關注,但是,從總體上來說,它們無疑是非敘事性 的。比如,布克哈特的《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文明(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 芬利(Moses Finley)的《遠古世界的政治》{Politics in the Ancient World)、納米耶(L. B. Namier)的《喬治三世時期的政治結構》(The Structure of Politics at the Accession of George III)、柯班(Alfred Cobban)的《法國革命的社會闡釋》(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 費弗爾(Lucien Feb vre)的《16 世紀的無信仰問題》(The Problem of Unbelief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拉夫卓伊(A. 0. Lovejoy)的《存在的偉大鏈條》(The Great Chain of Being)、H. C.李(H. C. Lea)的《西班牙的審訊史》JA History of the Inquisition of Spain) 和穆斯尼亞(Roland Mousnier)的《君主專制政體下的法國制度》(The Institutions of Fyance under the Absolute Monarchy),這些歷史著作都不屬于敘事史。
      一般說來,無論一部歷史著作采取什么樣的形式,不管是敘事作品,還是非敘事作品, 它都不可能純粹是一種嚴格的模仿、描述或圖像。逐字逐句地重述過去或者全息全影地描摹 過去是不可能的事情。如今,已經沒有人像19世紀的蘭克那樣宣稱,歷史敘事能夠“根據 實際發生的情況”準確地反映往事。“歷史學家不能捕捉完整的往昔經驗,正如人的記憶做 不到這一點;歷史學家只有往事的痕跡和殘渣,敘述出來的故事一定是片面的。”①但是, 這并不意味著歷史文本根本無法觸及那實際發生的事件。在我們看來,只要是負責任的歷史 學家的著作,無論它是敘事作品,還是非敘事作品,都是對歷史實在相對正確的描述,都基 本真實地再現了過去的內容。如果說當下物質世界中基本粒子的本質問題仍然是現代哲學和 科學界的一個懸而未決的難題的話,那么,確定不在場的歷史事實與歷史的描述之間的關系 問題就更加撲朔迷離了。但是,問題和疑惑的存在不應該成為我們放棄探究歷史真相努力的 借口。不能因為事實和敘事之間存在差距,就輕率地宣布敘事從根本上是無效的。不可因為 敘事是人為的,就干脆把它歸為虛構或神話。另外,我們還應認識到,歷史學的目的不僅僅 在于描述和敘述,它也致力于理解:理解過去人們的行為、思想、信仰和價值觀,理解過去 的制度、政體、社會關系和人文環境。
      ①[美]喬伊斯•阿普爾比、林恩•亨特和瑪格麗特•雅各布:《歷史的真相》,劉北成、薛絢譯,中央編譯 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212頁。
      根據后現代敘事理論,歷史實在自身不存在任何的意義和聯系,敘事中所展現的意義和 聯系都不過是歷史學家的一種強加或植入,歷史學家選擇模式的過程并非是一個發現有關過 去真實性的過程。這一主張顯然是沒有說服力的。在我們看來,歷史實在的確存在一些客觀 的規律和模式,通過歷史學家或哲學家積極的探索和研究,它們完全可以被相對真實地揭示 出來。馬克思就是在紛繁蕪雜的歷史現象中發現了一種貫穿于人類社會發展過程的模式一一 歷史唯物主義理論。實踐證明,這種歷史發展模式是一種客觀存在,并不是馬克思主義經典 作家的一種主觀創造或發明。
      在我們看來,甚至普通的個人感知也具有結構和意義,而并非純粹是雜亂無序的經驗之 流。一個人在時間中的生存經驗并不僅僅是一種毫無界定的時間混沌。歷史事實也決不是一 個個孤立的事件,它們之間存在著內在的聯系,并體現了一種可理解的結構和秩序。雖然沒 有絕對的起源、開頭和結尾,但是,事件自身的確包含某種敘事順序或結構。比如,伊拉克 戰爭的一系列事件本身就決定了有關它的敘事的開頭、中間和結尾。對于如何開頭可以有多 種不同的選擇,但是無論哪一種選擇都不能是隨意的,都必須受事件發生過程本身的制約。
      同樣,奧斯威辛集中營和南京大屠殺等災難性事件,也說明了后現代敘事理論的荒謬 性和危害性。對這些血腥事件的敘述不可能是或者最起碼不完全是虛構。無論怎么說,它們 都是人類的悲劇,而不可能被編織成喜劇或鬧劇。如果說這些事件是真實的,那么其他事件 為什么就是虛構的或不實在的呢?包括懷特在內的后現代主義者都承認這些事件的真實性, 而且有些人也的確在對這些事件的認識中改變了自己的后現代主義觀點。懷特也承認,奧斯 威辛集中營事件排除了采用某種情節對它進行描述的可行性。在承認這一點以后,懷特也就 自然承認,過去實在對歷史學家撰寫歷史方式的決定性作用,從而也就被迫放棄他的主要論 點。最后,懷特也不得不得出結論說,過去并不完全受歷史敘事和情節編織的左右。①
      懷特自己在總結他這一立場的轉變時說,在早期著作中他更為注重的是歷史學家對文學 策略的利用方式,結果發現:歷史學家的書寫形式并非如實地報道他們所發現的事件,而實 際上是構建了他們撰寫的主題。然而,在他的后期著作中,在有關大屠殺爭論的影響下,懷 特的思想發生了很大變化,他試圖在文學和歷史之間劃分出一條明確的界限。他說,歷史想 象既要想象作為歷史學家研究過去之基礎的實在世界,也要想象由他們的興趣對象所組成的 世界。②顯然,懷特的這一立場是比較溫和的,也比較容易為大多數歷史學家接受。可見, 當后現代主義者從高高在上的抽象層面屈尊下位,轉而對實際歷史著作進行具體分析和批評 的時候,它們不得不做出一些讓步,甚至改變原來的極端立場。
      將歷史敘事混同于虛構敘事和文學敘事是整個后現代敘事學的根本策略。對于后現代敘 事理論的這種做法,大部分歷史學家都表示不滿。沒有多少人會否認歷史敘事和虛構敘事之 間的區別,而且,很少人會同意,歷史事實僅僅是語言規程的建構,因而不具有客觀實在性。 根據后現代主義者的觀點,歷史學家在創作敘事時可以不必太過顧忌事實和意義的制約,從 而隨心所欲地編織情結和闡釋過去。這樣極端的論斷,的確讓人難以接受。德雷就曾經詰問 道:“對于北美印第安人衰亡這類事件,歷史學家真的可以無所顧忌地編織情結嗎?如果他
      ①Hayden White, "Historical Emplotment and the Problem of Truth", in Saul Friedlander(ed.), Probing the Limits of Representation: Nazism and the final Solution "(Cambridge, Mass., 1922),pp.37-53.
      ②Hayden White, "Response to Arthur Marwick",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30(1995), p. 241.
      '選擇'將它再現為喜劇的話,那么,那些對這類事件很難容忍的人們,是應該把它僅僅看 作一種詩歌的笨拙表達呢?還是應該將它視為道德上的愚鈍而加以抵制? ”①在《闡釋、 歷史和敘事》一文中,卡羅爾(Noel Carroll)在揭露了懷特的敘述主義論證的謬誤和缺漏后, 總結說:“懷特將所有敘事還原為虛構,這似乎是一種非常危險而有害的做法……”②在扎 格林看來,懷特關于歷史敘事必須符合某一文類的說法也是很成問題的。有很多歷史著作我 們就很難對它們進行歸類,而且,像悲劇和反諷這樣的文類也太過抽象和寬泛,很難對某些 歷史著作做出明確而有效的描述。③
      我們認為,歷史和虛構之間的區別是很明顯的。從某種意義上說,歷史的確是一種想象 性的建構,但是,這種建構必須受到文獻的嚴格制約,受到已經存在的證據的限制,而且一 定要與先前確立的權威相一致。不管怎樣,它必須與我們已經獲得的知識相契合。如果歷史 敘事真的被等同于虛構敘事,那么,歷史學家用以探究過去的那一套繁瑣而嚴格的程序將失 去任何的意義。
      作為實在的再現方式,歷史敘事和文學敘事的確存在某些共同的形式特征。比如,它們 都具有開頭、中間和結尾。但是,它們畢竟是兩種不同的敘事方式,各自具有自身的特點。 下面我們就以小說為例來探討一下二者之間的區別:
      事件的性質不同。小說家可以根據需要發明事件,而歷史學家不能這樣做,他必須始終 在實際發生過的事件的基礎上來組織自己的敘事。歷史學家必須始終關注哪些真實事件對他 的敘事是有意義的。如果他是一個盡責的歷史學家,他還必須確信,對他的敘事有意義的事 件實際上對歷史進程也是有意義的。
      對人物的描寫不同。在虛構敘事中,敘事必須圍繞著人物的動作和行為展開,對它們進 行具體而形象的描寫。如同亞里士多德所指出的那樣,“人物必須展示性格和思想方面的獨 特品質。”④一個故事的興趣主要來自于個性鮮明的人物之間的相互作用和對照。歷史敘事 則不必這樣做。歷史學家不僅要描述個別人物,還要描述團體或群體,而且還要描述那些不 是人物的制度和機構。
      背景的功能不同。在虛構敘事中,背景是人物出場的襯托,它設定了故事的情調。對于 歷史敘述者來說,背景與其說是對人物的一種烘托,還不如說是歷史人物的一種延續。當歷 史學家把背景拓展到地理、經濟、社會和文化環境時,它們便形成了歷史的一部分,而不僅 僅是人物出場的舞臺。在非敘事歷史作品中,背景還經常取代故事及其人物。
      對情節的要求不同。我們已經知道,情節是對事件的有秩序的排列,雖然不必按照它們 發生的先后順序進行排列。但是,除了要有意義之外,情節必須是一個整體:它必須要大于 各部分的總和;每一部分要與整體相關聯;它還必須是完整的,應該包括所有實質性的東西。 所有這些要求對于歷史學家來說是很難達到的。如果他真的達到了這些要求,他幾乎必定損
      ①William Dray, "Narrative and Historical Realism,in On History and Philosophers of History (Leiden, 1989), p.161.
      ②Noel Carroll, "Interpretation, History, and Narrative,in Monist 73 (1990), pp.161-162.
      ③Perez Zagorin, "History, the Referent, and Narrative: Reflections on Postmodernism Now/5 in History and Theory, vol. 3& no. 1, 1999.
      ④Aristotle, "On the Art of Poetry,5, in Classical Literary Criticism, tr. T. S. Dors ch (Penguin, 1965), p. 39. 害敘事的真實性和有效性。
      對于結尾的理解不同。在虛構敘事中,結尾是先前內容的必然結果,有時它還是對這些 內容的一種解釋。然而,對于歷史學家來說,無論他選擇在什么地方結束敘事,他都很清楚, 這并不是終結,生活還會繼續。
      對真實性的要求不同。這是虛構敘事和歷史敘事之間最大的區別。無論虛構敘事的故事 多么離奇,敘述者都必須使其中的人物和事件具有某種程度的可信性。也就是說,虛構敘事 往往也被看作是忠實于生活的,也就是說,它們告訴我們,如果某些事件真的發生,它們就 會怎樣出現。但是,虛構敘事通常不是以真實事件為基礎的,也就是說,它們訴說的是不曾 發生過的事件。小說描述可能的世界,而歷史必須表現已經發生的事情。正是在這一點上, 歷史敘事與虛構敘事之間是涇渭分明的。歷史敘事要力求真實,它必須始終講述真實的故事, 無論其中的事件多么不可思議。
      總之,我們認為,歷史著述的生命力和價值在于它的真實性和客觀性。無論歷史著述采 取什么樣的形式,它都必須以盡可能逼真地再現過去實在為首要任務。在這一點上,我們同 意伊格爾斯和洛倫茨(Chris Lorenz)的立場。在伊格爾斯看來,后現代語言哲學在歷史領 域的應用是有限度的,“因為歷史敘述,哪怕使用的是緊密地以文學模型為范本的敘述形式, 也還是要求勾繪或者重建一種真實的過去更有甚于只是文學想象的那種情況。”①洛倫茨則 指出,“在希臘語中,歷史(history)這個詞的原初意義并非是故事,而是詢問。因而,無 論我們什么時候把'真實的故事'這一特征賦予歷史敘事,都應該強調'真實的'這個形容 詞,而不是'故事'這個名詞。”②
      (―)元敘事的復歸
      "元敘事”(Metanarrative)有時也被稱為"主敘事”(master narrative),它首先是由法 國哲學家讓■弗朗索瓦•利奧塔(JeamFrancois Lyotard)在其《后現代狀況:一份關于知識 的報告》一書中提出的。在從字面上來說,這個術語指的是一種關于敘事的敘事。在利奧塔 看來,敘事是文化形成和傳播的本質特征,③而元敘事講述的是有關我們如何在過去獲得知 識并使之合法化的故事。這些故事包括,黑格爾主義、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詮釋學、現 代科學知識、啟蒙運動、自由市場以及語言精確再現實在的能力等哲學的、政治的、經濟的 和文化的過程。利奧塔認為,從18世紀到20世紀早期,科學一直是依靠政治的和哲學的元 敘事來支持和保護它,并使自己合法化。在這些元敘事中,18世紀的啟蒙敘事和19世紀的 人類意識敘事是最重要的。前者致力于將人類從君主專制和封建制度中解放出來,從而實現 人類的自由和民主;后者則引導人類邁向一種漸臻完美的黑格爾式的未來。科學要描述自己 的真實性就不能不訴諸于解放和自我意識這兩種元敘事。雖然科學總是否認敘事在認知方面 的合法性,否認敘事的科學性,但它卻又不得不借助于敘事來使自己獲得社會的認可,并以
      ①伊格爾斯:《二十世紀的歷史學一一從科學的客觀性到后現代的挑戰》,何兆武譯,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 年版,第153頁。
      ②Chris Lorenz, "Can Histories be True? Narrativism, Positivism, and the "Metaphorical Turn',” in History and 7/2eory37 (1998), p. 329.
      ® Jean-Francois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4), p.21. 此來取得在思想和文化領域的合法性。①
      利奧塔認為,在后現代語境下,所有這些元敘事現已面臨嚴峻的挑戰。進入20世紀, 法西斯主義的出現、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殖民主義的瓦解、生態環境的破壞等創傷性事件 的發生,使人們對諸如個人自由、自我意識的改善等元敘事產生了懷疑。在這些元敘事支持 下的科學和歷史學也受到了質疑。后現代狀況的特征表現在,我們已經不再將這些宏大敘事 視為衡量真實性的普遍標準。基本的真理和認識論的給定物已經不復存在。我們所擁有的只 是無數自我合法化的“小敘事”,它們根本無法保證我們的文化透明地接近客觀實在。利奧 塔把元敘事看作是一種反動的神話,與歷史真相無關。在他看來,前蘇聯和東歐的歷史學是 一種“主敘事”,它是一種官方強加的敘事。相反,“地方敘事”是由囚犯、學生、農民等各 階層所敘述的故事,它是與“主敘事”相對抗的敘事形式。它們與“主敘事”水火不容,并 對它具有較強的顛覆性。“地方敘事”不像“主敘事”那樣自稱具有普遍的合法性,相反, 它們一般都公開承認自己的主觀性,從不以客觀歷史真理的身份自居。利奧塔將這種后現代 狀況描述為對元敘事的不信任。在歷史學領域,歷史學家能夠發現真實的過去、歷史進步不 可避免等這類傳統的歷史觀念也已是昨日黃花。歷史在過去通常被看作是智慧的源頭和道德 確定性的基礎,今天卻受到了無情的奚落和質疑。歷史已經被當作一種文學形式,被看作音 樂、戲劇和詩歌,被視為一種文化實踐。
      元敘事或總敘事是組織歷史寫作的總綱,是歷史解釋的最后根據。后現代主義者在抨 擊元敘事的同時也抨擊敘事形式本身,指責敘事形式本身就帶有意識形態,所以具有迷惑作 用。根據后現代主義的觀點,敘事與元敘事僅僅是服務于現代工業社會的虛構手法,它們是 一種狡計,借此掩飾敘事作者的偏袒立場和宣傳目的,或掩飾現代國家和社會的規范化趨勢。 有些后現代主義者認為,所有元敘事本身都蘊涵了極權主義,因此無論如何都不可能真實。 后現代主義者狄康(Descombes)說:“歷史乃是西方的神話。”②伊麗莎白•厄爾馬斯(Elizabeth Deeds Ermarth)等極端后現代主義者甚至按棄情節、人物和意義,轉而去擁抱一種“無意義、 無休止的模式”,一種類似于現代音樂和現代小說的寫作手法。③這類宣告元敘事死刑的論 點涉及幾個不同的層次:按時間順序寫的傳統史學;敘事體的歷史著述;借講故事給社會生 活賦予意義的行為。最極端的后現代主義立場將它們的正當性全部否定。元敘事被貶為神話, 傳統史學被視為“官僚意識形態的組織方式”,敘事是一種宣傳手法,故事和情節也被劃歸 為“相信歷史是一種知識狀況的神話”。
      需要指出的是,對元敘事的不信任并不是后現代主義的發明,它實際上是西方思想中的 一個較為熟悉的主題。從18世紀開始,就不斷有人對宏大敘事的可信性提出懷疑。法國革 命的反對者柏克(Edmund Burke)以及19世紀的托克維爾、卡萊爾、布克哈特和泰納(Taine) 等歷史學家和思想家,都曾對法國革命是解放的轉折點等宏大敘事表達了自己的不信任。蘭 克在早期階段曾經批判過黑格爾和費希特的思辨歷史哲學的虛構性,并堅持認為,歷史學家
      ①Alun Munslow, Deconstructing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p.14.
      ②轉引自[美]喬伊斯•阿普爾比、林恩•亨特和瑪格麗特•雅各布:《歷史的真相》,劉北成、薛絢譯,中 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211頁。
      ③Elizabeth Deeds Ermarth, Sequel to History: Postmodernism and the Crisis of Historical Time (Princeton, 1992), p.212.
      的職責只是要說明實際發生過的事件。他給自己設定的一個目標就是將元敘事從歷史學中剔 除出去。①一個世紀以后,第二次世界大戰臨近結束的時候,哲學家卡爾•波普爾在其《開 放的社會及其敵人》中極力想說明這樣一個觀點:歷史是沒有意義的,所有的元敘事都是不 可能的。②1949年,另一個歷史哲學家羅維斯(Karl Lowith)在《歷史的意義》一書中指 出,“歷史問題從總體上、在其自身的視角內是無法回答的。沒有任何證據表明,歷史過程 具有一種廣泛的和終極的意義。歷史沒有任何結果。”③
      后現代元敘事將知識的主體和客體解構,從而否定了虛構和真實之間的差別。然而,這 些心灰意冷后現代主義者僅僅破壞而不事建設,一味解構而不重構。他們把包括歷史學在內 的所有偶像都一一砸碎,自己卻不負責任地揚長而去。他們利用哲學和文學的最新技巧向歷 史學家說明了歷史的虛構性,卻無意向歷史學家提出一些建設性的意見。在我們看來,后現 代主義元敘事理論是不能成立的。它實際上是一個悖論,因為它在試圖說明現代元敘事的虛 構性的同時也講述了一個堂皇的故事。后現代主義駁斥一切意義的基礎,自己卻提供了另一 種解釋意義的方法。正如雷迪(William Reddy)所指出的那樣,宣布一切元敘事的徹底終 結,實際上是“一種特別霸道的歷史敘事”。④
      奧拉巴里(Ignacio Olabarri)認為,在當今世界各種文化相互融合的新形勢下,“如果 沒有一種對過去的全球式解釋,用以理解現在和指引未來的道路,世界人民就無法生存。”⑤ 這當然有些言過其實,但是,我們也的確應該認識到,元敘事仍舊是歷史學的重要認同或整 合力量。歷史認識中的某些問題倘若缺乏某種人性或歷史過程的理論,也是不可能得到回答 的。也正因如此,后現代主義者對宏大敘事的批判和解構并沒有從根本上削減人們對宏大敘 事的熱情。人們出于各種需要而繼續尋求一種宏大敘事。正如克萊因所指出的,“從列維■施 特勞斯到利奧塔、從克利福德到福山,我們仍然受到歷史的困惱,即使我們迫切要徹底擺脫 總體敘述的弊端,但我們還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到宏大敘事中。”⑥
      后現代主義對宏大敘事的批判和解構具有一定的意義和價值。它揭露了傳統宏大敘事的 虛偽性和抽象性,是對黑格爾以來過分膨脹的思辨野心的一次有益糾正。它提醒歷史哲學家, 要深入檢討自己的哲學前提,更加謹慎地運用自己的思辨能力。但是,我們不能由此而徹底 按棄所有宏大敘事,走上一條極端懷疑主義或相對主義的道路。這樣只會把人類心智引向迷 茫和混亂。如果我們拋棄對世界總體發展進程的所有理論,根除所有的歷史意識和歷史觀念, 拒斥所有的普遍主義傳統,否定所有對人類文化的反思成果,那么,我們將無法理解我們的 過去,也不能認識當下的世界,更無法展望人類的未來。新的經驗總需要用新的方法詮釋, 用新的理由解說。正確的做法應該是,以懷疑為手段,努力構建適合時代精神的社會理論和 元敘事,用以指導未來的人類實踐。歷史唯物主義是一種科學的歷史哲學,并非像后現代主 義指責的那樣是一種虛妄的元敘事。如果說歷史唯物主義理論是一種元敘事,它所講述的也
      ①Maurice Mandelbaum, History, Man, & Reason (Baltimore, 1971), p. 61.
      ②Karl R. Popper,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1943], 2 vols. (London, 1947), II, chapter 25.
      ® Karl Lowith, Meaning in History (Chicago, 1949), p.191.
      ④W. Reddy, Tostmodernism and the Public Sphere: Implications for an Historical Ethnography\ Cultural Anthropology, 7 (1992), p. 137.
      ⑤Ignacio Olabarri, "'New' New History: A Longue Duree Structure,in History and Theory 34 (1995), p. 29.
      ® [美]克爾溫•李•克萊因:《敘述權力考察:后現代主義和沒有歷史的人》,載《當代西方歷史哲學讀本》, 陳新主編,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10月版,第315頁。
      是一個符合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真實故事。在面向未來的元敘事的建構中,歷史唯物主義如 果不是唯一的選擇,最起碼也應該成為新敘事的最重要指導或參照。
      第四章歷史隱喻與想象
      很可能世界歷史就是某幾個隱喻的歷史。
      [俄]波爾赫斯
      在西方思想史上,隱喻向來都是一種頗有爭議的語言現象,經歷了一個冷暖曲折的演化 過程。它有時被打入冷宮,有時被抬上天堂。20世紀70年代以來,伴隨著當代西方學術界 的“語言學轉向”,隱喻成為了一個炙手可熱的話題,受到了語言學、哲學、心理學等不同 學科的共同關注。在哲學界,對隱喻的研究集中在隱喻的客觀性問題上。有的哲學家認為隱 喻是認識真理的有效媒介,而尼采以及后現代主義者則否認隱喻再現實在的任何可能性。后 現代歷史隱喻觀是后現代隱喻理論應用于歷史學領域的產物。根據這種觀點,歷史學家的深 層意識結構是一種轉義運作,他們所運用的語言也具有一種內在的隱喻性,因而無法真實而 有效地再現過去實在。歷史隱喻觀是后現代歷史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國內在這方面的研 究仍十分欠缺。下面我們就對基本的隱喻理論以及后現代歷史隱喻觀進行一番探討。
      第一節隱喻的興衰
      一、隱喻與"隱喻轉向"
      從語言學的角度來看,隱喻(metaphor)可以是一個詞組也可以是一個句子。基本的句 子形式是“A是B”; A—般是名詞詞組,而B則通常是動詞詞組。基本式“A是B”中的 A和B是兩個項;推而廣之,一切隱喻都有兩個項。試以英語The sky is crying (天空在哭 泣)為例,被描寫的對象“天空” (sky)通常被稱為“目標” (target),用來描寫對象的詞 項“在哭泣”(crying) —般被稱作“始源”(source)。這也是一般的分析方法,著眼點在描 寫與被描寫的概念上。
      值得注意的是:布萊克(M. Black)認為諺語、寓言或謎語也都可以看作是隱喻①;萊 考夫(Lakoff)等人②中有許多諺語的例子,女0: "Big thunder, little rain(雷聲大,雨點小), 也可以看作是隱喻。這里只有比喻的始源,比喻的目標在這里并未出現,而是指人們理解到 的意思。理查茲(Richards)③提出,把A項稱為“話題”(topic)或“語旨” (tenor), B 項叫做"喻源"(vehicle)或“根據”(ground)o布萊克把A項稱作"主體、主項”(principal
      ⑴ Black, M., Models and Metaphor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27.
      ②Lakoff, G. & M. Turner, More than Cool Reason: A Field Guide to Poetic Metapho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 Richards, I. A., 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6).
      subject), B項叫做"次件、次項” (secondary subject)□前者也叫做"語片或框架” (frame), 后者叫做"隱喻的焦點” (the focus of the metaphor) o
      從詞源學的角度考察,英文詞"metaphor”(隱喻)源于希臘詞“metapherein”,“meta” 的意思是“超越” (beyond), “pherein”則有“提供”、“帶來” (to bring)等含義。《牛津國 際語言學百科全書》在界定“隱喻”這一詞條時說,“目標概念領域是作隱喻理解的領域, 始源概念領域是用其去比喻地理解目標的領域,概念隱喻就是這兩部分的映現”。這一定義 代表了大部分學者的觀點。比如,萊考夫等人①談到什么是隱喻這一問題時,說人們借助一 個概念領域結構去理解另一個不同的概念領域結構,這就是隱喻過程。也就是說,隱喻不僅 僅是語言現象,更重要的是一種思維現象。在本書中,我們側重的是對隱喻的哲學研究。《牛 津哲學辭典》認為,隱喻是最重要的修辭格。根據它的解釋,所謂隱喻,指的是有關話題 (subject-matter)或語旨(tenor)被一種用于非字面意義描述的語詞或句子來指稱。
      傳統隱喻研究在當代發生了巨大變化,在某種意義上可以將之稱為一種轉折或轉向。因 之,當代的隱喻研究體現出了全新的時代特色。或者說,當代隱喻研究是在一種全新的歷史 語境中進行的。在本體論上,隱喻的地位被大大地提高,人們已經從一種語言修辭現象上升 到認知和思維的一種內在的、本質性的結構層面上來重新發現和認識隱喻;在認識論上,隱 喻不再被看作僅僅具有文學意義上的審美功能,它所特有的認知功能也逐漸被揭示出來;在 方法論上,隱喻研究被置于更廣闊的研究視域內,跨學科的研究方法被廣泛采用。至此,人 類理智前所未有地清晰洞察到了隱喻這一特殊現象所具有的重大意義。總之,隱喻研究的當 代“語境”特征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隱喻不再僅僅被看作是一種廣泛存在的語言修辭現象,而且被認為是人類的一種 重要的認知和思維方式。從結構主義的角度來看,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語言,是由其 文化的深層結構(deep structure),通過隱喻原則所展現出來的淺層結構(surface structure)。 也就是說,隱喻不能僅被當作一種語言工具,更重要的是要認識到它作為一種基本的思維工 具的本質、意義和價值。隱喻思維蘊涵著某種超越外在現實世界的意向,體現了人類意識與 精神活動的原始結構和方向。正如萊考夫指出的,“隱喻無處不在,在我們的語言中、思想 中。其實,我們人類的概念系統就是建立在隱喻之上的。”②傳統隱喻研究是局限于語言學 和修辭學領域的,而當代研究則徹底打破此局限,將之置于心理學、哲學、符號學、文藝學、 認知科學、人工智能等多學科綜合研究的視域內,并著重揭示其作為人類“心靈的修辭方式” (figure of mind)在人類認知、思維及科學理論陳述與交流等領域潛在的巨大作用。
      其次,隱喻與哲學的內在關聯被逐步揭示出來。自柏拉圖至黑格爾,隱喻長期被理性主 義傳統、尤其是科學理性主義視為理性對立物,從而被排斥在哲學和科學的研究領域之外。 在當代條件下,隱喻研究所應有的合法地位得以恢復。哲學方面,從古希臘柏拉圖著名的洞 穴隱喻,到海德格爾的“語言是存在之家”及其聽覺隱喻,隱喻被承認直接參與了哲學的發 展,以至于德里達認為整部形而上學的歷史事實上無非是一部隱喻史。
      再次,20世紀人類哲學運動中的語言學、解釋學及修辭學“三大轉向”,更加將隱喻研
      ①Lakoff, G. & M.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②Lakoff, G. & M.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p.l. 究的地位突顯出來:隱喻首先作為一種特殊的語言現象受到當代語言分析方法論家的關注。 戴維森于1978年發表了著名論文《隱喻的含意》,塞爾也于1979年發表了長文《隱喻》。此 后關于隱喻的語言分析繼續升溫,一大批有關專著和論文不斷面世:隱喻與解釋學核心問題 的內在關聯的研究也已被提上日程:“隱喻理解可作為對較長文本理解的指導”①;著名的哲 學解釋學家保羅•利科為此發表了專著《隱喻的規則》,將隱喻研究從語詞級提升到話語語 義級的地位。
      最后,不僅幾乎全部頂尖的英美語言哲學家和科學哲學家都對隱喻問題做出了深入的專 門論述(如馬克斯•布萊克、戴維森、塞爾、羅蒂以及庫恩、奎因等),而且其他堪稱大師 級的歐陸哲學家(如卡西爾、伽達默爾、利科、德里達、巴爾特等)也都對隱喻有精湛的專 題研究。可見,隱喻研究既是當代英美分析哲學傳統下語言哲學和科學哲學共同關注的重要 議題,也是歐陸人文主義傳統下解釋學理論及后結構主義理論的關注熱點。在這一共同的研 究課題中,兩大傳統之間交流對話以及互相借鑒及滲透的趨勢正在不斷加強。這充分體現了 當代哲學運動中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融合發展的整體趨向。
      二、傳統隱喻觀
      一般說來,持傳統隱喻觀的人都是真理的追求者或守護者。他們堅持字面語言和比喻 語言的嚴格區分,并提出一系列意義重大的兩分:真對偽,實在對想象,確定性對不確定性, 首要的對次要的,等等。他們當中有的堅決反對隱喻,將它看作是人類知識的迷魂湯而橫加 指責,認為隱喻污染了知識的精確性和純潔性;有的雖然承認知識具有隱喻性,但通常認為 字面語言是真實的,首要的;比喻性語言是派生的,寄生的,次要的;也有的把隱喻視為詩 性智慧的激發器而大加贊美,認為人類的思維主要是隱喻性的,但是,他們仍然以追求客觀 知識為己任,將隱喻看作是通向真理的重要手段。
      亞里士多德說,“隱喻字是把屬于別的事物的字,借來作隱喻,或借'屬'作'種',或 借'種'作'屬',或借'種'作'種',或借用類比字。”②亞里士多德的定義,闡明了隱 喻非常重要的特點。西方許多研究,例如萊考夫的研究,就是根據“隱喻是借一事物談另一 事物”這一重要觀點展開的。亞里士多德還認為:隱喻是根據類比的原則所作的隱性比較 (implicit comparison),這就是現代隱喻比較說的始源。大體上說來,亞里士多德對隱喻持一 種比較理性的態度,一方面,他認為隱喻重要,并要求人們掌握隱喻,另一方面,他主張適 當地控制語言中的隱喻成分,使之成為追求真理的工具。但是,在亞里士多德的老師柏拉圖 的眼中,隱喻就不那么幸運了。柏拉圖認為,隱喻屬于花言巧語,至多是修飾性語言,只適 用于表達感情;政治辯論和科學論述都不宜使用隱喻。
      到了 17世紀,隨著科學的不斷興盛,經驗主義非隱喻化的呼聲日漸高漲,它要求人們 采用清晰而明確的陳述,對隱喻的歧義和模糊提出了質疑。一般說來,英國經驗主義者都是 隱喻的堅決反對者,在他們看來,隱喻影響了知識的范圍和確定性。霍布斯認為,過去哲學
      ①保羅•利科:《解釋學與人文科學》,陶遠華、馮俊等譯,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6頁。
      ②亞里士多德:《詩學》,第二十一章,羅念生譯,中國戲劇出版社,1986年。 著作中之所以充滿了荒誕不經的知識,原因之一就在于哲學家們常常“采用隱喻、比喻或其 他修辭學上的譬喻而不用正式的語詞。”①洛克也將隱喻等象征性言辭看成是對語言的濫用, 認為它們都犯了 “范疇性錯誤”。也就是說,隱喻所涉及的兩個主詞分屬兩個不同的范疇, 將它們并置在一起就必然在邏輯上導致言詞變異。在洛克看來,由于修辭和想象比枯燥的真 理和實在的知識更能打動人心,人們通常對它們的缺點或濫用視而不見。但實際上,“修辭 學的一切技術(秩序和明晰除外),和演說術中所發明的一切技巧的迂回的文字用法,都只 能暗示錯誤的觀念,都只能夠動人的感情,都只能夠迷惑人的判斷,因此,它們完全是一套 欺騙。”②對霍布斯和洛克來說,隱喻毫無認知能力,無法將真正的知識表達出來。他們都 把隱喻看作一種修辭格,只起修飾作用。英國經驗論者對隱喻的這種貶抑深刻影響了以后的 實證主義者。他們也認為,以隱喻方式表達的內容根本無法證實,因而毫無意義可言。人們 之所以認可隱喻,一方面是由于對它的偏愛,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它能夠表達某種情緒與情感。
      科學主義在把隱喻打入冷宮的同時,人文主義卻致力于將它抬上天堂。意大利歷史哲學 家維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把隱喻看作是人類詩性智慧的表現。他說;“我們發現各種 語言和文字的起源都有一個原則:原始的諸異教民族,由于一種已經證實過的本性上的必然, 都是些用硏摩支手(poetic character)來說話的詩人 。這個發現就是打開本科學的萬能 鑰匙,它幾乎花費了我的全部文學生涯的堅持不懈的鉆研,因為憑我們開化人的本性,我們 近代人簡直無法想象到,而且要花費大力才能懂得這些原始人所具有的詩的本性……”③而 一切詩性智慧都是在隱喻中形成的,也是通過隱喻表現出來的。在他看來,“最鮮明的因而 也是最必要的和最常用的比譬就是隱喻(metaphor)。它也是最受到贊賞的,如果它使無生 命的事物顯得具有感覺和情欲。”④這就是說,詩性邏輯派生出轉義,而最重要的轉義形式 則是隱喻,因為它能使無生命的東西變得充滿生機和活力。最初的詩人就是用隱喻來賦予物 體一些感覺和情欲,并造成一些語言故事。維柯注意到,在一切語種里,大部分涉及無生命 的事物的表達方式都是用人體及其各部分以及用人的感覺和情欲的隱喻來形成的。比如,杯 或壺的“嘴”,果實的“肉”,“心”代表中央,等等。這源自人類的一種天性,即,“人在無 知中就把他自己當作權衡事件一切事物的標準。”根據當時的一種理性的玄學教義,人通過 理解一切事物來變成一切事物。而維柯則認為,“人憑不了解一切事物而變成了一切事物。” ⑤因為,人在理解時展開他的心智,把事物吸收進來,而人在不理解時卻憑自己來造出事物, 而且通過把自己變形成事物,也就變成了那些事物。據此,維柯考察了四種主要的轉義形式, 即,提喻(synecdoche)、換喻(metonymy)、隱喻(metaphor)和反諷(irony)。在維柯看 來,最初的詩人們給事物命名,必須用最具體的感性意象,這種感性意象就是提喻(局部代 全體或全體代部分)和轉喻。轉喻則包括主體代替行動、主體代替形狀或偶然屬性、以原因 代替結果等幾種情形。在把個別事物提升成共相,或把某些部分和形成總體的其他部分結合 在一起時,提喻就發展成了隱喻。維柯認為,反諷只有在人能進行反思的時候才可能出現,
      ①[英]霍布斯:《利維坦》,黎思復、黎廷弼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第31-32頁。
      ②[英]洛克:《人類理解論》(下),關文運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497頁。
      ③[意]維柯:《新科學》,朱光潛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28頁。
      ④[意]維柯:《新科學》,朱光潛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180頁。
      ⑤[意]維柯:《新科學》,朱光潛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181頁。 因為它是憑反思造成貌似真理的假道理。
      最后,維柯得出結論說,“一切比喻(都可歸結為四種)前此被看成作家們的巧妙發明, 其實都是一切原始的詩性民族所必用的表現方式,原來都有完全本土的特性。但是,隨著人 類心智進一步的發展,原始民族的這些表現方式就變成比喻性的,人們就創造出一些詞,能 表示抽象形式,或包括各個分種的類,或把各部分聯系到總體。”①因此,維柯不贊同語法 專家們的兩種普遍性看法,一種認為只有平白的散文語言才是正式語言,而詩不屬于正式語 言,另一種認為先有散文語言,而后才出現了詩的語言。在維柯看來,與散文語言相比,詩 的語言不僅同樣正式,而且也更為原始。
      維柯用隱喻、提喻、換喻和反諷這四種轉義形式來描述被他看作是人類文化發展的四個 階段。在他看來,隱喻時代是人類文化的第一個階段,他稱之為神祗時代。在這一時期,人 們通過一種直接的方式去感知自然現象和人造制品之間的相似性,人類試圖創造虛幻的神話 和神祗(fantasia)o轉喻時代是第二個階段,它屬于英雄時代。在這個時期,人類社會已發 展到封建社會,人們開始感知人與人之間的區別,封建主和貴族妄稱具有神的威力。人類發 揮詩性想象力去創造社會制度,而這種詩性的想象力是由換喻激發的。提喻時代屬于第三個 階段,即人的時代。在這個階段,人類通過提喻的方式去想象世界,同時認可人與人之間的 相互依賴性。最后一個階段是反諷的時代,亦即現代文明衰落的時代。在這一時期,人們發 現,語言不能反映世界的本來面目,而且語言也被充滿貪欲和權欲的人們濫用了。在維柯看 來,所有的民族都要遵循這四個循環的發展階段,這一發展過程的基礎就是人類以隱喻方式 構建實在的能力。這種普遍的隱喻想象力能夠使我們更好地理解人類的活動。維柯的這一思 想直接影響了海登•懷特的轉義理論。
      維柯和后來的尼采都認為,所有的概念都是隱喻性的,它們都是人們原始想象力的回響。 無論對現代歷史學家還是對后現代歷史學家,維柯的思想都具有較大的影響。比如,福柯就 堅持認為,歷史知識不只是來自對證據的文獻學研究和考證,也來自于我們自己的想象性創 造或社會建構。福柯對歷史經驗的知識型或比喻性基礎的建構明顯受到了維柯的影響。他也 像維柯那樣認為,敘事和轉義既表達了資料也表達了它們之間的想象性聯系。在福柯看來, 啟蒙理性既削弱了想象力的實在性也降低了語言的認知地位。如同海登•懷特所指出的那樣, 啟蒙理性使得“科學自身淡忘了自己的'詩性'本質。”②總之,在西方歷史哲學家中,維 柯首先認識到人類想象力的極端重要性,認識到想象力向比喻性語言的轉化。作為第一個自 我反思型的現代歷史哲學家,維柯對歷史學的一個重要貢獻在于他的以下主張:歷史分析不 僅僅要關注經驗的、指涉性的或事實的因素,而且還要注重那些神話的、詩歌的或想象的因 素。
      需要指出的是,在維柯的歷史哲學中,詞語(語言)和世界(實在)之間不存在不可逾 越的鴻溝。文本和語境之間是連續的,先驗的隱喻和實在世界的后天效果之間共同創造了一 種反饋循環,這便是作為歷史的過去本身。雖然維柯的思想影響了福柯和懷特,并預示了后 現代主義的某些特征,但是,總的說來,他不僅是一個可知論者,而且還是一個真理的追求
      ①[意]維柯:《新科學》,朱光潛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183頁。
      ②Hayden White, Tropics of Discourse: 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p.254. * 者,他的最高目標乃是要盡可能地接近過去的真實。根據其“真理即創造”的認識理論,過 去是可以認識的,真理是可以獲得的,因為我們親自創造了它。可見,維柯歸根結底是一個 現代意義上的歷史哲學家。
      在當代西方文化中,對隱喻的看法大體上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維柯式的隱喻觀,另一 種是尼采式的隱喻觀。卡西爾是第一種觀點的典型代表,他從語言與神話的角度對隱喻進行 了研究。對卡西爾來說,語言與神話是西方文化的家園,而神話及其賴以存在的前提是“隱 喻思維”,也就是說,“人類的全部知識和全部文化從根本上來說并不是建立在邏輯概念和邏 輯思維的基礎之上,而是建立在隱喻思維這種'先于邏輯的(prelogical)概念和表達方式' 之上。”①可見,同維柯一樣,卡西爾也強調隱喻在人類知識中的基礎性作用。這種隱喻觀 屬于一種現代觀念,一方面,它十分重視隱喻和想象力在人類認知和語言中的重要地位,從 而或多或少地呈現出貶低理性和邏輯的傾向,從這一點上來看,它的確超前于它那個時代的 哲學精神;但是,另一方面,它終究沒有能夠擺脫時代主流思想的影響,因而也同樣以追求 真理和客觀性為己任,并最終加入到了理性的合唱隊中。
      三、后現代哲學隱喻觀
      但是,在現代理性的大合唱中也有一個不和諧的音符,它雖然沒有改變其時代的主旋律, 但卻以其徹底的反時代精神,引發了當今后現代主義的大合唱。這便是尼采的非理性主義思 想。而其中的修辭理論是尼采思想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深刻影響了當今后現代主義者對修 辭甚至對整個語言的看法。現在,我們就考察一下尼采的修辭觀特別是它對隱喻的看法。
      尼采的修辭觀集中體現在《古修辭學描述》②和《哲學與真理:尼采1872年——1876 年筆記選》③中。在尼采看來,人們司空見慣的語言并不具有純粹的“自然性”,“語言本身 全然是修辭藝術的產物。”語言僅僅是修辭,它所要傳達的只是信念(doxa),而不是系統知 識(episteme)。④尼采將轉義(tropes)定義為一種非字面的意指活動,是最精巧的一種修 辭手段。在他看來,就其意義而言,一切詞語本身從來都是轉義。詞語“并不真正地呈示出 來,卻是呈現為聲音形象,隨著時日逝去而減趨模糊:語言決不會完整地表不某物,只是展 呈某類它覺得突出的特征。”尼采主要介紹了提喻、隱喻和換喻等幾種轉義形式。在提到隱 喻時,尼采說,隱喻“并不產生新的詞語,卻讓詞語帶上新的意義。”⑤在尼采看來,指稱 真實的詞語和轉義之間幾乎沒有什么區別,字面語言和修辭手段之間也沒有嚴格的界限。通 常稱為語言的,其實都是比喻的表達法。總之,對尼采來說,轉義并非是詞語的外在特征, 而是其全部固有的特性所在。
      在《論非道德的真理和謊言》一文中,尼采專門研究了真理與語言隱喻的問題。尼采認
      ①轉引自甘陽:《從“理性的批判”到“文化的批判”》,載《語言與神話:序言》,北京:三聯書店,1988 年版,第13頁。
      ②[德]尼采:《古修辭學描述》,屠友祥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③[德]尼采:《哲學與真理:尼采1872年——1876年筆記選》,田立年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3 年版。
      ④[德]尼采:《古修辭學描述》,屠友祥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頁。
      ⑤[德]尼采:《古修辭學描述》,屠友祥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21頁。
      為,語言本身帶有一種非邏輯的因素,比如,隱喻等。人的原始沖動把本不相同的東西等同 起來,因而便產生了隱喻,這是一種想象的運作。隱喻是人類認識外部世界的內在機制。“人 與動物的一切區別都來自于這種化知覺隱喻于圖式和融形象于概念的能力。”①而“概念的 大廈是對隱喻世界的時間、空間和數值關系的一種仿制。”②也就是說,隱喻是概念的基礎, 或者,概念是隱喻的殘余。但是,在尼采看來,隱喻并不是我們認識世界的透明媒介。在語 言問題上,我們如同一個耳聾的人,無法通過聲圖理解聲音,因為聲圖僅僅是聲音的隱喻。
      “當我們說樹、顏色、雪和花時,我們自以為我們知道有關事物本身的那些事情,而實際上 我們所擁有的只是關于事物的隱喻——與原始實體相去十萬八千里的隱喻。”隨著時間的流 逝,我們忘卻了自身所處的語言情景,把隱喻當作了事物本身。正是經過這種無意識,這種 忘卻,我們才獲得了一種真理感。實際上,“什么是真理? 一群活動的隱喻、轉喻和擬人法, 也就是一大堆已經被詩意地和修辭地強化、轉移和修飾的人類關系,它們在長時間使用后, 對一個民族來說儼然已經成為固定的、信條化的和有約束力的。真理是我們已經忘掉其為幻 想的幻想,是用舊了的耗盡了感覺力量的隱喻,是磨光了壓花現在不再被當作硬幣而只被當 作金屬的硬幣。”③尼采的這一思想源自德國浪漫主義和心理小說的先驅讓•保羅(Jean PauDo在《審美入門》(Vorschule derAesthetik)中,讓•保羅說:"一如書寫中的情形,以 象形文字書寫要比用字母文字書寫古老,言談中的情形也是如此,隱喻乃表示關系,而非指 稱客體,就此而言,隱喻就是那個較舊的詞語,只不過這詞語不得不漸趨暗淡消失于專有表 達中。靈魂的灌注和化身的呈現依舊構成了一個整體,因為我與世界依舊是混融的。如此, 就精神聯系來說,每種語言都是一部消淡了的隱喻的辭典。”④
      在尼采看來,人類的可悲之處并不在于它忘卻了自己只能借助于隱喻認識、理解和把握 這個世界這一事實,“它忘記了原始知覺隱喻之為隱喻而把它們當作了事物本身。”之所以如 此,是因為人類無法面對殘酷的現實而生存下去。也就是說,“只有通過忘卻這一原始隱喻 世界,人才能若無其事、不慌不忙地生活。”⑤日久天長,這種欲望轉化成了強烈的沖動, 而“形成隱喻的沖動是人類的根本沖動。”⑥人類賦予自身的主體觀念也僅僅是一種隱喻。 人類把自己對世界的解釋植入這個世界,從而形成了人類中心論。
      尼采的這些修辭學思想是對西方傳統思想的徹底反叛和顛覆。在西方傳統思想家看來, 哲學話語以追求真理為目的,以邏輯思維為途徑,以語言概念為手段。人類可以憑借概念思 維的能力來掌控修辭和想象力的運作。但是,對尼采來說,人類的思維總是與修辭技巧糾纏 在一起。而修辭的特性決定了人類無法獲得真理。在認知問題上,科學與邏輯話語并不優先
      ①[德]尼采:《哲學與真理:尼采1872年——1876年筆記選》,田立年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3 年版,第106-107頁。
      ②[德]尼采:《哲學與真理:尼采1872年一一1876年筆記選》,田立年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3 年版,第111頁。
      ③[德]尼采:《哲學與真理:尼采1872年一一1876年筆記選》,田立年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3 年版,第106頁。
      ④轉引自[德]尼采:《古修辭學描述》,屠友祥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6頁。
      ⑤[德]尼采:《哲學與真理:尼采1872年——1876年筆記選》,田立年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3 年版,第108頁。
      ⑥[德]尼采:《哲學與真理:尼采1872年一一1876年筆記選》,田立年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3 年版,第112頁。
      于任何其他的話語,因為它們也受到了隱喻的滲透和污染。幻想使語言免于修辭的污染,只 會造成更大的污染。
      尼采的修辭理論深刻影響了當今后現代主義批評家。福柯、德里達和保羅•德曼等解構 主義者從后結構主義和符號學的角度出發,對思維和修辭技巧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探討。
      福柯繼承了那種起源于浪漫主義時期并被尼采以一種特別自覺的形式接受下來的歷史 思想傳統。與列維■斯特勞斯和拉康一樣,福柯對人類意識的深層結構有著濃厚的興趣,堅 信對這種深層結構的研究必須始于對語言的分析。通過這種分析,可以認識到,人類意識是 通過操縱符號和隱喻來運作的,因而我們對過去的理解也是如此,也必然是一個轉義的過程。 福柯曾說:“也許世界的語言就是隱喻。”①他還指出,以理性、知識、確定性和歸納推理為 基礎的所有人文科學都不過是歷史話語比喻模式的囚徒。②這樣的話,將不會有什么實際的 真實,而只能是語言或敘事闡釋的無窮游戲。通過對醫學和歷史學的考古式研究,福柯發現, 這些學科在概念化的過程中采用的是比喻和敘事策略,而且它們的語言程序的深層結構也都 是轉義性的。某個時代的轉義形態制約這一時期的“話語實踐”(discursive practice)和"知 識型”(episteme)。③在海登•懷特看來,福柯對16世紀人文科學的描述不過是把隱喻方 式賦予這些科學,為當時的經驗世界繪圖或編碼,因為一切知識體系都起源于用已知的、至 少是熟悉的東西對未知進行隱喻的描述。④
      在西方,自柏拉圖以來的哲學家通常認為,存在著永恒的真理和非語言性的事實。他們 相信,只要借助于理性的工具把語言中的修辭成分剔除掉,人們就可以揭示出這些真理,發 現語言背后的事實。在德里達看來,哲學和文學同為符號系統,但文學公開承認自己根植于 隱喻,而哲學則自以為與隱喻脫離了關系,認為自己的語言系統是純潔無暇的,并對隱喻和 字面、虛構和真理之間進行了嚴格的二分。但是,實際上,無論是哲學話語還是科學話語, 都是符號的自由游戲。在德里達看來,哲學“是自愿投身其中的隱喻化過程”。⑤哲學之所 以卷入“隱喻化過程”,是由符號的本性所決定的。它認為,能指和所指必然是脫節的,而 一旦二者出現分裂,“隱喻的中介便會悄然潛入[能指和所指]的關系之中,并假裝自己具有 直接性。”⑥作為一種書寫形式,哲學無法不受隱喻性的污染,哲學概念也只是語言的隱喻 化而已。可以說,包括隱喻在內的修辭是一切話語和文本的根本和宿命。
      與德里達類似,保羅•德曼也認識到了修辭的顛覆性力量,并將它視為西方文學和哲學 話語的根本特征。在他看來,修辭并非外在于語言規則,而是語言的固有本質;修辭根植于 認知行為自身之中,滲透在邏輯概念和抽象思維之中。“一旦人們自覺自愿地意識到概念的
      ①福柯等:《關于小說的討論》,收錄于《二十世紀西方美學經典文本》第4卷,朱立元總主編,上海復旦 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54頁。
      ②Hayden White, "Foucault Decoded”,in Tropics of Discourse: 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 (B 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 Alun Munslow, Deconstructing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p.121.
      ④[美]海登•懷特:《后現代歷史敘事學》,陳永國張萬娟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6月版,第242 乎。
      ⑤Jacques Derrida, "White Mythology: Metaphor in the Text of Philosophy,in Margins of Philosophy, Trans. Alan Bas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p. 211.
      ⑥Jacques Derrida, Of Grammatology, Trans.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15. 認識論內涵,概念就會變成比喻,而比喻也會變成概念。”①因為概念就是隱喻,而語言自 身也是在相互沖突的意指系統中建構出來的,因而,一經嚴格解讀,文本就會自行解構。正 是在這種意義上,保羅•德曼才說:“一切文本的范式都是一種辭格(或一個辭格系統)及 其解構組成的。”②
      總之,在西方文化中,隱喻已經成為一種跨學科的研究熱點。哲學界對隱喻的爭論大體 上可以歸屬為科學主義和人文主義兩大派別。科學主義者大都是真實性和客觀性的捍衛者, 他們通常把隱喻看作通往真理之路上的障礙,因而主張對隱喻予以限制甚至根除。相反,人 文主義者則出于不同的目的而對隱喻大加贊美和褒揚,有的認為它是認識真理的得力工具, 有的則將它看作是拒斥真理的理由或根據。尼采及其當代的追隨者就是這后一觀點的堅決支 持者。依據他們的邏輯,語言的本質是隱喻,而隱喻不具有認知能力,因而語言無從反映或 再現實在。這種隱喻理論上的極端相對主義和不可知論滲透到歷史學領域,便出現了海登•懷 特等人的后現代歷史隱喻思想。
      第二節后現代歷史隱喻觀及其批判
      …、海登•懷特的歷史轉義理論
      海登•懷特的轉義理論,最早出現在他的《元歷史學:19世紀歐洲的歷史想象》中, 隨后在《話語的轉義學:文化批評論文集》中得到了進一步的闡發。在后一部論文集中,懷 特討論了所有話語(無論是實在論的還是想象的)的轉義因素,即人文科學中話語的轉義功 能。根據懷特的考察,Tropic (轉義)這個詞來自古希臘文的tropikos, tropos,原意是指在 道路和方式上的“轉向”,在古希臘通用語(KoinQ)中意思是'方法'或'方式'。它以tropus 的形式進入印歐語言,在古拉丁語中意指“隱喻”或“比喻”,在晚期拉丁語中,尤其是在 用于音樂理論時,意思是“基調”或“節拍”。所有這些意思后來都沉積在早期英語的trope (轉義)一詞中。與“轉義”直接相關的是“轉義行為”:“是從關于事物如何相互關聯的一 種觀念向另一種觀念的運動,是事物之間的一種關聯,從而使事物得以用一種語言表達,同 時又考慮到用其他語言表達的可能性。”③
      在前一章,我們介紹了海登•懷特的歷史想象模式。就這一模式,懷特最感興趣的是轉 義解釋方式,他稱之為“意識的深層結構”。因為,在他看來,轉義結構具有決定和構成其 他歷史解釋層次(懷特稱它們為“表層結構”)的能力,它始終是其他三列模式的基礎或支 撐。歷史學家會有意無意地將某種修辭格強加到他的資料上去,這也就決定了歷史理解的詩 學性質。轉義形式提前決定了歷史學家描述資料的方式,并且預示了歷史敘事的情節編織、 論證和意識形態的層面。
      ①Paul de Man, "The Epistemology of Metaphor,in On Metaphor, ed. Sheldon Sack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 p. 21.
      ® Paul de Man, Allegories of Reading: Figural Language in Rousseau, Nietzsche, Rilke, Prous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205.
      ③Hayden White, Tropics of Discourse: 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2-3. *
      在懷特看來,歷史學不是科學,它沒有一套自己的技術語言。也就是說,歷史學不同于 物理學和化學等學科,它所使用的語言沒有特殊的術語系統,也不具有明確的句法和語法規 則。因而,歷史學家不得不是用普通語言,“歷史學家進行編碼、交往和交流的獨特工具是 普通的有教養的語言。”①對于懷特來說,普通語言是通過隱喻的方式運作的,也就是說, 隱喻是人們通過熟悉的東西認識陌生東西的唯一手段。因此,修辭轉義并不是外在的文體裝 飾,它毋寧是普通語言內在的構成性因素。正是從這種意義上,懷特指出,所有致力于再現 歷史事件和事實的敘事都具有一種先在的比喻性質。這起碼意味著兩種意思:首先,被看作 純粹是語言制品的歷史敘事,呈現出一種比喻話語的特色;其次,轉義先在于情節編織,并 預示了歷史敘事。②
      在《作為文學制品的歷史文本》一文中,懷特告訴我們,在“很多年前的” 一次會議上, 他聽文學理論家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說,在撰寫歷史的過程中,歷史學家有必要把 某個事件作為一個想象的整體的一部分來加以敘述,以便把它放置在一個語境中。哈特曼還 說,將部分與整體關聯起來的方式只有兩種,亦即換喻和提喻。受哈特曼的啟發,再通過對 維柯、黑格爾和肯尼思•柏克(Kenneth Burke)轉義理論的研究,懷特逐漸認識到,所有 的歷史知識似乎都要通過四種主要的比喻形式來加以表達。這四種轉義形式便是:隱喻、換 喻、提喻和反諷。懷特說:“我自己的看法是一一而且,我發現我的這一看法也與黑格爾對 非科學話語本質的觀點相一致——類似歷史學這樣的研究領域還沒有規范化,還沒有建構起 一套正規的術語系統來描述其研究對象,在這樣的領域,正是各種比喻話語形式規定著有待 研究的資料的基本形式。”③這意味著,實際上,研究領域內研究對象似乎固有的關系形態 是由歷史學從外部強加上去的。換句話說,由于過去的歷史事件本身不能夠描述它們自己以 及它們之間的關系,那么,歷史學家只能通過辨識和描述對象的行為,通過用以描述對象的 比喻性語言,來將他們的主題構建成歷史再現的可能對象。懷特說,這種假說是他的《元歷 史學》一以貫之的原則。
      在懷特看來,以上這四種轉義形式預示并決定了論證、情節編織和意識形態這三種解釋 模式描述過去的方式。也就是說,正是這些語言轉義形成并最終界定了歷史敘事的類型。對 于懷特來說,無論語言多么清晰,也不能成為再現真實過去的透明中介。實際上,過去事件 之所以相互關聯,完全是由于語言的運作方式。修辭轉義通過將部分與整體、整體與部分相 互連接的方式使事物之間產生了有意義的關系。懷特進一步解釋說,在這四種轉義形式中, 隱喻是最為重要的,而換喻、提喻和反諷是隱喻的不同類型。不過,其他三種轉義形式不僅 彼此之間各不相同,而且與隱喻概念也存在差異。在字面意義上,它們有的表示還原,有的 表示綜合,而在比喻意義上,它們闡明意義的方式也有區別。在懷特看來,“隱喻實質上是 再現的,轉喻是還原的,提喻是綜合的,而反諷則是否定的。”④比如,在“我的愛人是一
      ① Hayden White, Tropics of Discourse: 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94. "
      ® Hayden White, Tropics of Discourse: 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94-95.
      ® Hayden White, Tropics of Discourse: 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95.
      ④White, Hayden,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 p.34.
      朵玫瑰花”這樣一個隱喻中,“玫瑰花”能夠充分再現“愛人”的品格。這個句子暗示,“愛 人”具有“美麗”、“珍貴”和“雅致”等品質。作為一種轉喻的“五十張帆”代表“五十只 船”。從某種意義上說,“船”可以還原為“帆”,因為沒有了帆,船就不能正常航行。作為 提喻的“面包”代表“食物”,也就是說“面包”強調了與其它食物的相似性和實質。提喻 類似于換喻,但是,提喻并不是把某個個體還原為它的一部分,它描述的是這個個體各部分 之間的關系。反諷是對字面意思的否定,它采用的是一種自覺的懷疑格調。
      在懷特看來,轉喻和提喻是隱喻的次級形式。轉喻基本上是還原的,因而它為機械主義 的解釋形式提供了范型。在轉喻中,通過將整體還原為部分,從而將屬于部分的意義歸于整 體。比如,一種轉喻的解釋形式將會認為,反抗殖民主義的個別行為表明了第三世界的民族 主義,也就是說,個別行為代表了一般現象。再比如,對資本主義工廠紀律的個別反抗行為 代表了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從某種意義上說,提喻與轉喻正相反,它是從整體到部分。在 懷特看來,提喻是一切有機主義解釋形式的基礎。比如,“所有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 這個命題中,每一個階級斗爭的行為都可以看作是一般本質的表現。最后,懷特將反諷看作 一種否定關系,它帶有較強的懷疑主義和犬儒主義的色彩,同時也是喜劇和悲劇解釋模式的 基礎。比如,一個人說“工人階級是人類的救世主”,如果他是從隱喻的意義上說這句話的, 那么,他的意思就是,工人階級完全可以擔負起拯救人類的重任;如果他是從反諷的意義上 說這句話的,那么,他的意思就是對自己這一斷言的否定。
      所有這一切都意味著,如果一個歷史學家采取了某種對歷史的態度從而導致他傾向于某 種轉義形式的話,那么這種態度和轉義方式就會體現在他再現歷史的方式中。從表面上看來, 這種語言轉義是在歷史事件中被發現的,但實際上是由歷史學家強加上去的。也就是說,根 據懷特的觀點,歷史學家在分析歷史證據和事實之前,他已經通過轉義的形式提前預示了它 們。雖然歷史學家的敘事聲稱是對過去某一方面的真實再現,但它總是面向某些問題。這些 問題是由歷史學家通過轉義的方式確立的,然后再通過各種解釋論證來加以解決。過去本身 是不存在什么“問題”的,“歷史問題”是歷史學家自己創造出來的,然后再由自己來加以 解決。懷特說:“歷史敘述聲稱是對歷史過程的特殊片斷的言詞模式或肖像。但是,這是由 于文獻記載本身不能夠描述有關自己的清晰肖像才需要這類模式……因而,為了描述出過去 '真實發生的事件',歷史學家必須首先把過去文獻中記載的整套事件預示為一種可能的知 識對象。這種預示的行為是詩性的……在這種先于對歷史事件的形式分析的詩性行為中,歷 史學家既創造了他的分析對象也預先決定了他用以解釋對象的概念策略的形態……簡而言 之,轉義理論提供給我們一種基礎,可以用來劃分歷史想象在某個給定的發展階段的深層結 構形式。”①
      我們再利用“所有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這個馬克思主義命題來進一步闡明懷特的 理論。在懷特看來,通過這種方式并從提喻的意義上來看待歷史,就會提出一個歷史學家需 要解決的問題,那就是,解釋某些事件是如何成為階級斗爭的例證的,同時也會指向一種解 決該問題的方式,即,將這些事件同階級斗爭的整體觀念聯系起來。整體與部分的關系一旦
      ①White, Hayden,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30-31.
      通過這種方式被預示以后,這種關系在論證方面就會被看作是有機主義的,同時還包含機械 論的因素,它們在總體框架內解釋因果細節。這樣一來,情節編織模式也將會是英雄主義的 或必勝主義的,而意識形態的輸入也將會是激進主義的。正是從這種意義上,懷特認為,所 有的歷史學都是元歷史學。在《元歷史學》的“結論”中,懷特說:“在我看來,對于某個 特定的人群來說,如果依據的僅僅是對包含在敘事中的'資料'的'解釋'的適當性,那么, 沒有任何給定的歷史理診是有說服力的,因為,在歷史學中,正如在一般的社會科學中那樣, 我們無法提前確立某種'資料',也無法提前確定某種用以'解釋'該資料'意義'的'理 論'。再者,對于什么應該算作是特別'歷史的'資料,也無法達成共識。解決這一問題需 要一種元理論……我已經論證了,在歷史學中,在一種本質上是轉義的語言行為中,一種可 能的分析范圍構成了歷史領域。這種構成性的行為得以在其中完成的主導轉義,不僅決定著 被允許作為資料在這一領域出現的各種對象,而且也決定著那些被認為是在資料中獲得的可 能的關系……這些對不同話語方式的前批評承諾及其構成性轉義策略,說明了……各種不同 的歷史闡釋。”①
      懷特的《元歷史學》與維柯的《新科學》具有類似的結構,只是前者并沒有把四種轉義 形式應用于對普遍史的看法上,而是應用到了 19世紀歷史寫作的發展上。懷特認為,從18 世紀啟蒙時代開始,在“歷史想象的深層結構”層面上,歷史思維的主要模式經歷了一個演 化的過程。啟蒙時代的作家們對歷史學的性質持一種悲觀主義的看法,也就是說,他們的著 作受到反諷轉義的支配。伏爾泰、吉本、休謨和康德等都是按照“實質上是反諷的方式”來 看待歷史的。②而19世紀的歷史寫作則呈現出一種浪漫主義的色調。在盧梭、埃德蒙•柏 克和赫德爾等人的著作中,他們對啟蒙理性都表現出一種普遍的反感,而對作為一種歷史研 究方法的“移情”表示了一種浪漫主義的信仰。他們的寫作方式體現了一種隱喻的模式。啟 蒙時期和浪漫主義時期,在歷史思維上的這種沖突激發了后來的思想家,他們開始探討獲得 歷史知識的方式問題。在懷特看來,對這一問題最深刻的闡述出現在黑格爾的著作中。黑格 爾認為,這種沖突實際上是理解歷史的反諷方式和隱喻方式之間的對峙。黑格爾自己的《歷 史哲學》則是根據一種提喻的方式來撰述的。
      根據懷特的研究,到19世紀30年代,已經出現了三種不同的歷史思想學派:浪漫主義、 唯心主義和實證主義。其中的唯心主義主要以黑格爾及其追隨著為代表。實證主義則以孔德 及其后繼者為代表,他們通常把歷史編織成為一種喜劇情節。這三個學派都是對反諷模式的 反叛。這構成了 19世紀歷史編纂學的第一個階段。第二個階段是從1830年到1870年,這 一階段出現了米什萊、蘭克、托克維爾和布克哈特等四位史學大師。在懷特看來,米什萊代 表了一種隱喻的寫作風格,蘭克的著作體現了一種提喻的寫作方式,而托克維爾和布克哈特 則共同體現了一種反諷的寫作格調。第三個階段的代表人物主要是歷史哲學家。他們的先驅 者馬克思曾“試圖將黑格爾的提喻策略與當時政治經濟學的轉義策略結合在一起。”③這一
      ⑴ White, Hayden,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429-430.
      ® White, Hayden,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38.
      ③White, Hayden,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40.
      階段的寫作風格主要體現在尼采和克羅齊的著作中。尼采的寫作方式基本上是隱喻的,而克 羅齊的撰述風格則重新墮入了反諷模式。
      對于懷特來說,主宰20世紀史學實踐的轉義形式是反諷。當代大學中所講授的學院史 學采取的是一種反諷的視角。學院史學并非是客觀的和中立的,其反諷風格意味著它實際上 屬于一種精英政治,而且就處于政治右派的陣營中。懷特說:“反諷傾向于消解對積極政治 行為可能性的所有信仰。在對人類狀況之本質上的荒唐性和荒謬性的理解中,反諷往往導致 對文明本身之'瘋癲'的信仰,并激發我們對那些試圖在科學或藝術中掌握社會現實的實質 的人們采取一種知識精英的輕蔑態度。”①在懷特看來,當今學院精英派的真正反對者是思 辨歷史哲學的倡導者,亦即黑格爾、馬克思和尼采的追隨者。懷特列舉了一大批當代作家, 他們中大部分人都是馬克思主義者或存在主義者,包括海德格爾、薩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福柯和盧卡奇等,他們的著作體現出一種對經驗主義歷史學的背離傾向。實際 上,在這些思辨型的著作家中,還應該加上懷特本人的名字。懷特主張,當代歷史學不應該 僅僅立足于經驗歷史學家的著作,而有必要轉身去擁抱一種思辨的歷史哲學。在他看來,選 擇一種歷史觀的根據,只能是倫理的或者美學的。懷特認為,如果我們希望超越反諷的歷史 視角強加給我們的那種不可知論的話,“我們只有拒絕這種反諷的視角,轉而從另一種反? 反諷的視角去看待歷史。”②換句話說,我們可以隨心所欲地理解歷史,可以采取任何一種 我們所傾向的視角。這樣,懷特那種用文學范疇構筑歷史學的努力最終導致了對歷史學本身 的范圍和性質的重新界定。
      以上我們考察了懷特的歷史轉義理論。在他看來,隱喻、轉喻、提喻和反諷這四種轉義 形式構成了歷史意識的深層結構,它在先決定了歷史學家描述資料的方式,并且預示了歷史 敘事的情節編織、論證和意識形態的層面。通過將部分與整體、整體與部分相互連接的方式, 修辭轉義使事物之間產生了有意義的關系。修辭轉義并不是外在的文體修飾,而是語言內在 的構成性因素。在這四種轉義形式中,隱喻是最為重要的,換喻、提喻和反諷是隱喻的不同 類型。歷史語言是通過隱喻的方式運作的,也就是說,隱喻是人們通過熟悉的東西認識陌生 東西的唯一手段。從這種意義上說,所有致力于再現歷史事件和事實的敘事話語都具有一種 先在的比喻性質。因此,這種深層的轉義結構決定了歷史理解的詩學性質,即,歷史意識具 有一種不可還原的想象緯度。
      轉義是修辭格,并不僅僅限于隱喻、轉喻、提喻和反諷這四種,它還應該包括明喻、反 語法、迂回說法和夸張等等其他修辭格。而且,更為重要的是,歷史轉義過程也并不僅僅包 括在語言層面上對過去和史料進行的比較、聯結、類比和區分,它還包括創造一些規則隱喻 (regulative metaphors),從而對歷史進行總體上的描述或解釋。
      ⑴ White, Hayden,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38.
      ②White, Hayden,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433.
      二、西方歷史學中的規則隱喻
      追隨海登•懷特,安克斯密特和凱爾納等人也認為,所有的歷史文本都是隱喻性的。凱 爾納在《語言與歷史再現:扭曲故事》一書中指出,對于閱讀歷史作品的人來說,隱喻和一 般的比喻語言是一種有力的工具。他補充指出,他所說的比喻語言,主要不是古典歷史學家 運用的那些形象語言或“歷史的文體”,而主要是指那些“中等的和規則歷史隱喻,它們與 其說修飾,還不如說產生了解釋,這些隱喻包括:生長(growth) >生命循環(life-cycles) > 根基(roots) >萌芽(seeds)等有機物方面的比喻;興衰(rise and fall) >天氣災變(weather catastrophes )、季節(seasons )、黎明(twilights )等時間方面的比喻;事件之流(flow of events )、 十字路口(crossroads)、車輪(wheels)等運動方面的比喻;建設(construction)、齒輪(gears)、 鏈條(chains)等技術方面的比喻;以及舞臺(stage)、演員(actors) >角逐(contest)等 戲劇方面的比喻。最重要的,當然要算是歷史作為'提供教訓'的教師(pedagogue)這樣 一個大的比喻。”①這些規則隱喻暗示了某種歷史的模式或形象,從而提供了某種歷史的解 釋或范式。隱喻的創造者類似于一個裝扮世界的美容師,他不僅裝飾了世界,而且創造了某 種整體的意義。當這類隱喻在文本中出現的時候,它們不僅顯示出很多暗含的前提,而且更 重要的是,它們能夠使該文本與其他文本相對照,從而進一步激發類似的或矛盾的隱喻。德 曼特(Alexander Demandt)在《歷史的隱喻:歷史-政治思想中的形象和明喻》一書中,也 提供了大量歷史隱喻。②布蘭特里(Susan C. Brantly)則描述了西方歷史學中幾個主隱喻的演 化過程。③
      隱喻的演化并非是一個隱喻取代另一個隱喻的過程,而是呈現出一種彼此之間相互影 響、相互吸收的發展途徑。在任何一個特定的時代,都是多種隱喻相互纏繞,共同發揮作用。 但是,在這些相互作用的隱喻中,我們總能夠找出有限的幾個主要隱喻,它們主宰著那個時 代歷史思想的發展趨勢。比如,S.A.艾克什穆特認為,從16世紀和17世紀之交起,世界歷 史總是要么被歸結為某個單一特定的隱喻,要么被歸結為幾個交織在一起的隱喻。換言之, 關于歷史的全部知識,都可歸結為這幾個隱喻或藝術形象。在他看來,在所有這些隱喻中最 重要的一個由莎士比亞創造的“生活是戲劇舞臺”的隱喻。把歷史形象地比作世界舞臺就是 來自于這個隱喻。④而布蘭特里則認為,象棋隱喻是西方歷史學中一個歷史悠久的主隱喻。 在他看來,象棋隱喻的發展歷程濃縮了西方歷史思維的發展軌跡。⑤
      在中世紀,人們通常想象上帝和魔鬼通過對弈來操縱人類的生活。⑥人類無力主宰自己 的命運,它只能聽命于神圣力量的安排。19世紀末,在經歷了一次宗教危機之后,奧古斯
      ①H. Kellner, Languag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Getting the Story Crooked (Madison: U of Wisconsin P, 1989), p. 8.
      ⑵ Alexander Demandt, Metaphern fur Geschichte: Sprachbilder und Gleichnisse im historisch-politischen Denken (Munich: Beck, 1978).
      ③Susan C. Brantly, "Painting Clio's Portrait: Metaphors on the Postmodern Palette,5, in Clio, v26, Spring 1997 (Fort Wayne, Ind.).
      ④[俄]S.A.艾克什穆特:《歷史與文學:''異化地帶” ?》,載《書寫歷史》(《史學前沿》第一輯),陳啟能、 倪為國主編,上海三聯書店,2002年7月版,第67頁。
      ® Susan C. Brantly, "Painting Clio's Portrait: Metaphors on the Postmodern Palette/9 in Clio, v26, Spring 1997 (Fort Wayne, Ind.), p. 297.
      ⑥ Alexander Demandt, Metaphern fur Geschichte: Sprachbilder und Gleichnisse im historisch-politischen Denken (Munich: Beck, 1978), p. 366.
      特•斯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 1849?1912,瑞典小說及劇作家)用象棋隱喻來表達他對 世界歷史進程的觀點。在《世界歷史的神秘主義》一文中,斯特林堡將歷史描述為“只有一 個棋手的下棋游戲”。①在他看來,主宰萬物的不再是上帝和魔鬼,而是那“永恒的一”。 這個隱喻貫穿于斯特林堡在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創作的很多歷史劇中。
      文藝復興時期,人類開始掌管自己的命運,并把神圣力量降到次要的位置上。象棋隱喻 也開始采用它通常的形式。這一時期的隱喻體現了歷史的偉人理論。歷史學家的興趣點轉到 了國王、將軍和戰爭上。為了操縱棋盤,領導者們相互之間斗智斗勇。歌德常常將外交措施 比作“走子”,將自己看作一名棋手。對他來說,“政治的對弈游戲”是他為自己國家和民 族效力的重要手段。②
      進入19世紀以后,象棋隱喻變得有些不合時宜了。蘭克的歷史主義對那種偉大個人通 過精湛的棋藝獲得勝利的進步故事不感興趣。蘭克更傾向于運用一些有機體隱喻,比如,他 將國家比作健康狀況或好或壞的個人。③馬克思對象棋隱喻也沒什么興趣,他選擇了一些技 術性隱喻,比如,他那著名的基礎和上層建筑的隱喻,以及歷史是以生產和需要作為燃料的 火車頭的隱喻。古斯塔弗森(Lars Gustafsson)根據馬克思的隱喻對資本主義作了如下描述:
      “這部可怕的機器像一列十八輪的火車那樣向前飛奔,車上的司機睡著了,但操縱板上的氣 壓仍在持續增加。”④
      雖然在19世紀象棋隱喻遭受了冷落,但進入20世紀之后,象棋隱喻又重新受到了著作 家們的青睞。在《論歷史的概念》一文中,沃爾特•本杰明(WalterBenjamin)運用一個象 棋隱喻來描述歷史唯物主義和神學的關系。這個隱喻涉及一臺下棋的機器,這臺機器包括“一 個嘴里含著水管、身著土耳其服裝的傀儡”,它贏了所有的比賽。⑤躲在布棚后面的是一個 駝背侏儒,他是一個象棋大師,用細繩操縱著傀儡的手。傀儡代表歷史唯物主義,而侏儒則 指的是神學。這個隱喻顯然是在嘲笑歷史唯物主義。根據這個隱喻,左右歷史進程的并非是 歷史唯物主義,而是已經被驅逐出歷史領域的神學。
      結構主義的奠基人索緒爾運用象棋隱喻來說明語言中的歷史變化。他將語言中的歷史變 化和固定狀態與象棋比賽中的走子相比。在他看來,比賽中任何特定的一步棋都會導致一種 新的固定布局,它與特定時期的共時體系相對應。在每一次歷時性的變化,或者在每一步走 棋之后,游戲或者語言系統中每一個棋子的價值都依賴于該棋子在整個棋盤上的位置。⑥結 果便是整個系統的更替,在這里,著眼點是在結構的共時性而非歷時性上。需要注意的是, 在他的隱喻中,索緒爾省去了棋手。這是因為,結構主義者通常關注的是游戲的規則和語法, 而不是創造變化的力量。
      ①August Strindberg, "Varldshistorians mystik,^^ in Samlade skrifter, Efterslatter 54 (Stockholm: Bonniers, 1920), p. 352.
      ②轉弓丨自 Demandt, Metaphern fur Geschichte: Sprachbilder und Gleichnisse im historisch-politischen Denken (Munich: Beck, 1978), p. 366.
      回 Alexander Demandt, Metaphern filr Geschichte: Sprachbilder und Gleichnisse im historisch-politischen Denken (Munich: Beck, 1978), pp. 82-83
      ④Lars Gustafsson, Sigismund (Stockholm: Norstedts, 1976), p. 211.
      ⑤Walter Benjamin, "Uber den Begriff der Geschichte,^^ in Gesammelte Schriften (Collected Works), 1.2, ed. Rolf Tiedemann and Hermann Schweppenhauser (Frankfurt: Suhrkamp Verlag, 1974), p. 693.
      ⑥Alan Thiher, Words in Reflection: Modern Language Theory and Postmodern Fiction (Chicago: U of Chicago P, 1984), pp. 78-79.
      從后現代的角度來看,象棋隱喻已經是很成問題了。現在,已經不再有人相信,政治就 像下棋那樣受象棋大師的理性操縱了。有些學者強調指出了象棋游戲中王車易位的現象,從 而賦予象棋隱喻一種后現代的不確定性。①后現代語言中充滿了游戲和偶然性因素。偶然性 游戲的隱喻取代了理性對弈的隱喻,成為后現代語境中的一個主隱喻。當然,凱撒和俾斯麥 也曾經提到過擲骰子,從而強調了歷史決定的不確定性。但是,他們仍然是偉大人物,理性 地操縱著骰子,掌握著選擇機會的大權。
      歷史的隱喻常常與時間概念緊密相連,因為人們通常認為歷史是從時間中展開的。但是, 后現代語境中的一些時間隱喻則是對這種傳統的線性時間觀念的背離。在瑞典著作家奧爾森 (Vibeke Olsson)看來,時間是一望無際的草原,沒有地平線,也沒有界標,暴露在刺目而 冷淡的光線中。同時,時間也會收縮成為一條窄窄的陸地,或者高樓之間一條狹窄的小巷, 或者一條窄小的溪流。②奧爾森的時間隱喻顯示的是草原與道路、海洋與河流之間的一種張 力。如果時間是一望無際的高原或海洋,我們就絕不可能做到一覽無余,而且,一切都沒有 什么主次之分。的確存在著運動,比如,大海中洶涌的波浪和草原上滾動的草浪,但它們都 沒有目的性,它們并不導向任何固定的目標或歸宿。如果時間被比作峽谷或小溪,這就是傳 統的線性時間隱喻。在這種情況下,時間可以一目了然并且也具有某種特別的方向性:道路 總是導向某個地方,河流也必然回歸大海。從柏拉圖以來,河流和道路的隱喻就一直受到人 們的青睞。這也說明,線性時間觀念在西方人的意識中具有根深蒂固的影響力。
      時間隱喻似乎體現的是一種水平緯度,但也暗含著某種垂直緯度。明克對時間隱喻的看 法就顯示出這種垂直緯度。他說:“理解時間的連續性意味著從兩個方向思考它,時間不再 是一條引領我們前行的河流,而是一條鳥瞰視野中的河流,在這單一的俯瞰中,我們既看到 順流也看到了逆流。”③那些持線性時間觀的客觀主義歷史學家,往往從時間之流中抽身出 來,做一個冷靜的旁觀者。與這種時間模式不同,布克哈特總是選擇使用海洋隱喻而不是河 流隱喻。在他看來,歷史學家的任務就是“確定我們究竟飄浮在波濤洶涌的大海中的哪朵浪 花上。”④在另一語境中,布克哈特更為明確地強調,我們很難從時間的洪流中脫身出來。 他說:“我們很想了解大海中那朵我們飄浮于其上的浪花,但無奈的是,我們就是這朵浪花 本身。”⑤可見,布克哈特放棄了鳥瞰的客觀視角,而選擇了隨波逐流。
      時間隱喻的轉變與敘事性直接相關。線性時間和線性敘事的自然匯合一直是歷史書寫最 有力的手段之一。作為讀者,我們根據一種線性的方式閱讀,在故事開頭的地方開始閱讀, 而在故事結束的地方終止閱讀。因此,在歷史學家用一種編年史的形式敘述事件的過程中, 我們讀者也體驗到了一種線性的時間感。這就意味著,時間隱喻改變以后,敘述時間的方式 也必然隨之改變。
      ①Lars Gustafs son, Bernard Foys tredje rockad (Stockholm: Norstedt, 1986); P. C. Jersild, Calvinols resa genom varlden (Stockholm: Bonniers, 1965).
      ②Vibeke Olsson, Krigarens skold (The Warrior's Shield) (Stockholm: Bonniers, 1988), p. 346.
      ③Louis 0. Mink,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ed. Brian Fay, Eugene 0. Golob, and Richard T. Vann (Ithaca:
      Cornell UP, 1987), p. 57.
      ④Jacob Burckhardt, Judgments on History and Historians, trans. Harry Zohn (Boston: Beacon, 1958), p. 252.
      ⑤Alexander Demandt, Metaphern fur Geschichte: Sprachbilder und Gleichnisse im historisch-politischen Denken (Munich: Beck, 1978), p. 269.
      與傳統線性隱喻不同,還有一種有機時間隱喻。兩種時間隱喻之間的顯著區別是在性 別方面。朱麗婭?克里斯蒂娃(JuliaKristeva)將這種“有機時間”稱為“婦女時間”,其 特點是“循環,醞釀,以及一種與自然界的節奏相符合的生物節奏的永恒輪回。”她把這種 時間與下面這種時間進行了對比,即,“作為計劃、目的論以及線性的和預期的演變的時間; 作為出發、行進和到達的時間,也就是歷史的時間。”①線性時間是等級體系中的一個術語, 而有機時間屬于一種被壓迫的范疇,容易獲得一般人的同情。從修辭學上說,有機時間具有 一種“起源”的力量,而線性時間是一種極端的和虛偽的建構物,它是對原始的有機時間的 歪曲。在我們看來,實際上,有機時間也是一種人為的建構。
      “時間原子”是與線性時間不同的又一個時間隱喻。傳統的線性隱喻暗示著某種進步 和因果關系,而“時間原子”則傾向于分解時間和事件,避免任何令人誤解的聯系。對利奧 塔來說,大敘事坍塌以后,我們面對的是無數微型敘事。②年鑒學派也特別注意避免主敘事, 而盡量嘗試各種形式的“非敘事描述”。③米什萊是這一技術的先行者。在《描述法蘭西》 ④一書中,米什萊通過一個個插敘的形式描述了法國的各個省份,沒有暗示任何時間上的連 續性和關聯性。與此相關的一項策略是僅僅關注一幅畫面,而避免指涉發展進程和因果關系。 沿著這一路線,伊麗莎白•厄爾馬思(Elizabeth Deeds Ermarth)也認為,"后現代敘事可以 被看作是一幅時間拚貼畫,更恰當地說,是一幅運動中的時間拚貼畫。”⑤時間原子可以通 過各種不同的方式重新排列組合。因此,也有人將這種時間原子比作一副撲克牌,歷史學家 可以隨心所欲地洗牌和發牌。
      除了以上幾個有關歷史編纂學的隱喻,我們還能夠在歷史學中發現幾個有關歷史研究方 法的隱喻。在這方面主要包括幾個表示視覺意象(optical imagery)的隱喻:觀點(point of view)、繪畫(painting)、雕塑(sculpture)和鏡子(miiror)等。這些視覺隱喻所表達的 主要意思是:歷史學家能夠“看到”過去實際發生的事件。
      從19世紀開始,歷史學才開始把科學當作它的范型,在此之前,歷史學家對于他們職 業的藝術性具有清醒的認識。伏爾泰寫道:“一個錯誤的日期,一個錯誤的名字,僅僅是勘 誤表中的內容。只要著作的主體部分是真實的,只要興趣、動機和事件被忠實地展示出來, 我們就可以說得到了一尊創作尚好的雕塑,盡管由于雕像衣飾的一點瑕疵而影響了整個雕塑 的完美。”⑥德曼特也注意到,將歷史撰述比作繪畫和雕塑的做法可以追溯到古代。在他看 來,繪畫隱喻所強調的是歷史學家描畫陰影和處理細微差別的藝術能力;而雕塑隱喻突出的 是歷史學家刪減細節的能力。⑦在整個的19世紀,主宰歷史撰述的視覺隱喻是更為機械的 鏡子比喻。蘭克主張,歷史學家要做到“如實直書”,歷史著作要像鏡子那樣真實地反映過 去。在他看來,一種清晰的歷史再現必須提供對過去不失真的反映。在當代,在關于歷史文
      ①Julia Kristeva, The Kristeva Reader, ed. Toril Moi (New York: Columbia UP, 1986), pp. 191-192.
      ②J. F. Lyotard, La Condition Postmodern (Paris: Editions de Minuit, 1979), p. 98.
      ® H. Kellner, Languag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Getting the Story Crooked (Madison: U of Wisconsin P, 1989), p. 10&
      ④ Jules Michelet, Tableau de la France (Tableau of France) (Parks: Pages-Club, 1967).
      ® Elizabeth Deeds Ermarth, Sequel to History: Postmodernism and the Crisis of Representational Time (Princeton: Princeton UP, 1992), p. &
      ⑥Voltaire, Siecle de Louis XIV, Supplement, Part 1 (Paris: Garnier-Flammarion, 1966), 2:320.
      ⑦Alexander Demandt, Metaphern fur Geschichte: Sprachbilder und Gleichnisse im historisch-politischen Denken (Munich: Beck, 1978), p. 370. 本的批判性解讀方面,凱爾納運用了一個非聚焦的觀劇用的望遠鏡的隱喻。他認為,在一個 有說服力的歷史描述中,讀者的注意力通常是放在望遠鏡聚焦的形象上,而望遠鏡的非聚焦 則是讓觀眾把注意力轉移到觀看形象的手段即望遠鏡本身上。①在凱爾納看來,歷史學家通 過選擇和排列事實以適合先在的樣式從而創造了闡釋。樣式并非是在過去中發現的,而是在 闡釋的過程中被創造出來的。
      總之,在海登•懷特、安克斯密特、凱爾納和布蘭特里等人看來,不僅歷史意識的深層 結構是隱喻性的,而且歷史學家描述歷史過程的方式和研究歷史的方法都受到幾個主隱喻的 左右。而且,由于隱喻具有內在的虛構性或想象性,因而歷史陳述不可能是真實的。但是, 在我們看來,隱喻是以實在為根據的,因而具有真實性,隱喻可以成為再現歷史的有效手段。 我們隨后就討論這個問題。
      三、后現代歷史隱喻觀批判
      毋庸置疑,正像后現代主義所指出的那樣,歷史意識的確體現出某種詩性的特點,歷 史闡釋也的確經常借助于隱喻,某些歷史敘事和描述的也具有一定的隱喻性和想象性。后現 代歷史哲學家從修辭學和語言學的視角出發,將歷史意識和歷史話語中的這些語言主體性因 素揭示出來。這不僅有助于歷史學家在工作中限制科學主義的過分膨脹,自覺增強歷史文本 的可讀性和趣味性,而且也有利于讀者更好地解讀歷史文本。這是后現代歷史哲學對于歷史 學的貢獻所在。但是,他們有關隱喻闡釋不真實的論證則是不能成立的。后現代歷史哲學家 論證說,在闡釋歷史事件的過程中,歷史學家必定會使用隱喻,因而他們的闡釋不可能是對 實際所發生的事件的真實陳述。比如,海登•懷特就認為,歷史敘事是一些象征性結構,是 一些拓展了的隱喻,因而從來不是對過去事件的明確報道。②我們認為,要斷定隱喻不可能 是真實的,必須首先假定隱喻陳述是虛假的。但是,在我們看來,這種假定不具有充分的理 由。我們的觀點是,隱喻闡釋和描述能夠向我們提供對過去的真實陳述。為了說明歷史隱喻 的真實性,我們有必要仔細考察一下一般隱喻描述的性質。
      (一)隱喻陳述的真實性
      隱喻的確具有非凡的作用,特別是在它們描述那些無法形容的事物的時候。《圣經》中 說“上帝是我的牧羊人,他讓我躺在綠草萋萋的牧場上,引領我徜徉在靜靜的水池旁,指引 我行走在正確的道路上……我不懼怕任何邪惡,因為有你在我身旁,你的皮鞭和棍棒能給我 帶來舒適和安詳。”撇開上帝是否存在的問題不管,這個牧羊人的隱喻的確很好地表達了上 帝對其選民的呵護,它基本上符合上帝在基督教信徒心目中的形象。通過這個隱喻,上帝的 關愛、智慧、敏感、力量和溫柔的品格被淋漓盡致地展示了出來。在這里,隱喻取得的效果 是一般的字面陳述所無法企及的。
      ①H. Kellner, Languag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Getting the Story Crooked (Madison: U of Wisconsin P,
      1989), p. 4. J
      ②Hayden White, “The Historical Text as Literary Artifact,in Clio 3.3 (1974), p.291.
      在字面意義上,隱喻陳述幾乎總是虛假的,上帝并不真的是牧羊人,愛人也不真的是玫 瑰花。但是,隱喻陳述可以在隱喻的意義上是真實的,也就是說,隱喻能夠引導讀者去發現 隱喻背后的真實意義。正如布萊克(MaxBlack)所指出的那樣,作為一種語言行為,隱喻 陳述“實際上要求的是讀者的理解或創造性的反應。”①在解讀一個隱喻的過程中,我們通 常會看隱喻陳述的話題是否具有它的對象(喻源)的某些突出特征,比如,上帝是否具有好 牧羊人的某些顯著特征。有時候,我們會在原初話題中發現與喻源完全同樣的品質,比如, 我們在上帝對其選民的呵護中,可以發現牧羊人對羊的愛護;有時候,我們可以發現類似的 品質,比如,上帝像牧羊人尋找丟失的羊群那樣拯救迷失的心靈,雖然他們的方式有所區別: 牧羊人是通過搜尋山坡和峽谷,而上帝是通過使人們懺悔。一般說來,這些共同的品格不能 夠通過非隱喻的方式來表達。隱喻陳述的真實性并不等于與之對應的字面陳述的真實性。如 果某個隱喻陳述的確具有一些該隱喻提示的品格,那么,我們就可以說這個隱喻陳述是真實 的。
      在闡釋某個隱喻陳述的時候,我們應該挑選這個隱喻的哪些特點,往往不是一個很容易 確定的事情。一般人都會同意,隱喻陳述的背景通常會提供一些有關的線索。背景可以有兩 種,一是隱喻自身的背景,比如,在“我的愛人是玫瑰花”中,我們有關玫瑰花的知識;二 是言說者的生活背景,比如,言說者對自己愛人的感情和態度。隱喻對象(喻源)的相關特 征通常是很明顯的,或者是與之緊密相連的,但它也必須與言說者的背景相關聯。比如,我 們一般會認為,“狼”的突出特征是“食肉動物”,但是,當一個人說“人是狼”的時候, 他是在將貪婪和侵略性作為狼的顯著特征,這同言說者的背景有關。②
      如果說一個隱喻陳述的喻源的相關突出特征的確與的話題的特征相似,那么,我們一般 會說這個隱喻陳述是真實的;反之,如果喻源和話題的特征不具有較大的相似性,這個隱喻 陳述就是假的。在柏拉圖看來,薩拉蘇馬庫斯(Thrasymachus)將統治者和國家之間的關系 比作貪婪的牧羊人和他的羊群之間的關系是不恰當的。在《理想國》中,蘇格拉底反對這種 類比,他的理由有兩個:第一、統治者并不是為了自己的私利而驅使他的人民,而是為了人 民的利益而工作;第二、薩拉蘇馬庫斯誤解了牧羊人的特征,蘇格拉底認為,牧羊人的特點 并不是自私自利,而是對羊群的關心。③在蘇格拉底看來,隱喻的突出特征與隱喻陳述的話 題沒有多少相似之處,從而認定這個隱喻是假的。
      戴維森(Donald Davidson)認為,隱喻陳述沒有明確的隱喻意義,因而不存在隱喻意義 上的真實性。在他看來,只能從字面意義上來判定隱喻陳述的真假。但是,“一個隱喻吸引 我們注意力的地方是無限的,而很多引起我們注意的東西并不是命題性的。”④也就是說, 在戴維森看來,只有字面陳述具有真實性,而由于隱喻陳述能導致多方面的意義,因而沒有 真實性。這種觀點有些片面。雖然我們很難把握隱喻的微妙區別,但是,在一個特定的背景
      ① Max Black, "More about Metaphor" in Metaphor and Thought, ed. Andrew Ortony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79), p.29. "
      ® Roger Tourangeau, "Metaphor and Cognitive Structure,5 in Metaphor,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ed. David S. Miall (Sussex: Harvester, 1982), p. 22. Also, David E. Cooper, Metaphor, Aristotelian Society Series, vol. 5 (Oxford: Blackwell, 1986), pp. 245-47.
      ③Wayne C. Booth, "Metaphor as Rhetoric: The Problem of Evaluation,in On Metaphor, ed. Sheldon Sacks (Chicago: U of Chicago P, 1979), pp. 64-65.
      ④Donald Davidson, "What Metaphors Mean,^^ in On Metaphor, ed. Sheldon Sacks, p. 44.
      中,仍然可以找到一個大體上與隱喻陳述的隱喻意思相近的字面陳述。喻源的基本特點是可 以通過字面的意思來陳述的,盡管這些特點不可能得到全面的描述。比如,“這池湖水是藍 寶石”這個隱喻陳述說明湖水呈現出透明的藍色。當然它也可以指湖水閃閃發亮,或者這池 湖水具有寶石的形狀。但是,在這里,“這池湖水是藍色的”應該是最接近這個隱喻陳述的 一個字面陳述。
      (-)歷史隱喻的客觀性
      在后現代歷史哲學家看來,由于歷史意識的深層結構是一種轉義的操作,歷史學家的思 維在本質上是一種隱喻思維,而且歷史文本充滿了隱喻,因而,歷史知識歸根結底是一種文 學制品,亦即一種虛構或想象。語言轉義不是我們認識世界的透明媒介,而是一道隔絕人類 認知力和外在實在的天然屏障。在他們看來,歷史學家“建構了歷史對象和過去實在”。①但 是,我們認為,一方面,歷史學家的思維并不全然是詩性的或想象的,它還具有邏輯和理性 的緯度。而且,即使歷史意識的深層結構主要是轉義的,也并不意味著它與演繹或歸納邏輯 推理完全相悖。實際上,在海登•懷特那里,對過去和史料進行比較、聯結、類比和區分的 歷史轉義過程中,就包含著歸納推理和邏輯推理的成分在內。另一方面,如果說歷史學家構 建了過去,那也是在我們普通人構建日常世界的意義上去構建的。包括職業歷史學家在內的 大部分人都會同意,世界不依賴于我們對它的知識而存在,過去世界與現在存在連續性。歷 史學家構建的不是過去的實在,而是有關過去的知識以及對過去的信仰。而我們通過歷史知 識可以比較真實地了解過去的實在。
      在《敘事的邏輯》一書中,安克斯密特證明了關于過去的敘述性解釋的隱喻特征,即“隱 喻陳述和敘述之間有類似性”。“隱喻陳述和敘述都規定著一種'觀點',我們用它來看實 在。”②在他看來,歷史學中的隱喻具有兩種功能:第一,隱喻具有經驗的描述性,從這一 方面來說,隱喻有真假之分。比如,“張三是一只狼”這個隱喻陳述的描述性意思是,張三 具有一種兇殘的非人本性。如果張三的行為確實具有狼一般的兇殘性,那么,這個陳述就是 真實的;如果后來經過人們的經驗觀察,張三實際上是一個本性善良的人,那么,這個隱喻 陳述就是虛假的。第二,隱喻“界定了一個'觀點'”,一種看待話題的方式。也就是說, 隱喻向我們提供了根據某個事物去看待另一個事物的視角。從這一方面來看,隱喻沒有真假 之分。③在安克斯密特看來,這是隱喻最重要的一個功能,它說明隱喻陳述不可能完全還原 為僅僅具有描述性或認知性的陳述。
      安克斯密特認為,隱喻陳述包含一種描述性陳述無法表達的額外緯度,亦即一種非認知 性的內容。而且,這種“剩余意義”決定了隱喻陳述和描述性陳述之間的本質區別。在安克 斯密特看來,隱喻遠不只是一種可有可無的語言裝飾,也不僅僅是一種詩意地表達字面意思 的嘗試。如果語言剔除了隱喻緯度的話,我們關于世界的看法就會分解為斷裂的和難以駕馭
      ① F. R. Ankersmit, The Reality Ejfect in the Writing of History: the Dynamics of Historical Topololgy (Amsterdam: Koninklijke Nederlandse Akademie Wetenschappen Noord-Hollandsche, 1989), p. 22.
      ® F. R. Ankersmit, Narrative Logic: A Semantic Analysis of the Historian's Language (The Hague/Boston/London, 1983), p. 249.
      ③F. R. Ankersmit, Narrative Logic. A Semantic Analysis of the Historian's Language (The Hague: Nijho 覽 1983), pp. 209-213. 一 的信息碎片。“隱喻把我們有關世界的知識綜合起來。隱喻一旦被廢棄,我們的歷史意識所 賦予世界的那種連貫性以及我們在實在中辨識同一性的能力也會隨之消失。”①最后,安克 斯密特得出結論說,過去只能根據某種特定的方式或者從某個“觀點”來看待,也就是說, 對過去的隱喻闡釋“不是描述而是建議(proposals)",而“建議……從本質上來看,不可 能具有經驗的真實性或虛假性。”②
      一方面,安克斯密特似乎并不完全否認隱喻的真實性,因為他承認隱喻在經驗描述性方 面具有真假之分。但是,另一方面,他更強調的是隱喻的視角性或建議性功能。在他看來, 隱喻僅僅提供了看待過去的某種觀點,而觀點具有相對性和復雜性,因此隱喻也就無所謂真 假。我們不同意安克斯密特的看法。隱喻的確僅僅向我們提供了認識某個事物的有限視角, 根據這一視角,我們只能夠了解該事物某一方面的信息。但是,我們不能單憑這一點就否認 隱喻的真實性。我們認為,只要隱喻的話題與喻源的相關特征相類似,就可以斷言隱喻具有 真實性。要求隱喻的完全真實和客觀不僅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其他表達式也做不到這一點。 理解過去的視角的確是多元的,但是歷史觀點的多元性并不必然否定這些觀點的真實性。
      凱爾納也強調隱喻在歷史理解中的重要性,并且否認隱喻描述的真實性和客觀性。凱爾 納斷言,對特殊歷史事實的描述都是諷喻的,因而不能夠真實地再現實在。在他看來,這樣 的歷史描述并不僅僅來自于現成的證據,而且也源自歷史學家的語言資源。實際上,“在對 證據進行充分的思考之前,馬克思主義的、弗洛伊德主義的和結構主義的詞匯就已經對證據 進行了安置和排列。”③在他看來,即使在以嚴格客觀性著稱的年鑒學派的著作中,諷喻 性術語也俯拾皆是。比如,"長時段”(la longue durQe)、"事態"(conjuncture)等這些 年鑒學派的關鍵詞都具有諷喻性。他甚至得出結論說,歷史學從頭至尾都是諷喻。
      我們認為,凱爾納有關歷史學的諷喻性的斷言是片面的。實際上,大部分歷史描述都是 字面的,都在用一種直白的、非諷喻的方式描述歷史證據和事件。有些字面描述可能曾經是 諷喻的,比如,河“口”、瓶“頸”等,但是,經過反復的使用,這類諷喻已經失去了隱喻 的力量。它們的真實條件可以相當精確地表示出來。與此類似,當歷史學家使用人口“增長” (growth)、政治"壓力”(pressure)、經濟"蕭條” (depression)等隱喻時,他們的著 眼點并不在它們的比喻意義上,而在其字面意義上。隱喻必須是新鮮的。而這些所謂的“死 隱喻”已經失去了其想象性的力量,它們已經幾乎完全轉化成了字面意思。
      然而,這還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在我們看來,即使歷史描述是隱喻的,它也具有真實 性,一種隱喻的真實性。根據凱爾納的看法,由于歷史描述不僅依靠證據,而且還利用語言, 因而它們不可能是真實的。但是,幾乎所有對世界的描述都必須借助于語言,這一點并不說 明這些描述必然是虛假的。我們認為,語言不應成為我們認識過去的障礙,而應該是一種有 效的媒介和手段。對于字面陳述來說,如果它們的真實條件符合實際發生的事件,那么,這 些陳述就是真實的。說這些陳述是真實的,就等于說這種符合是存在的,或者說,世界就如
      ①F. R. Ankersmit, Narrative Logic: A Semantic Analysis of the Historian's Language (The Hague/Boston/London, 1983), p. 212. " '
      ® F. R. Ankersmit, Narrative Logic: A Semantic Analysis of the Historian's Language (The Hague/Boston/London, 1983), p. 217.
      ③H. Kellner, Languag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Getting the Story Crooked (Madison: U of Wisconsin P, 1989), p. 28& 同語言所描述的那樣。我們已經知道,對于隱喻陳述來說,如果隱喻對象的相關特征與隱喻 句子的話題類似,那么,這個隱喻陳述就可以說是真實的。
      比如,布羅代爾所使用的“事態” (conjuncture)這個隱喻,它并非全然是一種語詞的 虛構。布羅代爾經常用conjuncture這個詞表示中時段內的上下波動現象,而且這個隱喻也 能夠相對真實地反映實際發生的價格波動和其他經濟變量。與其他任何職業歷史學家一樣, 布羅代爾關心這種類比的真實性和精確性,并且也相信歷史隱喻具有再現功能。在他看來, conjuncture能夠或多或少精確地描述它所指涉的變動情況。因而,凱爾納沒有理由認為,由 于conjuncture這個詞的隱喻性質,它便無法提供對過去的真實描述。
      的確,歷史敘事往往是根據某些深層的模式或隱喻構成的。歷史學家所采用的模式通常 是對歷史變化一般過程的概括性描述,比如,關于政治革命起源的理論,關于社會階層的理 論或者經濟蕭條的理論等。一般說來,隱喻并不十分詳細,比如,將民主政治過程看作一種 游戲的隱喻,在這個游戲中,各個政黨之間根據某些憲法規則相互進行競爭;再比如,歷史 學家有時用植物的生長(grow)、繁茂(flourish)和枯萎(wither away)的隱喻來表示文 化的生長和衰落。這樣的隱喻不能從字面上去理解,說一種文化生長、繁茂和枯萎顯然是不 合情理的。但是,我們仍然能夠把握這些隱喻的真實性。如果隱喻的相關突出特征與描述話 題的特征大體相似,就可以說這個隱喻描述是真實的。在文化的創生階段,當一套新的價值 觀從文化母體中發展出來的時候,我們當然可以從植物生長的意義上來談文化的生長問題。
      我們承認,一個隱喻有時候不僅僅描述某個歷史主題,它還可以創造一個主題。有時, 歷史學家會運用隱喻所傳達的某個概念來定義某個歷史主題,也就是說,從紛紜繁雜的歷史 事件中選擇某個事件并加以命名。但是,嚴格說來,這并非真的創造了一個主題,因為這個 被命名的事件已然存在于歷史實在中了。比如,“革命”(revolution,意思是“徹底的反 轉”)這個隱喻并非是歷史學家憑空創造出來的。總是首先在政治、社會和科學等領域出現 了徹底轉變這種現象,人們才用revolution這個隱喻去形容這種現象。“法國革命”這個隱 喻指的是法國君主制被共和制推翻的那一段歷史時期。但是,不能由于這個術語是隱喻就完 全否定的它的真實性,因為它比較客觀地描述了從1789年到1794年這一時期法國政治史的 特點。這一階段的確發生了一次根本性的政治大轉變。
      最后,我們再來探討一下馬克思關于“建筑”的那個著名隱喻。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整 個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都是奠基于這個隱喻之上的。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馬克思 說:
      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 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 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 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 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 的意識。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 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
      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 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①
      在這個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經典描述中,馬克思將整個社會結構比作是一座極其復雜的建 筑物,其中的“經濟結構”是基礎,而政治結構和文化結構是上層建筑。顯然,這個隱喻從 字面的意義上來說是假的,社會結構并不真的是一座大樓,經濟結構并不真的就是大樓的基 礎,政治結構和文化結構并非真的是上層建筑。但是,這個隱喻在隱喻的意義上是真實的, 它指涉著某種真實的意義。這個隱喻的話題“社會結構”與隱喻的喻源“建筑物”具有大體 相似的特征,因此,我們就可以說這個隱喻是真實的。正如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所 論證的那樣,“馬克思所用的一系列比喻具有唯物主義的特性。馬克思關于大樓的論述固然 只是一個比喻,這一點并不重要。在哲學問題上,人們只能用比喻來進行思考。但通過這個 比喻,我們觸及了一些真正的理論問題。馬克思依靠他的比喻建立了一些真實的、互不相同 的領域,這些領域并不因揚棄的調和而互相依賴:'下面'是經濟基礎,'上面'是上層建筑 及其不同的決定因素。”②從這個隱喻中,我們可以解讀出馬克思的真實意思:社會基本矛 盾的運動以生產力為起點,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使相對穩定的生產關系越來越不能適應; 生產關系變革的客觀要求又導致政治和文化結構的變革,并且只有通過政治和文化結構的變 革才能實現生產關系的變革。新的政治和文化結構的建立,保證了新的生產關系的形成和發 展;而新的生產關系則促使生產力從舊的生產關系束縛下獲得解放。整個社會基本矛盾的運 動從生產力發展到生產力解放的循環,實質上可以歸結為生產力——生產關系 政治和文 化結構的層層決定和層層反作用的關系。社會基本矛盾發展中的這種循環往復,形成了生產 方式依次更替、社會形態由低級向高級不斷進化和變革的歷史。
      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6月版,第32-33頁。
      ②[法]阿爾都塞:《自我批評材料》,載《二十世紀西方美學經典文本》第3卷,朱立元總編,上海復旦大 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9頁。
      第五章結語
      只要描繪出這個能動的生活過程,歷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還是抽象的經驗論者所 認為的那樣,是一些僵死事實的匯集,也不再像唯心主義者所認為的那樣,是想象的 主體的想象活動。
      馬克思、恩格斯
      一、后現代歷史哲學的影響及其局限
      后現代歷史理論對不少歷史著作產生了影響。后現代主義存在各種不同的形式。有些后 現代主義者持極端懷疑主義立場,他們否認人類具有認識歷史的任何可能性。但也有一些后 現代主義者采取了較為溫和的態度,認為仍然存在一些認識和撰寫歷史的可能性。他們試圖 探索出一些歷史研究的新途徑,以引領歷史學走出目前的困境。后現代歷史學不僅拓展了歷 史撰述的范圍,而且還為一些陳舊乏味的主題注入了活力。一般說來,后現代歷史學拒斥作 為現代歷史學核心的理性和進步觀念,轉而關注特異、犯罪、神秘等歷史中的非理性因素。 它拋棄實在而注重象征。它拒絕構建某種核心的宏大敘事而將其他敘事推向邊緣,因此,許 多以前被認為是無關緊要的主題進入了歷史學家的視野。后現代主義者大都相信,最有趣味 的動植物往往隱匿在路邊和溝渠中,而不是招搖在康莊大路上。
      后現代歷史學通常把歷史看作一種文學形式,這一做法使得敘事性較強的歷史著作重 新獲得了自己的合法地位。20世紀70年代,歷史學著作曾一度充斥著令普通讀者望而生厭 的社會科學術語。80年代以后,在后現代主義史學觀念的影響下,一些歷史學家開始采用 文學策略來撰寫歷史作品,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比如,沙瑪(Simon Schama)的《公民:法 國革命的編年史》①和費格斯(Orlando Figes)的《一個民族的悲劇:1891J921年的俄國 革命》②。雖然這兩位歷史學家所處理的都是重大的傳統主題,但是他們獨出心裁,把微不 足道的歷史事件和大人物或小人物的個人經歷編織成一個宏闊的敘事。他們拒絕宣稱自己是 確定無疑的權威,相反,他們都承認,在對書中的次情節和人物經歷的選擇上都是主觀任意 的。這也就等于說,同一個故事可以存在多種多樣但同樣有效的講述方式,這顯然是一種后 現代主義歷史觀。在沙瑪的《公民》一書中,法國革命從一個更廣闊的視角看幾乎變得毫無 意義,并被降低為一出荒誕不經的喜劇。按照傳統看法,人民群眾悲慘的社會和經濟狀況是 他們參加革命的實際動力,但是,作者對此幾乎只字未提。毋庸置疑,法國革命的許多政治 理論和原則對于歐洲和世界歷史具有重大和長遠的意義,但是,作者似乎對此熟視無睹。這
      ①Simon Schama, Citizens: A Chronicl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1989).
      ②Orlando Figes, A People's Tragedy: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891-1921 (London, 1996). 兩部著作另外一個共同的特點是,它們似乎無意創建闡釋,而是苦心構思敘事,因而也能夠 引發普通讀者的興趣和共鳴。
      在后現代歷史著作中,有兩部作品不可不提。一部是N.乙戴維斯(Natalie Zemon Davis) 的《馬丁 •基爾回家》①,另一部是達頓(Robert Darnton)的《貓的大屠殺》②。同前兩部 歷史作品一樣,這兩部著作也都是引人入勝的敘事作品。但是,有所不同的是,它們的題材 并不是偉大的歷史事件,而是卑微的日常瑣事。兩部著作都把這些日常瑣事編織成故事,將 它們作為更大事件的隱喻性和象征性的線索來加以分析。通過這種方式,作者讓讀者去感受 過去人們的精神世界,去觸摸當時的自然和社會環境。對于20世紀70年代的歷史學家來說, 這種處理歷史事件的方式是難以想象的。
      戴維斯在書的前言中坦言,書中的有些內容是她虛構的。她試圖為“大概”或“可能” 留出地盤。她所依據的原始文獻講述了這樣一個事件:有個男人冒稱是一個天真婦女的丈夫 馬丁 •基爾,剛剛從戰場上歸來。當真的馬丁 •基爾出現時,騙局被揭穿。盡管如此,這個 婦女在法庭上仍然為那個冒名頂替者辯護。戴維斯將這個事件改寫成了一個既精明又淫蕩的 女人的故事。這個婦女在法庭上竟然與那個冒名頂替者串通一氣。顯然,戴維斯對原始文獻 進行了加工,增加了一些無法得到直接證實的細節。許多批評家對戴維斯的這種做法表示了 不滿,認為這純屬主觀臆測。芬萊(Robert Finlay)對此發表評論說,任何臆測都必須在資 料和文獻的法庭前接受審判,無論這種臆測是出于直覺還是基于某些人類學和文學批評的概 念,歷史學家不應該讓過去的人們說出或做出一些違背文獻的事情來。但是,戴維斯反駁說, 她對馬丁 •基爾妻子的描述盡管不是直接取材于關于她的資料或有關本案的文獻,卻也并非 無中生有,其合法性可以得到關于那個時代、那個地方的法國農婦的真實情況的支持。實際 上,戴維斯還指出,類似這種間接的推論過程甚至在最為傳統的歷史著作中也并不少見,尤 其在缺少直接史料的情形下。
      達頓關于“貓的大屠殺”的敘事則源自于1762年某個人寫的一本只有三頁紙的文獻, 而作者要描寫的這個故事則在此30年前就已經發生了。沒有其他的證據表明作者所談論的 這些學徒工們曾經屠殺過貓。也沒有任何理由斷定,這次貓的大屠殺象征性地預示著18世 紀90年代在法國大革命中出現的大屠殺。貓的大屠殺的象征意義指向的是老板和老板娘, 而不是那些在法國革命中成為民眾泄憤對象的貴族或鄉村諸侯。批評者們認為,達頓的這個 敘事漏洞百出,從頭到尾都是毫無根據的臆測。這種批評也許是非常有道理的,但仍然不應 該太過苛刻。至少,達頓故事的想象力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法國革命中出現的各種暴力現 象。③
      另外,后現代主義還促使歷史學家更仔細地考察文獻,更認真地對待表面現象,重新思 考文本和敘事問題。它已經幫助歷史學家開辟了許多新的主題和研究領域,并使很多似乎已 經山窮水盡的問題進入了柳暗花明的新境界。它迫使歷史學家去反省某些長期以來想當然的 方法和步驟,從而使它們更嚴密和更有效。在它的影響下,人們對于歷史學家自身的主觀性 問題有了更為清醒的認識,這反而更有利于讀者對歷史作品的理解和評價。在它的倡導下,
      ①Natalie Zemon Davis, 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 (Cambridge, Mass., 1983).
      ②Robert Damto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London, 1983).
      ® Richard J. Evans, In Defence of History, London: Branta Books, 1997, pp.244-248.
      歷史著述的重心已經從社會科學方面轉移到了文學策略上來,從而導致大量可讀性較強的歷 史作品的出現。后現代主義把被科學歷史學冷落的人類個體重新安置在歷史中。
      但是,作為一種極端相對主義,后現代主義的基本立論是不能成立的。后現代歷史理 論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我們已經看到,一旦把后現代主義的原則應用于其自身,它就必然會 陷入悖論。如果真像后現代主義者所說的那樣,所有的理論都具有同樣的有效性,那么,我 們就沒有理由單單相信后現代主義理論而排斥其他理論。
      某些后現代主義者通常把自己列入政治左派陣營。他們認為,一旦把歷史從客觀事實 的桎梏中解放出來,就會使它變得更加民主、更加寬容。在美國,與后現代相對主義相伴而 行的是文化多元主義。在文化多元主義者看來,社會中不同的文化群體(包括弱勢文化群體) 有關歷史真相的觀點都具有同等的合法性,因而各個群體應該享有同樣的政治權利。但是, 相對主義和多元主義的觀點并不必然導致民主和寬容,也不見得有利于政治弱勢群體,它也 有可能導致法西斯主義的泛濫。
      保羅?德曼在二戰期間整整兩年的時間里,發表了不少反猶太人的言論。戰后到了美 國,在學術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成為了文學解構主義“耶魯學派”的領軍人物。但是,他 對二戰期間的那一段不光彩的歷史只字不提。德曼提倡所謂解構主義,強調文本和作者各自 的獨立性,強調文本中能指的無限游戲,這實際上是暗中為自己在二戰期間的言論作辯解。 德曼1983年去世后的1987年,有學者披露了德曼的反猶太主義傾向。隨后,羅蒂、德里達 等后現代主義者開始為德曼辯護。但是,他們在辯護過程中所運用的方法和策略,是同他們 自己的后現代主義立場自相矛盾的。
      在美國知識界,越來越多的學者已經不再堅持文本意義的單一性和確定性,轉而認為 意義是由讀者本人強加給文本的,因而可以存在多種意義闡釋方式。一時間,抨擊西方理性 主義傳統成為了學術界的一種時尚。在這種氣氛的熏染下,已經沒有什么學術禁區可言,人 們可以隨意對任何一個歷史事件的意義提出質疑。這種后現代主義給歷史學帶來了極大的沖 擊。正像雷普斯達特(Lipstadt)所描述的那樣,后現代思想情緒“培育了解構主義的歷史 學。沒有哪個事實、哪個事件或哪個歷史方面具有某種固定的意義或內容。沒有什么真相不 可以重新講述。沒有什么事實不可以重新改寫。沒有什么終極的歷史實在。”雷普斯達特提 醒人們說:“否認大屠殺是這種現象的一部分。它并非是對某個特殊群體歷史的攻擊。雖然 否認大屠殺可能是對滅絕猶太人歷史的一種攻擊,但是,實質上,它對所有那些相信知識和 記憶是我們文明的基石的人們來說……對于所有那些相信理性的根本力量的人們來說,都構 成了一種威脅。”①
      這樣,極端相對主義為極右歷史學家打開了方便之門。正像諾里斯(Christopher Norris) 所說的那樣,這些歷史學家隨心所欲地闡釋和操縱證據,掩飾重要事實,從而制造了大量虛 假的輿論。②海登•懷特的確承認,在個別事實的層面上存在歷史真相,因而反對修正主義
      ①Deborah E. Lipstadt, Denying the Holocaust. The Growing Assault on Truth and Memory (New York, 1993), pp. 19-20.
      ②Christopher Norris, Deconstruction and the Interests of Theory (Norman, Oklahoma, 1989), p.16. 者對大屠殺的否認。①但是,一旦提升到他所謂的歷史實在層面上,懷特就會承認,對希特 勒的“最終解決方案”的納粹解釋和其他解釋都具有合法性。極端相對主義使人們很難找到 一個否證法西斯歷史觀的標準。因而,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特別是在相對主義盛行 的美國,出現了不少有關大屠殺的修正主義分子。他們公然宣稱,從來就沒有發生過六百萬 猶太人被屠殺這樣的事件,奧斯威辛集中營只不過是戰后那些反德國、親猶太分子的偽造。 否認大屠殺活動的日益猖獗與后現代主義泛濫之間存在著必然的聯系。雖然日本右翼分子否 認南京大屠殺并篡改教科書的行徑與后現代歷史學沒有直接的聯系,但是,我們也應該認識, 后現代主義的泛濫也極有可能會助長他們的罪惡意圖。因而,我們應該對后現代主義的負面 影響保持高度的警醒。
      二、作為科學和藝術的歷史學
      在歷史哲學中,歷史是藝術還是科學這個問題已經超出了歷史認識論的范疇,它關涉的 是歷史學的本質,對這個問題的回答不僅會直接影響歷史學研究的未來走向、歷史學的意義 表現方式,它甚至還決定著歷史學在現實社會中的位置。
      需要說明的是,歷史學是否是一種科學,這只有在英語國家學術界才會成為一個問題。 在德語中,“科學”(Wissenscha社)指的是一種有組織的知識體系。因而,這個詞可以很自 然地應用于其他學科或領域而不至于引起爭議,它不僅包括自然科學(Naturwissenschaft), 而且還名正言順地包括社會科學(Sozialwissenschaft)、歷史科學(Geschichtswissenschaft) 和文學科學(Literaturwissenschaft)o在英語中,"科學” (science) 一詞一般指的是"自然科 學”,有時也指"社會科學"(social science ),但是,“歷史科學"(historical science)和“文 學科學”(literary science)則很難令人接受。在德語中,作為一門學科的“歷史科學” (Geschichtswissenschaft)從一開始就被界定為“社會科學” (Geisteswissenschaft),用來指 對人類精神的系統研究。因此,對德國人來說,也就不存在歷史學的科學性或非科學性的問 題。我們在本書中所涉及的“科學” 一詞與英語中“科學”(science)的含義大體相當,通 常指的是“自然科學”,偶爾也指“社會科學”。
      埃文斯說,“關于歷史學是藝術還是科學的爭論,遠不是一個無關緊要的術語誤解的問 題,而是一個多世紀以來歷史學家自我理解的核心問題。”②的確,我們已經看到,在過去 的兩個世紀中,歷史學中一直存在著兩種相反的努力。一方面,人們努力試圖把歷史學轉變 成為一種科學,這在整個19世紀和20世紀前半葉表現得尤為突出。另一方面,一部分人也 在努力恢復歷史學的文學傳統,使它背離科學化和客觀化的方向,這在20世紀后半葉的“語 言學轉向”中表現得特別明顯。在德國,雖然不存在歷史學是否是科學的問題,但的確存在 自然科學方法是否可以運用于歷史學的論爭。因而,歷史學是藝術還是科學的問題是一個帶 有普遍性的國際話題。
      ①Hayden White, Content of the Form: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78-80.
      ②Richard J. Evans, In Defence of History, London: Branta Books, 1997, p.46.
      不少學者認為,歷史學是一門科學。在第一章,我們已經看到,19世紀的蘭克、富斯 特爾、泰納和孔德都是這一觀點的支持者。蘭克的主要工作就是促使歷史學成為一門有別于 哲學和文學的獨立學科;富斯特爾認為,歷史學是而且也應該是一門科學;泰納的最崇高理 想是把歷史學變為自然科學;而以孔德為代表的實證主義科學則試圖把包括歷史學在內的一 切人文科學都劃歸為科學。進入20世紀,蘭普雷希特、伯里以及年鑒學派和計量史學的歷 史學家們比以往更執著于歷史學的科學理想。比如,伯里認為歷史學是一門不折不扣的科學; 年鑒學派將經濟學、社會學、地理學和統計學方法融合在對過去的研究中,以便使歷史學達 到更為科學、更為客觀的效果。計量歷史學家福格爾(Robert Fogel)認為,科學的歷史學 首先必須利用電腦技術,盡量采用一些可以通過量化手段加以嚴格檢驗的數學模式。另外, 埃爾頓也堅持歷史學的科學性。根據他的看法,通過扎扎實實的經驗積累,歷史學家即便不 能最終完全攻克真理的堡壘,也能夠無限地接近它。在他看來,如果歷史研究的方法是科學 嚴謹的,對過去的建構就能夠經得起未來的檢驗。他甚至認為,撰寫一部確定的歷史,即一 部無需再改寫的歷史是完全可能的。
      有的學者認為,歷史學不是一門科學。他們的一個理由是,科學是一門累積的學問,而 歷史學則不具有累積性。在他們看來,科學家通常以前人的科學發現為基礎,而歷史學家則 不必拘泥于以前的歷史研究。對同一研究對象,今天的歷史學家可以提出完全不同于前人的 闡釋。歷史學家更關心的是對過去發現的否定,而不是繼承。①我們認為,不應該把累積性 作為科學區別于歷史學的一個特性。相反,它是包括歷史學在內的所有學科的一個共性。今 天的歷史知識當然是一個長期積累的結果,過去歷史學家的發現和成果無疑是我們認識歷史 和書寫歷史的前提和基礎。我們不能接受關于確定歷史的本質主義觀點,但這也并不意味著 我們要放棄追求客觀歷史的信念。另外,歷史知識的不斷累積也使得歷史學家提出新的闡釋 成為可能。
      人們提出歷史不是科學的另一個理由是,歷史不具有科學意義上的一般規律。19世紀 的巴克爾(Henry Thomas Buckle)認為,歷史運動可以按照科學的方法被還原為一系列的數 學公式。針對這一觀點,與他同時代的弗魯德(James Anthony Froude)在1864年說:"在 我看來,歷史好像是孩子的一盒字母拼盤,可以用它們隨意拼出任何單詞。我們只需挑出自 己想要的字母,然后隨心所欲地加以排列,對那些不中意的則不予理睬。”②根據弗魯德的 觀點,歷史學應該只滿足于呈現事實,而不應奢望去揭示事件的科學本質。大部分歷史學家 認為,探索一般的歷史規律并非他們分內之事。
      在埃文斯看來,馬克思的歷史理論充其量也只是一種歷史概括,不能與嚴格的自然科學 相提并論。他認為,即使是啟蒙老師在課堂上講授的科學規律,也要比資深教授提出的歷史 解釋更具有精確性。歷史學不可能具有科學意義上的一般規律,也不會具有科學意義上的預 言能力。埃文斯認為,歷史學家對個別事實進行概括無可厚非。當然,概括越普遍,特例就 會越多。歷史學決不僅限于對個別事件的表述,它的確能夠在雜多的歷史現象中辨識出一些 較為抽象的模式、趨勢和結構。從這種意義上來說,歷史學可以被視為一種科學。但是,歷
      ①Richard J. Evans, In Defence of History (London, 1997), p.47.
      ②J. A. Froude, Short Studies on Great Subjects (London, 1963), p.21. 史學不能夠創造具有預測力的規律。對過去的理解和認識的確能夠為現在提供某些靈感或警 示,但這遠遠不能與自然科學規律的確定性相提并論。所有那些宣稱在歷史中發現了鐵的規 律的人都已證明是錯誤的。一旦歷史學家將他的概括變為規律,并用它來預測未來,它就會 陷入困境。歷史學家預測未來是行不通的。生活不像科學,它充滿了驚奇和不確定性。①
      但是,在我們看來,歷史學不能滿足與對個別事實的確定和概括,它還應當致力于探索 歷史發展的規律。雖然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不是自然科學意義上的嚴密科學,但是它是對歷 史現象的科學概括和總結,比較客觀地揭示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正因如此,歷史唯物主 義的確具有一定的預言能力,雖然這種預言并不像自然科學那樣精確。比如,如果某個國家 發生革命的條件出現在另一個類似的國家,那么,歷史學家就可以根據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 論預言,這個國家可能發生革命。
      海登•懷特也認為,歷史學不是科學。在他看來,科學運用的是技術語言和假設■演繹 論證,而它們又受到科學家們一致同意的實驗方法和實驗室程序的控制。他認為歷史學更像 是一門工藝式的學科,也就是說,它往往受慣例和習俗而非方法和理論的左右,它通常采用 日常或自然語言。②但是,實際情況是,為了便于人們的理解,不少歷史著作,比如計量經 濟學史和人口統計學史等,不能不采用相當的專業術語。在歷史學家撰寫某些專門領域的歷 史時,運用技術語言是不可避免的。但這并不意味著歷史學家沒有責任為普通讀者貢獻清晰 明了而具有可讀性的歷史著作。畢竟,表達明晰是學術精確性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另外, 也并不是所有科學都必須依靠實驗方法和程序,比如天文學,它指能夠借助于觀察和推論。 除了做實驗,科學也必須研究材料,掌握數學、光譜學和電腦編程等輔助技術。歷史學也需 要掌握這樣一些輔助技術。而且,歷史研究也必須有相對穩定的程序。雖然歷史學不是那種 嚴格意義上的科學,但它可以被看作是德語Wissenschaft那種意義上的科學,也就是說,它 是一種有組織的知識體系。因而,科學和歷史學之間的區別并不像人們設想的那樣大。
      一部分學者認為,歷史學是一門完全想象的藝術。持這一觀點的主要是當今一些后現代 歷史哲學家。他們的論證邏輯是,語言(特別是日常和自然語言)是歷史學家呈現歷史的唯 一媒介,而語言具有一種內在的審美緯度或想象成分,因而歷史實質上是一種文學制品,亦 即想象或虛構的產物,它無法真實地再現過去實在。在海登•懷特等人看來,歷史學家通常 會在撰述過程中采用一些文學手段,包括各種在原初資料中并不存在的修辭格。這說明歷史 學家并非在忠實地報道和反映資料。懷特并不要求歷史學家從他們的著作中剔除這些文學技 巧,相反,他鼓勵歷史學家采用各種豐富多彩的手段去撰寫歷史。在他看來,平白直敘地講 述故事只能使歷史文本貧乏和缺乏想象力,而絲毫不能增添科學性。③
      另一位美國思想史家拉卡普拉也指出,歷史學家總是自覺不自覺地運用反諷、模仿、自 我模仿和幽默,即語言的雙重或多重用法。他要求歷史學家對他們自己使用語言的這些方式 保持自覺。在他看來,要求直白風格的反修辭性或者科學性等于去追求一種虛假的數學式語 言,這本身就是一種修辭形式。④在芒斯羅看來,歷史學和文學之間不存在本質的區別,歷
      ①Richard J. Evans, In Defence of History (London, 1997), pp. 60-62.
      ②Hayden White, "Response to Arthur Marwick55,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30(1995), p.243.
      ③Lawrence Stone, "History and Post-modernism II ”,Past and Present 135 (1992), p.99.
      ④Dominick LaCapra, History and Criticism (Ithaca, New York, 1987), pp.36, 42.
      史學是隸屬于文學的一種類型。①S.A.艾克什穆特甚至預言:文學與歷史學質上全新的結合 將成為21世紀智力生活的具有標志意義的事件。這種結合將成為科學知識的一種形式,其 目的不在于對過去的個別方面進行專題研究,而在于對二者進行藝術綜合。只有少數專家理 解的那種晦澀枯燥的科學語言將逐漸演化成歷史散文。凡無助于形成藝術綜合的體裁將為歷 史學家所不取。②而巴拉莫諾娃則認為,“極而言之,歷史學家的著作將成為一種文學事實, 而歷史認識則將成為對世界進行審美思考的一種形式。”③
      我們認為,在說明過去方面,敘事、隱喻和形象的作用的確不亞于統計學和社會理論。 正像柏林(Isaiah Berlin)曾經指出,在歷史學中“存在各種類型的研究方法和途徑,遠遠 不限于有關邏輯和科學方法的教科書中所包含的那些。”④任何追求真正“科學的”歷史學 的努力都將是徒勞的。在多種歷史研究路徑中,實證性研究僅是其中的一種,任何試圖將這 一方法定于一尊的做法都是不合時宜的和危險的。在第一章中,我們已經看到,從19世紀 專業化以來的西方歷史學具有一種科學化的總體傾向。當代仍有不少歷史學家過分強調科學 方法的重要性,而一味貶低文學和語言分析方法的作用。馬維克(ArthurMarwick)說:“與 歷史學家多年發展起來的復雜方法相比,解構的或話語的分析技巧幾乎毫無價值。”⑤但是, 恰恰在馬維克自己的歷史著作中人們發現了大量含混不清的隱喻,比如,“政治家喜歡談論 福利國家的'馬賽克';實際上,它更像是一種瘋狂的鋪路。…對于整個戰后時期來說,這 些歲月是一個門檻:堅硬而灰暗,貢獻和勞動或許能使之變白,但在較溫暖的時期就會在其 中敞開。”而且,我們可以看出,馬維克的隱喻的一個突出特點是艱澀隱晦、不知所云。這 是那些嚴格堅持科學歷史觀的人所難以接受的。
      喬伊斯?阿普爾比、林恩?亨特和瑪格麗特•雅各布等人也認為,'‘歷史學并非是文學 的分支,不能僅僅根據它的文學方面來加以判斷。”⑥在我們看來,歷史撰寫風格多種多樣, 既有技術性和專業性較強的計量經濟學史和人口統計學史,也有文學性較強的傳記作品等。 因而,歷史學家的著作當然可以從文學和語言方面來加以分析。歷史哲學的“語言學的轉向” 對歷史學的理論研究是有意義的。這種轉向使我們對歷史著述的修辭特征和歷史意識的深層 結構有了較為深刻的認識,使我們充分意識到了歷史學的想象性緯度。如果說,過去歷史哲 學探討的主要是歷史學家能夠認識什么和怎樣認識的問題,那么對認識過程中的或認識到的 東西如何表述出來卻缺乏研究,兩者是密不可分的。現在的轉向是把重點轉到歷史學家表述 了什么和怎樣表述的問題上。歷史寫作的性質和形式、文本語言、語境等,這些再現歷史的 形式不再被看作僅僅是一種解釋的形式,而是本身也具有意義和內容。這提醒歷史學家,在 歷史實踐中要慎重考慮自己的寫作風格,并自覺抵制樸素實在論和唯科學主義。
      但是,我們應該認識到,歷史學雖然具有藝術和想象的成分,但決不能被簡單地歸結
      ①Alun Munslow, Deconstructing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p.5.
      ②[俄]S.A.艾克什穆特:《歷史與文學:“異化地帶” ?》,載《書寫歷史》(《史學前沿》第一輯),陳啟能、 倪為國主編,上海三聯書店,2002年7月版,第72頁。
      ③轉引自[俄]S.A.艾克什穆特:《歷史與文學:“異化地帶” ?》,載《書寫歷史》(《史學前沿》第一輯),陳 啟能、倪為國主編,上海三聯書店,2002年7月版,第72頁。
      ④Isaiah Berlin,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London, 1954), p.5.
      ⑤Arthur Marwick, "Two Approaches to Historical Study: The Metaphysical and the Historical”,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30(1995), p.29.
      ⑥Joyce Appleby, Lynn Hunt and Margaret Jacob, 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 (New York, 1995), p.229. 為藝術。無論在什么情況下,歷史學家都應該把追求歷史真實作為自己工作的首要目標。對 歷史作品的語言和文學分析終究是次要的,它必須始終隸屬于對歷史的專業審查和考訂。在 歷史修撰史上,能夠被當作文學家來閱讀的歷史學家畢竟是少數,其中主要包括吉本、米什 萊、托克維爾和卡萊爾,而且大部分都集中在18和19世紀。這就是為什么海登•懷特等 20世紀的歷史哲學家大都把研究重心放在這一時期而將同時代的歷史學家擱置一旁的原因 所在。歷史學家也必須注意,比喻語言的運用應該增加而不是損害文本的明晰性。歷史學家 不應該僅僅為了作品的優美華麗而濫用文學技巧。歷史學家盡量運用直白的表達方式,除非 他們確信自己所運用的修辭策略能夠帶來清晰而不是混亂。另外,正如亞科比(Russell Jacoby)指出的那樣,雖然懷特勸告其他歷史學家避免用技術語言,但是他自己則采用一種 冷靜科學家的語言風格。懷特自己的修辭表現了一種科學的語言和節奏。在拉卡普拉那里也 出現類似的情況,他同樣對非技術性文本表示了輕蔑。新思想史家在關注語言和文本的同時, 卻忽視了他們自己的語言和文本。提倡歷史回歸文學的學者自身的作品就缺乏文采。①
      真實與想象之間的區別,對于歷史學家的工作始終都是根本性的。在近年來的批判思潮 中,真理觀已經變得撲朔迷離了。肯定地說,“歷史知識具有一種絕對的客觀性和科學性” 這條公理已經不再毫無保留地為人們所接受了。然而真實性這一概念以及歷史學家要避免作 偽并要揭發作偽的責任,卻一點也不曾被人放棄。作為一個訓練有素的專家,歷史學家要繼 續批判地研究那些可靠的史料。實證和考訂的方法雖然受到了后現代主義者的嘲笑,但一直 被職業歷史學家看作是自己工作的標準或規范。美國歷史學家海姆(John Higham)曾經說 過:“包括文學史家在內的所有歷史學家都不會反對在平常真實性意義上的客觀性理想;沒 有人放棄過獲得這種客觀性的努力;沒有人認為這一理想是不可實現的。”正如伊格爾斯所 指出的那樣,越來越多人(包括伊格爾斯本人)開始采取一種折衷立場。在1995年蒙特利 爾“國際歷史科學大會”有關“虛構性、敘述性、客觀性”的討論會上,羅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概括說,雖則“歷史學是許多種敘述的形式之一,然而在它對真實性保持有一種 特殊的關系這一點上,它卻是獨一無二的。更確切地說,它那敘述的構造就是要重建一幅曾 經真實存在的過去。這種訴之于先于歷史文本而存在的、而又是處乎其外的真實……則是構 成其為歷史學并使之有別于故事或編造的東西。”②的確,有關過去的事實真理即便不是絕 對的,也是可能存在的,因此也是值得去追求的。
      當然,在過去的廢墟中探索事實和真相絕非易事,歷史學家的辛勤努力往往得不到相 應的回報,甚至有可能無功而返。但是,我們不能因為探索歷程的艱難而放棄對目標的追求。 每個人,甚至最頑固的解構主義者,都會最終承認,超文本的歷史實在的確存在過。這不僅 僅是一種形而上的信仰,而更是一種具體的經驗事實。歷史是一種經驗學科,它理應首先關 注認知的內容而非形式。我們相信,通過大量的史料積累,采用合理得當的研究方法,堅持 謹慎嚴格的治史精神,我們完全可以實現一種對過去的有效重構。這種重構當然不會是完善 的和永久的,也不可能是純粹客觀的,然而它卻是真實的。我們并不否認,在歷史學家選擇、
      ①Richard J. Evans, In Defence of History (London, 1997), p.69.
      ②伊格爾斯:《二十世紀的歷史學一一從科學的客觀性到后現代的挑戰》,何兆武譯,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 年版,第14頁。 組織和闡釋史料的過程中,必定會受到文學模式、社會科學理論、意識形態、審美觀念甚至 潛意識沖動的引導或左右。但是,我們絕不能因此而懷疑歷史學家所講述故事的真實性。
      如同諾維克(Peter Novick)指出的那樣,客觀性觀念意味著相信過去的實在性,相信 與那種實在相符合的真相的存在。①歷史中存在有關事實的客觀規律和聯系,它們只能被揭 示而不能被創造,只能被發現而不能被發明。當然,在揭示這些規律和聯系的過程中,的確 也伴隨著一種想象性的建構。而且,就這種想象必然會或多或少地超越原始資料的某些內在 特性而言,我們也可以說這些規律是被發明的。但是,問題在于,歷史的想象不能夠過分游 離于事實。在這一方面,我們贊同屈維廉的觀點。歷史學需要的是那種“追尋事實并執著于 事實的想象力”,而不是那種“天馬行空的想象力”。②我們既要充分發揮想象力在歷史學中 的積極作用,又要對它施以嚴格的限制,防止出現由于過分放縱想象力從而損害歷史真實性 的情況。
      總之,無論在什么情況下,在歷史研究方法的選擇上,嚴格的考訂和審查應該始終是首 要的,文學和語言技巧方面的分析雖然必要,但應該限定在一定的范圍內,使它服務于對歷 史的實證性研究。后現代歷史哲學家雖然充分注意到了當代歷史學家所忽視的文學想象成分 (這是他們的貢獻),卻將這種想象成分加以過分的夸大和渲染,從而走向了另一個極端, 而全然不顧當今科學發展的最新進展和發現,甚至對他們所重視的18和19世紀的歷史學家 中的認識論因素也視而不見。正確的做法應該是,緊跟時代潮流,積極吸納當今各門學科(包 括科學和文學)的最新研究成果,將其運用到對歷史學的研究中去,從而開辟出一條歷史研 究的新視野,超越狹隘的文學視角和科學視角,構建一套合理的跨學科的歷史研究路徑。只 有這樣,歷史學才有可能走出當前的學術困境。
      三、后現代語境中的歷史客觀性問題
      沃爾什在《歷史哲學一一導論》中指出,歷史客觀性問題是批判的歷史哲學中最重要 同時又是最棘手的一個主題。③我們同樣可以說,歷史客觀性問題也是后現代歷史哲學中最 核心的主題。從某種意義上說,后現代歷史哲學的最終目的就是解構和顛覆傳統歷史學的客 觀性概念。后現代主義者無論是從語言學角度分析歷史文本,還是極力彰顯敘事和隱喻在歷 史學中的重要作用,其目的都在于此。
      諾維克認為,“專業歷史學冒險的真正核心是'客觀性'的觀念和理想。”客觀性的成 分主要包括以下內容:客觀主義“賴以確立對過去的實在性,對與那種實在相符合的真理的 承諾和假設;事實與價值之間,首先,歷史與虛構之間的……嚴格區分。歷史事實被看作優 先并獨立于解釋,……真理是'一',而不是根據觀點而多樣化的。歷史中存在的無論什么 模式都是'發現的',而不是'創造的'……客觀歷史學家的角色是中立的或無利害關系的 法官;絕對不能墮落成辯護人,或更糟,成為宣傳者。人們期待歷史學家的結論顯示平衡和
      ①Peter Novick, That Noble Dream: The "Objectivity Question " 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1-2.
      ②轉引自 Richard J. Evans, In Defence of History, London: Branta Books, 1997, p.250.
      ③[英]沃爾什:《歷史哲學一一導論》,何兆武 張文杰 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3月版,第95頁。 不偏不倚的標準評判性質……使歷史專業免受社會壓力或政治影響,以及個體歷史學家避免 偏袒黨派及偏見……史學家首先要忠誠于'客觀的歷史真相',忠誠于共同的承諾。”①
      諾維克的這段話描述的是啟蒙運動以來大部分歷史學家追求客觀性的“崇高夢想”。它 提倡的是一種中立、無主觀價值標準的科學客觀主義。在它看來,所謂客觀性,就好像要讓 研究者進入一種催眠狀態,將頭腦洗凈,把腦中的鏡子擦亮,把鏡子對準探索的目標。以蘭 克為代表的19世紀歷史學家注重檔案研究和原始資料,強調文獻的真實性和證據的可靠性, 鼓勵歷史學家盡可能地客觀和公正。在他們看來,歷史學是一種以事實的重構為基礎的實踐, 通過事實的重構我們可以接近過去實際發生的事件的真相。這一觀點被柯林武德稱作“幼稚 實在論”。在歷史客觀性問題上,現代歷史學家埃爾頓堅持說:“歷史學的目的是理解過去。 而要理解過去,我們就必須充分尊重過去本身的是非曲直。”②歷史學家的工作就是通過研 究過去遺留下來的證據去發現過去的真相。確立歷史事實理應成為歷史學家的主要職責。他 還認為,歷史學家對有關歷史事實的分歧實際上反映的是一個歷史學家對資料的認識深度問 題,而不是一個觀點和立場問題。歷史學家不應該根據自己的觀點去預先選擇證據。只要歷 史學家選擇具有一般性的主題或研究領域,根據過去自身所提出的問題,廣泛而深入地搜尋 資料,認真地傾聽資料,嚴格忠實于資料,那么,他們就完全有可能在歷史撰寫中防止偏見 和個性的滲入。總之,歷史客觀性就是不偏不倚地閱讀文獻,然后運用這些文獻、根據過去 自身的情況去重構過去。
      我們在前文中已經看到,后現代歷史哲學家對這種樸素的客觀主義進行了激烈的批判。 在他們看來,不存在某種歷史學家可以接近的真實和實在,歷史本身不過是歷史學家虛構的、 修辭的、文學的或審美的建構。③這種對歷史學的“美學化”傾向明確體現在后現代歷史哲 學家海登•懷特的著作中。對于傳統歷史學家,懷特的歷史哲學是一個歷史學、哲學和文學 的混合體,而且文學和哲學的成分要多于歷史學。安克斯密特也論證說,歷史學家總得使用 隱喻來創造歷史的形象。④在凱爾納那里,現代歷史學是對把歷史學看作一種修辭學形式的 前現代歷史學觀的一種歪曲。⑤
      后現代主義者認為,描述歷史的語言是成問題的,因為文字缺乏照片的那種不變的確切 性,因此會像變色蜥蜴一樣,隨讀者不同而改變意義。他們把歷史學逐出知識大門,寧愿將 它放入文學領域,和詩歌、小說并列,從而把它歸為一種文學樣式。對于以海登•懷特為代 表的后現代主義者來說,歷史學與哲學之間或者歷史學與文學之間沒有明確的界限。所有的 歷史作品都是美學的和哲學的,其意義都是由歷史學家根據自己的感受和意向賦予它們的。 在他們的眼中,被傳統歷史學家視為過去實際發生的事件都不過是“文本”。歷史學家可以 像文學批評家評論詩歌或小說那樣去分析、注釋和闡釋這些歷史文本。歷史文本也像文學文
      ①Peter Novick, That Noble Dream: The "Objectivity Question " 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 Cambridge, 1988, pp. 1-2.
      ②轉引自 Richard J. Evans, In Defence of History, London: Branta Books, 1997, pp.229-230.
      ③Gertrude Himmelfarb, "Telling It As You Like It: Postmodernist History and the Flight from Fact,^^ in 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 ed. Keith Jenkins (London, 1997), p.161.
      ④F. A. Ankersmit, "History and Postmodernism,in History and Theory 28 (1989), pp. 137-53.; also Ankersmit, "Historicism: An Attempt at Synthesis,5, History and Theory 34 (1995), pp. 143-61, Georg G. Iggers5s "Comments,5, in ibid., 162-67, and Ankersmifs reply, in ibid., 168-73.
      ⑤Kellner, Languag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Getting the Language Crooked [Madison, 1989]; coeditor with F.R.Ankersmit, A New Philosophy of History [Chicago, 1995], 本一樣,充滿了不確定性、矛盾和反諷,因而歷史學家可以隨意對之進行“文本化”、“語 境化”、“再文本化”和“互文本化”。①在后現代主義看來,歷史都是用文字編造出來的話 語或敘事,無法觸及那些存在于細密無縫的語言織繡之外的獨立事物。按海登•懷特所說, 歷史學家“并不是建立其他人可以援用的知識,他們是在制造一種關于往事的話語”。②
      在后現代主義看來,現代歷史學具有很大的欺騙性,因為在它的表面的學術注腳和事實 的偽裝后面隱藏著意識形態結構。為了消除傳統史學的神秘性,后現代主義不僅要暴露它的 意識形態內涵,而且還要揭露那賦予歷史學以虛假可信性的方法論。也就是說,后現代主義 肩負著雙重使命:它一方面要把歷史學從專制意識形態的桎梏中解放出來,另一方面還要將 它從虛妄的方法論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但這還不是后現代主義的最終目標,它的最高使命是 將我們從根深蒂固的實在和真實性的觀念中解放出來。
      蘭克式的現代歷史學和后現代的立場雙方之間的分歧就在于:后者堅持每一個歷史文本 都有其敘事的、隱喻的、非陳述的性質,從而完全否認歷史的真實性和客觀性;而前者則堅 信,在歷史學家的文本之外還存在有一種歷史實在。雖然早在后現代主義出現之前,一些具 有人文主義傾向的現代歷史學家已經認識到了歷史學的想象性和可錯性,認識到了文獻記載 的不充分性、歷史作品固有的選擇性和歷史學家自身的主觀性,但是,他們與后現代歷史哲 學家之間的根本差別仍然在于,他們仍然執著于歷史實在,仍然與科學主義的客觀性模式保 持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我們看到,樸素的客觀主義堅持了歷史事實的外在性和客觀性原則,認為歷史學研究的 對象是不以人的意志而獨立存在的時空過程,這在原則上是正確的。正因如此,盡管有后現 代主義理論的破壞性沖擊,探索歷史真相依然是大多數職業歷史學家堅定不移的信念。但是, 樸素客觀主義把歷史研究的對象與研究者之間的關系、歷史文本與歷史事實之間的關系以及 歷史認識的性質簡單化了,想當然地認為歷史語言能夠像鏡子那樣再現歷史實在,沒有認識 到歷史認識過程的復雜性。后現代史學理論認識到了歷史認識中的主觀性環節,揭示了歷史 語言的不透明性和意識形態性,從而拓展了歷史學研究的視野,具有一定的意義和價值。但 是,后現代主義將歷史研究僅僅局限于歷史認識的語言媒介上,把客觀歷史過程還原為語言 和修辭的建構物,將記載歷史實際過程的歷史文本僅僅看作一種虛構和想象,從而為極端相 對主義開辟了道路。后現代主義的哲學和史學理論就是主觀主義、相對主義和游戲思維的發 展和總結。
      后現代主義者從分析歷史語言入手,把歷史學的主觀性因素完全抖落了出來。相對主義 如今已是從科學到文學再到歷史學的每一門知識里都存在的問題了。問題的出現必定會引發 學界新的思考,從而將歷史學推向一個嶄新的發展階段。正如韓震先生所指出的那樣,“如 果說現代性語境中的歷史編纂學,通過清除神話、迷信、宗教信條的直接主觀性,使歷史學 變得更加可信的話,那么后現代語境中的歷史編纂學,則通過戳穿客觀性歷史知識的神話,
      ①Gertrude Himmelfarb, "Telling It As You Like It: Postmodernist History and the Flight from Fact,^^ in 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 ed. Keith Jenkins (London, 1997), p.162.
      ②轉引自 Sande Cohen, "Structuralism and the Writing of Intellectual History,in History and Theory, 17( 1978 ), pp.184-185。
      確認了客觀性知識中的主觀性,從而深化了歷史學研究。”①我們當然不能夠亦步亦趨地跟 隨著后現代主義,走向相對主義或虛無主義的深淵。在后現代主義泛濫的今天,我們更需要 批判的分析和理性的思考。但是,不加批判地接受現代客觀性理論或樸素實在論也不是一種 理智的選擇。在當前的理論背景下,我們應該重新理解客觀性問題,確立新的客觀性標準。 我們既要為歷史的客觀性辯護,同時也承認有必要探討歷史在概念上的錯誤。歷史學不是要 簡單地擺脫各種主觀性的干擾,而是應該在考慮這些主觀性干擾的基礎上,重構包含著主觀 性的客觀的歷史知識。從古代到現代,歷史學的觀念經過了從主觀性到單純客觀性的發展, 后現代主義將促成歷史學實現新的飛躍:從單純的客觀性到主觀性和客觀性的綜合。正如帕 特里克•喬伊斯所說的,"后現代主義'或許最大程度地使'歷史客觀性'成為疑問,但是 這不是它做的唯一的事情,它本身在歷史學中引起的變化遠遠超越了這點。”②那么,我們 應該如何理解歷史學中的客觀性及其與主觀性的關系呢?
      面對后現代主義對歷史客觀性的攻擊,喬伊斯•阿普爾比、林恩•亨特和瑪格麗特•雅 各布等歷史學家在構建一種新型的客觀性理論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嘗試。她們認為,歷史學 家既然不能再漠視著作的主觀立場,就必須重新建立客觀性的標準。她們主張一種有保留的 客觀性,承認歷史著述含有主觀、人為、語言影響等成分。這種客觀性理論承認任何研究都 不可能中立的,并且承認求知過程包含各個不同探求真實的團體之間的爭執互斗。根據她們 的解釋,從一開始就必須確認,每一部歷史著作都是從某一個人的好奇心引發,當人們對過 去的某個方面產生了好奇心的時候,主客體之間的關系已經展開。而所謂客觀性,就是“發 問主體與外在客體之間的互動關系。”也就是說,客觀性指的是人與引人好奇的事物之間的 一種關系,它不可能存在于人以外。她們樹立的任何客觀性的標準,都以這個關系為中心。
      我們看到,針對先前對客觀與自然的過分強調,阿普爾比等歷史學家強調了主體與人 為的重要作用,提出客觀性是主體與客體之間的一種互動關系,這是她們的一大貢獻。但是, 她們過分夸大主體的作用,認為“一切知識都是以主體為中心,而且是人為的”,甚至認為
      “在論證中起作用更大的是信念而不是證據”,③這是我們不能茍同的。在我們看來,針對 樸素實在論和單純客觀性的缺陷,我們的確應該對歷史學的主觀性有充分的認識,但是,我 們必須始終堅持客觀性這一歷史學的前提和基礎。背離了這一前提,我們就會有滑入相對主 義泥潭的危險,因而也就無力應對后現代主義的挑戰。阿普爾比等歷史學家雖然試圖在歷史 研究中將主觀性和客觀性結合起來,卻沒有把握好這種結合的尺度。馬克思主義把實踐概念 引入歷史認識,從而在實踐的基礎上將歷史認識的主觀性和客觀性辯證地統一起來。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蘭克的不偏不倚研究的客觀主義持反對態度。他把蘭克學派看作是 一些“抽象的經驗論者”,他們把歷史研究看成是“一些僵死事實的匯集”④,因為,“所謂 各觀旳歷史編纂學正是脫離活動來考察歷史關系。反動的性質。”⑤在他們看來,離開活動
      ①韓震:《歷史哲學中的后現代主義趨勢》,《學術研究》2004年第4期。
      ②P.Joyce, "The Return of History: Postmodernism and the Politics of Academic History in Britain,5, in Past and Present: A Journal of Historical Study No.15 & Feb (1998), p.20&
      ③[美]喬伊斯•阿普爾比、林恩•亨特和瑪格麗特•雅各布:《歷史的真相》,劉北成、薛絢譯,中央編譯 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237-244頁。
      ④《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73頁。
      ⑤《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94頁。
      來考察歷史不可能獲得歷史真相,而且蘭克學派所標榜的“客觀主義”實際上具有反動的性 質,因為它是自覺為歷史上的反動階級辯護的。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任何歷史編纂學都必 然具有階級性和意識形態性,“對于德國歷史編纂學來說,問題完全不在于現實的利益,甚 至不在于政治的利益,而在于純粹的思想。”①他們反對蘭克的“客觀主義”并不意味著反 對追求客觀性,恰恰相反,正是為了獲得一種真正的客觀性。因為,在他們看來,歷史學本 身的意識形態性是一種客觀存在,否認這一點就是一種唯心主義的表現。馬克思主義經典作 家都不否認自己歷史研究的階級性。恩格斯指出:“科學越是毫無顧忌和大公無私,它就越 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在勞動發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會史的鎖鑰的新學派,一開始就 主要是向工人階級的,并且從工人階級那里得到了同情,這種同情,它在官方科學那里是既 沒有尋找也沒有期望過的。”②當然,馬克思和恩格斯更反對那些歷史唯心主義者,因為這 些人把歷史看作是“想象的主體的想象活動。”③
      馬克思早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就提出了能動的認識論思想。他說:“實際 創造一個對冢世畀,改章無機的自然界,這是人作為有意識的類的存在物的自我確證……動 物只生產自己本身,而人則再生產整個自然界……通過這種生產,自然界才表現為他旳創造 物和他的現實。因此,……人不僅像在意識中所發生的那樣在精神上把自己分化為二,而且 通過活動,在實際上把自己分化為二,并且在他所創造的世界中直觀自身。”④在《關于費 爾巴哈的提綱》中,馬克思進一步闡述了實踐唯物主義和發揮主觀能動性的思想:“從前的 一切唯物主義(包括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的主要缺點是:對對象、現實、感性,只是從各 您的取考車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作侮性旳人旳適劭,當作實踐去理解,不是從 主體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義相反,能勁旳方面卻被唯心主義抽象地發展了,當然, 唯心主義是不知道現實的、感性的活動本身的。”⑤馬克思認為,在對待主體性問題上,唯 物主義和唯心主義都失之偏頗。前者忽視了主體能動性,后者則“抽象地發展了”主體能動 性。造成這種現象的根本原因是,二者都不了解“實踐”的意義。他還說:“直觀的唯物主 義,即不是把感性理解為實踐活動的唯物主義至多也只能達到對單個人和市民社會的直觀。” ⑥從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基本觀點來看,歷史認識作為人類對自身的實踐活動進行精神把握 的方式之一,目的是要達到與客觀歷史進程及其規律相符合的真理。這說明歷史認識是主客 觀因素相統一的,具體說來,歷史認識的真理,其內容是客觀的,就是說歷史認識符合于歷 史發展的規律,同時,任何歷史認識都是人類把握歷史進程的精神形式,因而它在形式上必 然是主觀的,也就是說它借助語言的形式以概念、判斷、推理等形式陳述著歷史的發展。任 何科學的認識都是實踐基礎上的主客觀的統一,歷史認識也不例外,其主客觀因素是有機結 合在一起的。同時,我們還要認識到,歷史認識尋求真理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是一個歷 史認識真理的絕對性和相對性、有限性和無限性辯證統一的過程。只有在這樣一個過程中, 才能正確地把握歷史認識的客觀性與主觀性相統一的實質。
      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94頁。
      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258頁。
      ③《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73頁。
      ④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劉丕坤譯,人民出版社,1979年6月版,第50-51頁。
      ⑤《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54頁。
      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56-57頁。
      主要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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