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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敘事的詩性之維 ——海登?懷特歷史敘事思想研究

      發布時間:2022-12-22 14:34
      摘 要 II
      Abstract V
      緒 論 1
      第一章 海登•懷特歷史敘事思想的形成背景和思想淵源 8
      第一節 海登•懷特歷史敘事思想的形成背景 8
      一、 “費邊策略”的失效:科學還是藝術 8
      二、 批判客觀主義歷史敘事論和實證主義歷史觀 10
      三、 歷史領域的語言敘事學轉向 11
      第二節 海登•懷特理論的思想淵源 12
      一、 維柯:“詩性邏輯”觀 12
      二、 克羅齊:表現主義美學 14
      三、 弗萊:原型批評理論 15
      四、 雅各布森:語言詩學理論 17
      第二章 海登•懷特歷史敘事思想的詩學本色 19
      第一節 歷史文本的詩性結構:文本敘事的闡釋模式 19
      一、 編年史與故事 19
      二、 情節化解釋模式 20
      三、 形式論證式解釋模式 22
      四、 意識形態蘊涵式解釋模式 24
      五、 歷史編纂的風格問題 27
      第二節 歷史話語的詩性機制:話語轉義理論 28
      一、 轉義理論的思想來源 28
      二、 四種轉義模式的具體內涵 30
      三、 歷史闡釋模式與話語轉義的投射關系 32
      第三章 海登•懷特歷史敘事思想的方法論探索 35
      第一節 拆除文史之“墻” 35
      第二節 多元并存的跨界研究 37
      第三節 外部研究和內部研究的彌合 39
      第四節 文本性和文本間性的互動性建構 40
      第四章 海登•懷特歷史敘事思想的文學價值取向 43
      第一節 形式主義方法構筑的結構主義敘事理念 43
      第二節 敘述行為的“詩意邏輯”性 46
      第三節 作為虛構和想象的敘事話語 48
      余 論 51
      參考文獻 54
      后 記 59
      攻讀學位期間取得的科研成果 60
      一、 選題的緣起
      海登•懷特是當代美國著名的歷史哲學家、文學理論家,被視為新歷史主義批評的 理論旗手。1965年,他應《歷史與理論》雜志之約,寫了《歷史的負擔》一文,表明了 對傳統歷史學家在“科學還是藝術”這一問題上所采用的“費邊策略”的反對,主張歷 史學家應該大膽地借鑒和吸收哲學、語言學和文學理論的最新研究成果,把人們從歷史 的負擔中解放出來,使歷史學科獲得新的發展活力。在此之后,海登•懷特又連續發表 了多部學術力作,從《元史學》(1973)、《話語的轉義》(1978)、《形式的內容》 (1987)到《比喻實在論》(1999),在這些著作中懷特對自己在歷史書寫領域的研究 方法進行了詳細地論述,建立起了引導學術潮流的思想理論。他利用文學理論的相關術 語,將歷史敘事引向文學,進而消解了文學和歷史在敘事話語上的分界,為歷史書寫和 文學理論研究開拓了新的視野。
      懷特反叛性的研究理念,使他成為了一個具有爭議性的學者,他的歷史敘事理論既 獲得了一定的贊許,也為一些學者所詬病,可謂毀譽不一。當然,這也從側面說明了海 登•懷特的理論已經引起了學術界的普遍關注。學術界一般首先把海登•懷特當作歷史 哲學家來進行評價的,其次才將其視為文學理論批評家。即便懷特曾經來中國講學,也 是受史學界之邀。然而,懷特主導了當代歷史哲學領域的語言學、敘事學轉向,運用文 學理論術語對史學理論進行了改革,在歷史和文學的話語表述關系上展現出了一定的真 知灼見。因此,懷特在文學領域獲得了比歷史學領域更為正面的反響。基于此,筆者認 為有必要從文學批評或文學理論的角度對海登•懷特的歷史敘事思想進行深入挖掘和 具體觀照,有必要對其思想的復雜性進行梳理和探析。因此,本文力求在論述海登•懷 特歷史敘事思想的理論概念、敘事策略和轉義模式的基礎上,盡量系統深入地對其以詩 性敘事為形式的歷史書寫理論進行闡釋,試圖為以敘事為核心的文學形式尋找新的理論 維度。
      二、國內外研究現狀
      1、國外研究綜述 國外學術界對懷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史學領域,大致形成了反對和支持兩派。 懷特歷史理論中的觀點在當時具有極大的顛覆性,表現為一種后現代主義歷史哲 學,因此不斷受到質疑。傳統歷史學家阿瑟•馬維克指出海登•懷特主張的歷史的虛構 性破壞和摧毀了史學的真實性,他認為懷特用話語理論等“發明”式的方法分析歷史文 本,只注意歷史學家對歷史的想象和書寫,忽視了原始資料和文獻①,甚至馬維克曾公 開以“元史學是胡說,歷史才是根本”為標題進行授課②。學者邵立新在《理論還是魔 術》一文中把“元史學”看作是“玄史學”,也是一個“咒語的邏輯推理陷阱”。他指 出“元史學”是一種魔術表演,而深層的詩性結構則是魔術表演的核心③。克萊夫更是 認為《元史學》的風格“不夠簡潔和清晰”,是“新詞的怪物”④。這些負面的評價雖 然對海登•懷特的史學思想進行了否定,但還是在一定意義上豐富了我們對懷特思想的 認識。
      當然,海登•懷特的理論思想也受到了一定的肯定和支持。埃娃•多曼斯卡曾指出, “《元史學》是史學理論方面自柯林伍德的《歷史觀念》以來最重要的著作”⑤;安克 施密特也稱贊道,懷特將語言學轉向帶入到史學研究之中,引起了史學領域的革命,否 則史學理論就可能成為學術上的一潭死水,墜入無人問津的孤立狀態⑥。可見,埃娃•多 曼斯卡和安克施密特對懷特的思想理論都給予了高度評價。米歇爾•羅斯也是一位海 登•懷特史學理論的褒揚者,認為海登•懷特的史學理論將歷史敘事當作是一種修辭結 構而存在,通過強調歷史文本的修辭性,拉近了文史之間的關系,但這并不代表著對歷 史的虛無和瓦解,懷特目的是為了在文學和歷史之間進行對話,“促進文學和歷史的跨 學科交叉發展”,進而“重新思考與‘過去'的關系”⑦。
      綜上,國外學術界對懷特及其思想理論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大多是對懷特
      ①Arthur Marwick:Two Approaches to Historical Study:The Metaphysica(l Including‘Postmodernism')and the Historic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Vo l . 3 0 ,No.1(1995),p.19。
      ②Hayden White:Response to Arthur Marwick,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Vol.30,No.2(1995),p.233。
      ③邵立新:《理論還是魔術:評海登•懷特的<玄史學>》,《史學理論研究》,1999年第4期。
      ④Richard T. Vann:The Reception of Hayden White,History and Theory,Vol.37,No.2(1998),p.150。
      ⑤埃娃哆曼斯卡編:《邂逅:后現代主義之后的歷史哲學》(彭剛譯),北京:北京大學岀版社2007年版,第36頁。
      ⑥安克施密特著: 《歷史的表現》 (周建漳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⑦Michael S. Roth:Cultural Criticism and Political Theory:Hayden White Rhetorics of History,Political Theory,Vol.16, No.4(1988),p.644。
      的后現代歷史哲學思想的宏觀評述,或者是僅僅對其部分理論觀點進行探究,并沒有進 行深入的分析和探討。因此,我們十分有必要在借鑒和吸收國外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海 登•懷特的理論思想做進一步的研究。
      2、國內研究綜述
      海登•懷特最早被我國學術界認識和了解是源自于1993年出版的張京媛主編的論 文集《新歷史主義與文學批評》,這本書一共收錄了 12篇論文,而懷特的論文就占了 4 篇,由此不難看出編者對海登•懷特新歷史主義批評理論旗手地位的肯定,同時這本書 也為國內學術界了解和研究懷特新歷史主義的文學理論主張提供了第一手資料。而國內 學術界開始專門介紹和研究海登•懷特的理論則始于一些譯者對懷特著作的譯介。2003 年,由陳永國、張萬娟翻譯的懷特的自選文集《后現代歷史敘事學》⑧出版,陳新于2004 年翻譯了《元史學: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想像》⑨,隨后董立河在2005年和2011年陸 續翻譯了《形式的內容:敘事話語與歷史再現》⑩和《話語的轉義一一文化批評文集》[⑧海登•懷特著:《后現代歷史敘事學》(陳永國、張萬娟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岀版社2003年版。
      ⑨海登懷特著:《元史學: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想像》(陳新譯、彭剛校),南京:譯林岀版社2004年版。
      ⑩海登•懷特著:《形式的內容:敘事話語與歷史再現》(董立河譯),北京:文津岀版社2005年版。] [海登•懷特著:《話語的轉義一文化批評文集》(董立河譯),鄭州:大象岀版社2011年版。]o 此外,懷特的一些沒有入集的論文也得到了翻譯,如《西方歷史編纂的形而上學》[海登•懷特:《西方歷史編纂的形而上學》(陳新譯),《世界哲學》,2004年第4期。]、
      《論實用的過去》[海登•懷特:《論實用的過去》(張文濤譯),《山東社會科學》,2009年第3期。]等,這些相關著作和論文的譯介為國內學術界對海登•懷特進行完 整而細致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資料。雖然國內學術界對海登•懷特的學術研究起步較晚, 但是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研究現狀梳理如下:
      (一)在宏觀大背景下對海登•懷特的理論思想進行總體評述
      文學研究領域主要是在新歷史主義的整體觀照下對懷特的思想理論進行評述。
      在《二十世紀美國文論》(1994) 一書中,作者盛寧將海登•懷特和格林布拉特作 為新歷史主義批評的兩位代表人物進行評述,他認為懷特的理論使我們“從歷史話語向 文學話語位移的方向上看到了傳統歷史觀的變化”,“激發我們對世界重新進行思 考” [盛寧:《二十世紀美國文論》,北京:北京大學岀版社1994年版,第260—261頁。]o該書有助于我們從宏觀上認識懷特思想理論的面貌,但也僅僅是從新歷史主義 批評的宏觀脈絡中來審視懷特的元史學理論,并沒有進一步的深入探究;
      《當代西方文藝理論》(1997)一書開辟專章專節來介紹新歷史主義和懷特的理論 思想,也是將其置于新歷史主義的宏觀背景下進行總體評述。這本書提出“元歷史構架” 的理論,并指出該理論的核心是“歷史意識、闡釋框架、語言詩意的想像和合理的虛構” 15,“元歷史構架”這一術語在國內學術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但由于并非專著專論, 該書顯得缺乏一定的理論研究深度。
      在《新歷史主義與歷史詩學》[ 朱立元: 《當代西方文藝理論》,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409頁。] [ 張進: 《新歷史主義與歷史詩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2004)中,張進以話語形態和范式為劃分依據, 從歷時和共時兩個方面對其理論思想進行了宏觀的把握。該書專節介紹懷特的歷史詩 學,并對話語轉義模式進行了考察和把握,是對海登•懷特詩學思想的具體化研究。
      史學研究領域主要以海登•懷特史學思想與后現代主義歷史哲學的關系為參考坐標 進行研究。
      《后現代與歷史學》[ 王晴佳、古偉瀛: 《后現代與歷史學—中西比較》,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2003) 一書把對海登•懷特的史學觀的考察放在后現代主 義的統一脈絡中進行,認為后現代主義對歷史書寫產生了很大影響,海登•懷特正是將 后現代主義觀點帶入史學領域的引導者,所以他的理論是后現代史學思想的產物,其目 的是為了消解文學和歷史之間的分界。
      《敘事、虛構與歷史一一海登•懷特與當代西方歷史哲學的轉型》[彭剛:《敘事、虛構與歷史一海登•懷特與當代西方歷史哲學的轉型》,《歷史研究》,2006年第3期。] (2006)指出 懷特的歷史敘事思想將歷史作品看作是一種言辭結構,因此文本成為了其整個理論體系 的焦點,而敘事與歷史真實、敘事與歷史闡釋則成了歷史哲學思想中最關注的問題。懷 特的敘事主義歷史哲學思想改變了傳統歷史哲學的學術狀態,使得幾近山窮水盡的歷史 哲學煥發了新的活力。
      《后現代主義與史學研究》[ 黃進興:《后現代主義與史學研究》,上海:三聯書店 2008 年版。] (2008) 一書將海登•懷特放到了西方史學發展的廣 闊背景之下來闡述其主要理論觀點,分析了懷特對西方史學思想的繼承與發展,認為《元 史學》一書對后現代主義歷史哲學的語言敘事學轉向具有里程碑意義,同時也指出了懷 特史學思想的缺點和不足。相比之下,該書對懷特思想理論的論述較為具體和全面。
      在學位論文中也有關于此方面的論述,如《歷史思考的新途徑:海登•懷特歷史哲 學研究》[韓炯:《歷史思考的新途徑:海登•懷特歷史哲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學位論文,2010年。]—文認為海登•懷特開啟了歷史思考的新途徑,即敘事主義歷史哲學。該文 通過對懷特敘事主義歷史哲學中的修辭性、文本性、敘事性三種理論形態以及多重視角 下的價值觀問題的論述,說明了后現代主義歷史哲學理論是影響懷特史學思想的一個重 要因素。董立河的《歷史與想象》[ 董立河:《歷史與想象》,北京師范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5 年。]、田興斌《海登•懷特的后現代歷史編纂學》[田興斌:《海登•懷特的后現代歷史編纂學》,山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年。]等學 位論文也在西方史學發展和后現代主義歷史哲學的背景下對海登•懷特的思想和理論進 行了分析和研究。
      總的來說,從新歷史主義文學批評和后現代主義歷史哲學的廣闊視域下來考察海 登•懷特的理論,有助于我們梳理和厘清其思想理論的發展方向和脈絡,為進一步的深 入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二)海登•懷特思想中歷史與文學的關系問題
      趙志義指出海登•懷特的理論消解了歷史與文學之間的截然對立關系,“文學性” 成為了歷史話語的本質屬性,懷特所進行的正是歷史的“文學性”研究[趙志義:《歷史話語的文學性一兼評海登懷特的歷史詩學》,《青海師范大學學報》,2006年第4期。]。韓震認為海 登•懷特的歷史書寫與文學活動具有相似的虛構性,二者相差無幾,都是一種藝術想象 行為[ 韓震、董立河: 《歷史學研究的語言學轉向—西方后現代歷史哲學研究》,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楊杰認為歷史與文學之間具有互動性,歷史是文學研究中難以回避的維度。因此, “走向文學與歷史的融合是文學研究的必然發展趨勢”[楊杰:《海登•懷特的歷史書寫理論與文學觀念》,山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年。],也是懷特理論價值的真正所 在。董馨以歷史性和文學性的融通為研究視角,對懷特的歷史詩學理論進行了全面地把 握,從歷史話語、歷史文本和詩學形態三個方面探究歷史的“文學性”,為我國當代文 藝學和美學的建設提供了新的思路[董馨:《文學性與歷史性的融通:海登•懷特歷史詩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岀版社2010年版。]。
      然而,一些學者在接受歷史的文學虛構性的同時,也表明了自己的擔憂,譬如張燕 輝指出,懷特的新歷史主義理論將歷史看作是虛構的文本,以此實現對歷史的闡釋和對 歷史意義的理解,即“新”的歷史衍生出了文學性特質。然而,過于強調歷史的文學虛 構性,就可能會導致歷史虛無主義的危險[ 張燕輝:《“新”的歷史與文學性的衍生》,《青海師范大學學報》,2008年第5期。]。
      筆者認為,海登•懷特提出歷史文本虛構性和文學性的觀點,并不是為了“取締” 歷史的真實性,其目的是為了解構傳統史學觀中所謂的客觀性歷史敘事的權威,進而建 立一種多樣性的歷史敘事范式。
      (三) 海登•懷特的歷史比喻修辭理論研究
      徐賁認為海登•懷特將其理論的著眼點放到了歷史敘述的喻說形式和內容上,喻說 指的是語言的修辭手法。他著重分析了海登•懷特歷史敘述的三種釋義形態:情節效果、 解釋范型和意識形態,并以此為基礎論述了四重結構之間的相互關聯性,最后提出海 登•懷特的歷史喻說理論是“對西方多種四重結構的修改和運用”[徐賁:《海登•懷特的歷史喻說理論》,《蘇州大學學報》,1993年第3期。],因此應重視這方 面的研究。這是國內最早基于外文文獻對懷特的歷史修辭理論所進行的評述。
      在陳新看來,從海登•懷特的歷史比喻理論中我們可以探究出語言修辭在歷史表述 中的重要作用,懷特從比喻修辭的角度對歷史實在與歷史真實問題進行了分析,為思辨 的歷史哲學開拓了新的研究思路[陳新:《歷史•比喻想象一海登•懷特歷史哲學評述》,《史學理論研究》,2005年第2期。]o
      翟恒興在其論文中指出,海登•懷特轉義比喻學的貢獻不僅在于它揭示了四種轉義 模式在話語運作中的思維過程,具有認識論意義,而且也探究出了轉義的“生物性本體 論基礎和它在人類潛意識中存在的依據” [翟恒興:《走向歷史詩學一海登•懷特的故事解釋與話語轉義理論》,浙江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年。]o因此,轉義比喻理論不僅具有基礎性的本 體論意義,也具有認識論和方法論意義上的價值。該論文從現象學的角度對懷特的轉義 比喻理論進行了研究,以問題為中心將轉義理論的探究引向了縱深,同時也提供了一種 文學的文化現象研究的新思路。
      (四) 海登•懷特的敘事學研究
      陳新認為懷特是主張以語言學理論解決歷史敘事問題的開創者之一。他認為懷特 “在語言學和修辭學的基礎上,深入分析敘事采用什么手法傳達敘述者的意圖,完成解 釋”[陳新:《西方歷史敘述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岀版社2005年版,第70頁。],從而將歷史敘事作為了歷史再現的惟一可能手段。陳新還指出了海登•懷特敘 事學理論的不足,認為其思想理論的研究僅僅停留在認識論層面,帶有一定的神秘主義 色彩。陳新對懷特的敘事學理論進行了較為客觀、公正的研究。
      綜上所述,國內學術界對海登•懷特的學術研究雖然起步較晚,但是也取得了一定 的成就,對于其中積極的研究成果,我們應該進一步深化,而對于一些誤解和偏見則有 待于我們進行匡正。當然,研究也存在著一些不足,如懷特的諸多著作、論文以及相關 研究資料都還沒有被翻譯出版,導致我們無法直接接觸到一手資料,必然會影響對懷特 思想的進一步研究。此外,學術界對海登•懷特的研究多為總體性評述,對其歷史敘事 思想并沒有給以足夠的關注,或者還不夠全面詳實,缺乏文學領域范圍內的系統觀照。
      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在梳理海登•懷特相關理論著述的基礎上,從探究其歷 史敘事思想的形成背景和思想淵源入手,力圖從懷特歷史敘事思想的兩個關鍵部分—— 歷史文本敘事闡釋模式和話語轉義理論兩個方面深度剖析其歷史敘事思想的詩學本色。 在此基礎上論述了懷特歷史敘事思想在方法論意義上的探索和呈現出的文學價值指向, 進而使研究獲得理論上的進一步提升。
      第一章 海登•懷特歷史敘事思想的形成背景和思想淵源
      第一節 海登•懷特歷史敘事思想的形成背景
      一、 “費邊策略”的失效:科學還是藝術
      1965年,海登•懷特發表了學術論文《歷史的負擔》,指出20世紀以來的歷史學陷 入了一種荒謬之境:歷史學家一直用來應付知識界相關領域批評的“費邊策略”失效 了。所謂的“費邊策略”是指,當社會科學家指責歷史學隱喻性的研究方法粗糙和社會 學、心理學前提含混時,歷史學家便聲稱歷史研究雖然依靠分析的方法,但是同樣也依 賴直覺,歷史學的性從來都不是純科學的;而當文學藝術家批評他們不愿意運用當今文 學藝術模式探索人類的深層意識時,歷史學家反過來回答道,歷史是一門半科學,歷史 資料本身的性質決定了歷史敘事形式的選擇在藝術上的不自由。如是觀之,歷史既是科 學又是藝術,成為了科學和藝術的中介,甚至有的歷史學家認為藝術和科學只有在歷史 學中才得以和諧的綜合,因此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這種“費邊策略”都十分有效。然而 隨著社會的進步和觀念的更新,人們越來越意識到,歷史學家并不是像他們自己所說的 那樣是連接科學和藝術之間的橋梁,而是二者之間無可挽回的敵人。此時,“費邊策略” 開始失效,到處都充斥著對歷史學家的不滿,最終導致了歷史主義的危機。正如海登•懷 特所說:“當結構主義成為藝術陳述和科學陳述的共同特征之后,原先歷史學家自信和 自豪地占據的位于藝術和科學之間的所謂中立的中間立場土崩瓦解了” [海登•懷特著:《話語的轉義一文化批評文集》(董立河譯),鄭州:大象岀版社2011年版,第30頁。]o
      造成歷史學科危機處境的原因有二:一是與歷史專業自身保守的學科性質有關。19 世紀的歷史學家們為了確立自己在學科領域內的權威地位,他們一味地埋頭于對歷史資 料的搜集和整理之中,全然不知科學和藝術領域的最新發展動態。歷史學家沒有意識到 二十世紀以來,藝術和科學已經更新了自身的觀念,他們自詡的作為藝術和科學仲裁者 的地位已經消失了;二是二十世紀以來,科學和藝術的發展取得了非凡的勝利,現代藝 術和科學成為了推動社會發展的主要力量。而這時的歷史學家依舊固守19世紀陳舊的 歷史觀,繼續把歷史看作是藝術和科學的結合,“他們似乎追求的僅僅是一種古舊的分 析和表達方式的綜合” [海登•懷特著:《話語的轉義一文化批評文集》(董立河譯),鄭州:大象岀版社2011年版,第47頁。],而這種分析和表達方式正是現代科學和藝術所要摒棄的。因 此,歷史學家備受科學家和藝術學家的批評與指責。
      20世紀的許多文學作品也對歷史意識充滿了敵意和不滿。現代作家把歷史學家看作 是小說和戲劇中情感被抑制的極端代表,認為歷史就是一個夢魘,如果人性想要得到服 務和拯救,就必須從這個夢魘中清醒過來。例如,在喬治•艾略特的小說《米德爾馬契》 中,艾略特描寫了多蘿西婭小姐和卡索本先生之間的相遇,通過這些描寫表達了對英國 古物歷史研究種種危險的批判。當多蘿西婭遇到年長自己 25 歲的卡索本先生時,被他 身上的學者氣質所打動。于是,不顧年齡的巨大懸殊,多蘿西婭毅然決然地嫁給了卡索 本,并決定傾其一生來幫助卡索本完成他的世界宗教體系的歷史研究。然而,她的美夢 破滅在了蜜月期間。卡索本無能的本性逐漸顯現出來,他既不能對城市古跡生動的過去 做出反應,同時對當下的智力勞動也無動于衷,這一切使多蘿西婭感到十分壓抑和痛苦。 最終,她決定離開卡索本,與“歷史”徹底拒斥,并嫁給了藝術家拉迪斯勞,從歷史的 夢魘中解放了出來。通過男女主人公的遭遇,艾略特明確了一種明顯的對立,即藝術家 對當下生活鮮活的反應和歷史學家對僵死過去的無比崇拜之間的明顯對立,并以此表達 了對歷史意識的不滿和厭惡。
      面對歷史學科的危機處境,海登•懷特認為歷史學家應該承擔起重振歷史,重新確 立歷史學尊嚴的重任。他指出歷史學家不應該為研究而研究,而要把對過去的研究所獲 得的價值當作理解現在的視角,從而解決自己時代的特有問題。也就是說,歷史學家要 明確自己時代的藝術和科學的要求,在此基礎上從研究材料中提出問題,并認真進行回 答,只有這樣,歷史學家才能成為當前文化對話的參與者,并獲得發言權。此外,海登•懷 特認為,“19 世紀初是藝術、歷史和科學聯合起來共同理解法國大革命經驗的一個時 期”[海登•懷特著:《話語的轉義一文化批評文集》(董立河譯),鄭州:大象岀版社2011年版,第45頁。],這個時期之所以取得了突出成就,就是因為在此期間所有領域的知識分子都自 覺地打破了學科間的界限來進行交流與研究。就此,海登•懷特強調,應通過“諸如精 神分析學、控制論和博弈論等的介入”來建構歷史理論的大廈。因此,走出歷史學科保 守、狹隘的天地,跨越學科間的界限,進行多學科的融合交叉研究勢在必行。總之,海 登•懷特希望通過改造歷史研究來找回歷史學失去的尊嚴,把人們從歷史的負擔中解放 出來,使歷史學科重新獲得發展的活力。
      二、 批判客觀主義歷史敘事論和實證主義歷史觀
      美國史學受歐洲歷史學的影響較大,特別是受德國蘭克學派的“客觀主義”和“科 學精神”的影響。歷史學家蘭克主張歷史書寫要“如實直書”、“消滅自我”,如實客 觀地再現歷史原貌,因此他十分重視對歷史資料的收集、整理和分析,被稱為“考據 派”。受蘭克影響的歷史著作內容豐富,具有歷史權威性。然而即便如此,這些歷史著 作也不能保證絕對的客觀真實性,因為史學家對雜亂無章的歷史資料的選擇過程也是意 識形態的一種能動性反應的過程,必定會有主觀性因素滲透其中。因此到了 20 世紀, 李凱爾特、克羅齊和柯林伍德分別從歷史的相對性、直覺性和表現性上對這種客觀主義 歷史觀進行了否定。在克羅齊的影響下,海登•懷特從歷史的詩性本質角度對客觀歷史 主義的客觀性敘事進行了批判。他指出:“只要采用敘事的方式進行歷史書寫,就必然 會把原型神話和情節化結構帶入敘事之中”[海登•懷特著:《元史學: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想像》(陳新譯、彭剛校),南京:譯林岀版社2004年版,第228頁。]。客觀主義歷史敘事因為“過于強調史料 的考證和事實的記述,而排斥了解釋和理論”[ 何兆武: 《當代西方史學理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20頁。],懷特認為“使歷史學家愿意沉迷于歷 史文獻包含的混亂材料和事件的是一種這樣的信念,即根據事件的特殊性所做的準確描 述得出的不是一幅混亂的圖景,而是一種形式一致性想象”[海登•懷特著:《元史學: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想像》(陳新譯、彭剛校),南京:譯林岀版社2004年版,第259頁。]。客觀主義歷史觀主張“如 實直書”的歷史敘事,說明了在歷史書寫的過程中史學家已經自覺地把文學性與修辭成 分排除在外,也就排除了“形式一致性的想象”,最終的結果就是敘事的歷史性也被排 除。所以,海登•懷特認為,傳統的蘭克式歷史研究的成功是導致歷史主義危機的原因。 進而,懷特指出救贖這場歷史主義危機的一種途徑就是開創一種新的研究方法,即以新 實證主義和結構主義的形式來替代傳統而又陳舊的歷史研究。
      以孔德為代表的實證主義認為,歷史學家的任務就是要在經驗的基礎上建立對事實 的準確認識,進而科學、正確地發現存在于歷史事實中的聯系,最終使歷史事實具有意 義性。實證主義史學家采用的是一種無異于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主張實在、準確,在 經驗現象之間發現規律。到了 20 世紀,狄爾泰、柯林伍德等史學家開始努力尋求歷史 學獨立于自然科學的自身特性,對實證主義史學進行了強烈的批判。狄爾泰以研究對象 為依據區分了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的概念和屬性,并指出歷史屬于人文科學,并不受制 于自然科學的方法。柯林伍德認為“歷史就是思想史”[ 柯林伍德著: 《歷史的觀念》(何兆武、張文杰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244頁。],對一個歷史對象的思考不能 僅僅局限于思考歷史對象本身,而應該把自己對歷史對象的想法融入其中,歷史只有通 過想象與思考才能被建構出來并得以理解。哲學家卡爾•波普爾也對實證主義進行了抨 擊,他反對“歷史宿命論”,認為歷史沒有規律可言,因此人類歷史的進程是不能預言 的。我們只能對歷史進行解釋,并沒有權力對歷史做最后定論,卡爾•波普爾認為歷史 學一味地采用自然科學的方法進行歷史研究是不會成功的。
      海登•懷特認為,“作為創造過程的產物,歷史的文學性和詩性要強于科學性和概 念性”[海登懷特著:《元史學: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想像》(陳新譯、彭剛校),南京:譯林岀版社2004年版,中譯本前 言第 7 頁。],海登•懷特力圖做的也正是對所謂的歷史科學神話的批判和解構。他努力挖 掘歷史敘事的詩性和修辭性因素,將歷史敘事的關注點轉向了歷史書寫的布局和結構之 上,重新建立起了史學研究和修辭文學性之間的關系。
      三、 歷史領域的語言敘事學轉向
      在《歷史哲學——導論》一書中,沃爾什指出:“歷史一詞是模棱兩可的,它包括 兩個方面,一是過去人類各種活動的全體,二是我們現在用它來構造的敘述和說明”[ 沃爾什著: 《歷史哲學—導論》 (何兆武、張文杰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7頁。], 沃爾什進而提出了“思辨的歷史哲學”和“批判的歷史哲學”兩大概念。“思辨的歷史 哲學”主要關注的是歷史事件的實際過程,從而尋求這個過程的目的和意義,而“批判 的歷史哲學”則是通過反思認識過程來達到對歷史思維、歷史知識的解釋。簡言之,“思 辨的歷史哲學”關注的是歷史的過程本身,是一種歷史本體論,而“批判的歷史哲學” 則側重對歷史的反思,是一種歷史認識論。在20世紀60、70年代以前,“批判的歷史 哲學”是歷史哲學研究的主流形態,但是由于它過于強調對歷史的認識、對歷史知識性 質的認識,對歷史敘事、歷史話語的建構性和意識形態性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因此, “批判的歷史哲學”一度陷入僵局,最終出現了危機。到了 20世紀70年代,隨著后現 代主義時期的來臨,歷史哲學也將注意力從歷史認識論轉向了歷史文本和歷史話語本 身,即歷史的敘事層面,歷史哲學領域發生了重要的語言敘事學轉向。至此,敘事主義 的歷史哲學取代批判的歷史哲學,成為主要的發展趨勢,海登•懷特被視為這一轉向的 主導人物。《元史學》的問世,也使歷史學關注的焦點轉向了歷史敘事。
      敘事離不開語言,在談到語言學的影響時,伽達默爾指出語言學的研究成果已經滲 透到人文科學的多個領域,因此語言學的問題是 20 世紀哲學的焦點問題。伊格爾斯也 認為,“轉向”意味著對語言或話語建構歷史的重要性的承認,是從語言方面對歷史意 義所進行的思考。的確,就歷史研究而言,語言既是歷史編纂的主要工具,也是傳達歷 史意義的重要方式。雖然歷史編纂和歷史哲學所包含的內容不同,但是從語言風格、文 本結構甚至話語的轉義模式等層面來看,它們的共同目的都是為了完成歷史意義的生成 與傳達。正如伊格爾斯所言,敘述“可以表達抽象形式所不能表達的各個成分”,在這 個過程中“語言是一種傳達有意義知識的運載工具”[ 伊格爾斯著: 《二十世紀的歷史學:從科學的客觀性到后現代的挑戰》(何兆武譯),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 年版,第127頁。]。總之,歷史只有通過語言才能 獲得,只有對歷史文本進行語言學層面上的分析與研究,歷史的意義才得以生成和傳達。
      基于此,海登•懷特撰寫了論文《走出歷史:詹姆遜的敘事救贖》。在這篇文章中, 懷特闡述了詹姆遜的文本話語層次理論,以修正文學作品的形式和內容之間的關系。海 登•懷特指出,語言不僅是形式也是內容,必須把語言看作是和其他內容一樣,從而構 成話語的整體內容。海登•懷特十分重視語言學的地位和作用,正如他自己所說,“在 人文學科中,語言學領域是西方 20 世紀開辟的一個重要的嶄新的研究領域,其重要性 甚至超越了人種學領域”[海登懷特著:《形式的內容:敘事話語與歷史再現》(董立河譯),北京:文津岀版社2005年版,第253頁。]。懷特將語言學的理論帶入到歷史領域的研究之中,他以語 言為切入點,對歷史文本的層次結構進行了深度剖析,例如海登•懷特關于歷史文本的 解釋模式以及話語轉義模式,都是基于語言結構和形式所獲得的闡釋。海登•懷特主張 的是一種詩性的歷史敘述,是一種討論“歷史寫作的語言和文字形式”的“敘述主義歷 史哲學” [ 陳啟能:《當代歷史學思想的困惑》,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80頁。]o
      第二節 海登•懷特理論的思想淵源
      一般來說,每一種思想理論都是在繼承和發展了之前諸多理論的基礎上成熟起來, 最終形成自己獨特的理論品格。因此,它與過去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追溯其理論的思 想淵源對該理論的研究具有重要作用。海登•懷特的思想理論在借鑒吸收其他理論家的 觀點的同時,也融入了個人的思考,進而增加了思想的深度和廣度。
      一、 維柯:“詩性邏輯”觀
      維柯在《新科學》中提出了“詩性智慧”一詞,并指出“詩性智慧”是一切科學和 哲學的源頭。他認為,人類的智慧存在兩種形態:玄學智慧和詩性智慧。與抽象、理性 的認識事物方式不同,詩性智慧是以原始的方式,通過感知和想象來賦予事物特征。維 柯將具體感性的、以己度物的認識事物方式稱作“詩性邏輯”,詩性的語言正是憑借 “詩性邏輯”將神的實體意義揭示了出來。換言之,維柯認為“詩性邏輯”表現的是詩 性語言通過想象和感知來創造歷史的本質。這種“詩性邏輯”借助語言學、修辭學對詩 性語言進行反思,進而再把這些反思放置到歷史的進程之中進行思考。因此,可以說維 柯“詩性邏輯”的運行機制是歷史的,他是從歷史的角度來表現人類智慧。
      海登•懷特的歷史敘事思想深受維柯“詩性邏輯”觀的影響,懷特自己也曾聲稱:
      “我的修辭觀來自維柯”[埃娃多曼斯卡編:《邂逅:后現代主義之后的歷史哲學》(彭剛譯),北京:北京大學岀版社2007年版,第34頁。]。從海登•懷特的歷史著作中我們處處可以看到他對“詩性 邏輯”這種歷史敘事方式的肯定,并將這種方式積極地運用到了自己的歷史著述之中。 面對雜亂無章的歷史文獻和歷史事件,歷史學家在其敘述行為發生之前,首先需要做的 就是將這些事件和文獻預構成某種特定的客體形式,而在懷特看來,這種預構行為呈現 出一種“詩性”特征。在懷特的歷史著作中,我們可以發現他多次使用了諸如“我預 構”、“我假設”這類語句,由此可以看出海登•懷特對自己的詩性預構行為是坦率而 又自信的,他以“詩性邏輯”為基礎建構起了歷史詩學的理論大廈,這個基礎存在于歷 史學家的意識之中,同時也體現在歷史學家的詩性預構行為之中。簡言之,詩性預構是 海登•懷特充滿詩性邏輯的敘述行為的載體。
      維柯認為“詩性邏輯”代表了一種人文主義修辭學,而修辭學作為一種敘述活動, 是用心靈構建歷史和自身的一種行為。“民政社會的世界確實是由人類創造出來的,所 以他的原則必然要從人類心靈的各種變化中才可找到”[ 維柯著:《新科學》(上冊)(朱光潛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9年版,第154頁。]。歷史和社會的發展過程就是 人類心靈的演變和創造過程,而人類的心靈需要借助語言來把握世界,語言本身又具有 創造性和闡釋性的特征,因此心靈就會通過這種詩性的創造和闡釋來完成對世界的認 識。這一點和懷特的思想理論不謀而合。懷特努力挖掘歷史敘事中的語言學因素,以確 定歷史敘事具有詩性的本質。在他看來,歷史敘述本質上是一種詩性行為,史學家正是 通過自己的心靈來詩意地建構歷史文本,并在歷史領域內探索心靈預構歷史意義的方 式,而這一切都要求歷史學家必須采用“詩性邏輯”的方式來敘述歷史故事。
      二、 克羅齊:表現主義美學
      克羅齊是表現主義美學的奠基者。在他看來,精神創造了世界和歷史。人類的精神 活動是世界存在的本質,而歷史又是人類精神的自我創造和發展。因此,在克羅齊那里, “精神”也是“生命”、“自由”、“創造”的意思。克羅齊的特別強調“直覺”的作 用,他是一個直覺主義者,把直覺看作是人類精神活動的岀發點和最基本的形式,進而 指岀美學只有一種,就是直覺或表現的科學。克羅齊的美學思想從研究直覺概念開始, 直覺是其表現主義美學的核心。朱光潛先生曾這樣給“直覺”下定義:“看到一個事物, 內心只領會它的意象,不假思索、不生分別、不審意義、不立名言”[ 克羅齊著:《美學原理》(朱光潛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第1頁。],這叫做直覺。 如是理解,直覺活動源于人類的想象,在想象的過程中,心靈賦予雜亂無章的物質世界 以形式,最終產生了形象化的意象。“直覺”不同于“知覺”,“知覺”是被動地認識 事物,而“直覺”是主動的,具有創造性。克羅齊認為直覺就是表現,而且能夠真正闡 釋直覺的,也只有表現。因此,克羅齊的直覺主義美學是把主體帶入到了歷史審美的創 作過程中,并發揮著決定性作用。
      海登•懷特認為審美是獲得歷史的不可或缺的方式。他也坦言:“克羅齊改造了黑 格爾的美學,并使其與現代藝術協調發展,這一點影響了我”[埃娃多曼斯卡編:《邂逅:后現代主義之后的歷史哲學》(彭剛譯),北京:北京大學岀版社2007年版,第36頁。]。懷特的故事情節化解 釋就是深受克羅齊表現主義美學影響的一個方面。雖然故事情節化解釋運用了弗萊的原 型批評理論,但是克羅齊的表現主義美學使懷特將審美維度引入到了歷史觀念之中,從 而使歷史思想具有了歷史審美主義色彩,在歷史學家的“直覺”式的虛構和想象之下, 雜亂無章的事件被賦予了一定的形式和意義。因此,情節化解釋的過程就是融入了喜劇、 悲劇、浪漫劇和諷刺的審美體驗過程,也是將歷史美學化的過程。
      克羅齊還十分重視形式的作用,認為缺乏了形式就缺乏了一切。形式是指心靈的活 動和表現,具有主動性和創造性。克羅齊從內容和形式的關系角度強調了形式的重要性, 他指岀藝術作品作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內容和形式不可分離。藝術之所以為藝術,就在 于從內容之中得到了形式。所謂的內容在未經主體運用形式加工以前只是雜亂的印象, 稱不上為藝術;然而,內容一旦被賦予了形式,將主體的主動性和創造性融入其中,內 容和形式就混化成了一個有生命的東西,我們就能夠從藝術的角度去討論它。因此,克 羅齊認為,“藝術審美的事實是形式,并且只是形式”[ 克羅齊著: 《美學原理》(朱光潛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第 19 頁。]。這一點在懷特的形式論證式 解釋模式方面集中地體現了出來,懷特著重從形式論證的角度對故事中的事件做出解 釋。
      克羅齊最后得出結論:語言學和美學是統一的[ 克羅齊著: 《美學原理》(朱光潛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第163頁。]。之所以把語言學和美學看作是真 正的科學,是因為它們本質上不是兩事而是一事。如前所述,美學是直覺或表現的科學。 事實上,語言學本質上也具有表現性,語言是通過發聲來表現一定的目的和意義,“發 聲音如果不表現什么,那就不是語言”[ 克羅齊著: 《美學原理》(朱光潛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第163頁。]。這與海登•懷特運用語言學理論來進行歷史 文本敘事的做法不謀而合。海登•懷特通過話語轉義、比喻理論等語言學的方式分析歷 史文本的結構,建構歷史敘事的詩性內涵,從而揭示出了歷史敘事思想的審美主義特征。
      雖然克羅齊的表現主義美學對海登•懷特的思想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但是海登•懷 特并沒有全盤接受克羅齊這種將美學思想帶入歷史研究中的做法,而是對其進行了改 造。海登•懷特認為,“在將歷史美學化時,克羅齊也將它非倫理化了,并將歷史永遠 地非意識形態化”[海登•懷特著:《元史學: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想像》(陳新譯、彭剛校),南京:譯林岀版社2004年版,第550頁。]。海登•懷特在歷史書寫的過程中并沒有將歷史非意識形態化處理, 而是運用意識形態蘊涵式解釋模式來表現歷史學家在社會實踐中的特殊的倫理立場。由 此觀之,海登•懷特是以一種批判的、審美的眼睛看待歷史,而也正是這種批判和審美 讓海登•懷特如此從容而又睿智地審視歷史。
      三、 弗萊:原型批評理論
      海登•懷特在《歷史中的闡釋》中,探討了弗萊有關虛構作品的詩性結構問題。他 接受了弗萊將文學作為一個有機整體的批評研究模式,認為歷史和詩一樣,它們都具有 虛構的詩性結構。在《作為文學制品的歷史文本》中,海登•懷特對弗萊的神話意識和 歷史意識進行了探索,重新思考了歷史與虛構、歷史與文學的關系,并闡釋了歷史敘事 的隱喻性問題。弗萊借鑒和吸收了弗雷澤的人類學理論和榮格的集體無意識學說,建立 起了原型批評理論。弗萊的原型批評理論,尤其是文學循環發展論對海登•懷特的歷史 敘事思想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弗萊在《批評的剖析》中把文學作品分為了兩大類:虛構型和主題型,并著重對虛 構型作品進行了研究,同時也強調了虛構性作品中情節的重要意義。弗萊在考察了歐洲 文學創作實踐之后,根據亞里士多德指岀的作品主人公與普通人的比較標準,把文學人 物和敘述模式分為了五種類型:一是神話。主人公在類型上高于普通人,是超人的神, 能超越自然規律;二是浪漫傳奇。主人公的行動力量雖然也高岀一般人,但是要受到自 然規律的支配與制約;三是高等模仿。主人公的水平略高于一般人,但并不能超越自然 規律,例如一般的領袖人物;四是低等模仿。模仿的就是現實生活中的普通人,主人公 大多是現實主義小說中的主角;五是諷刺模式。主人公的能力和智力都比普通人低,常 常會看到他們被愚弄、被奴役的荒誕場面。在西方文學史中,這五種敘事模式是按順序 進行演變的,那么在諷刺模式過后,文學該走向何方?弗萊認為,五種模式是往復循環, 首尾相接的,形成了一個演變周期。也就是說,當文學史發展到第五種諷刺模式時,就 會逐漸向神話模式過渡,進入新一輪的循環,“文學開始于神話,也以神話終結”[諾斯羅普•弗萊著:《批評之路》(王逢振、秦明利譯),北京:北京大學岀版社1998年版,第120頁。]。
      弗萊認為,人類的生命和自然界中的日岀日落、四季更替一樣,都具有同樣意義的 有機循環模式,而西方文學的敘事結構也具有與自然規律一樣的同構性。弗萊以這種同 構關系為基礎,歸納岀神話原型的四種敘事結構。喜劇對應的是一年四季中的春天、一 天之中的早晨、生命的青年時期和西方文明的中世紀時期;而浪漫劇則與夏天、上午、 成年時期和文藝復興時期相對應;悲劇對應的是一年四季的秋天、一天之中的下午、生 命的老年時期和西方文明的十八世紀;諷刺劇與冬季、夜晚、生命的死亡和當代西方文 化相對應。因此,喜劇、浪漫劇、悲劇、諷刺劇就形成了一種循環往復的文學敘述結構。 文學史的發展是以神話為開端,經過喜劇、浪漫劇、悲劇的演變,最終轉化為諷刺劇, 在這之后,又岀現神話復興的態勢。在弗萊看來,文學的發展軌跡呈現岀一種循環的面 貌,周而復始。
      從海登•懷特的歷史敘事思想中不難發現弗萊原型批評理論的印記。懷特運用弗萊 的術語提岀了四種故事情節化解釋模式:浪漫劇、喜劇、悲劇和諷刺劇,并且這四種敘 事模式也是循環往復,首尾銜接的。在《元史學》中,海登•懷特闡述了 19世紀歷史 編撰的狀態和地位,并指岀這一時期的歷史敘述以米什萊的浪漫式情節化解釋為開端, 經過蘭克的喜劇化的情節編排模式和托克維爾的悲劇化解釋,最終演變為布克哈特式的 反諷結構,從整體上看表現為一種歷史的循環過程。
      四、 雅各布森:語言詩學理論
      海登•懷特在一個訪談中曾承認自己深受雅各布森的啟發,并指出雅各布森的語言 學研究為歷史敘事的話語分析提供了很好的思路。雅各布森從語言的結構系統中引入了 “功能”這一概念,認為對語言的研究必然會涉及到它的多種功能,而且對詩性語言和 日常語言、文學和非文學的區分也需要通過“功能”來實現。基于此,雅各布森提岀了 語言的六功能之說,即語言具有情感功能、詩性功能、指代功能、交際功能、元語言功 能和意動功能。在這里,筆者只論述對海登•懷特啟發較大的情感功能和詩性功能。
      雅各布森指岀,所謂情感功能是“以說話者為焦點,旨在直接表達說話人對他所談 對象的態度”[羅曼雅各布森著:《雅各布森文集》(錢軍編輯),長沙:湖南教育岀版社2001年版,第53頁。],語言的這種功能常常會伴隨著說話人的感情和態度而產生。因此,對 于說話者而言,關注語言所傳達的情感或表現的信息就顯得尤為重要。懷特在闡釋歷史 文本敘事模式時,提岀了意識形態蘊涵的概念。這里所說的意識形態蘊涵指的是歷史學 家作為一個說話者,在看待歷史事件、社會現狀、社會改革等方面時所采取的情感態度 和倫理立場。顯然,從內容和表達意義上而言,海登•懷特的意識形態蘊涵式解釋模式 受到了雅各布森語言情感功能的啟發。
      詩性功能觀是雅各布森語言詩學理論的核心,在提及語言的詩性功能時,雅各布森 認為“研究語言必須詳細考慮它的詩性功能”[羅曼雅各布森著:《雅各布森文集》(錢軍編輯),長沙:湖南教育岀版社2001年版,第56頁。]。詩性功能將文學和語言學二者結合起 來,進而從根本上區別了文學語言和非文學語言。同時雅各布森也強調,“把詩性功能 的范圍局限在詩歌研究領域,或把詩歌局限在詩性功能的范圍內,這都是簡單化的做 法……因此在研究詩性功能時,語言學不能局限在詩歌領域”[羅曼雅各布森著:《語言學和詩學》,《符號學文學論文集》(趙毅衡編),天津:百花文藝岀版社2004年版,第 180 頁。]。在這些觀點的影響下, 海登•懷特以歷史文本的詩性特征為基礎來建構其歷史敘事思想理論,并指出“元史學” 的深層結構也是詩性的。懷特希望提岀一種與修辭學研究同樣古老而又與現代語言學同 樣嶄新的史學話語研究方法,而這種方法正是對雅各布森在描述浪漫主義詩歌與19世 紀現實主義散文之間的區別時所制定的路線的延續。語言的詩性功能和詩性特征為詩歌 和散文提供了各種形式,因此歷史編撰中的敘述形式也可以由語言本身的功能來提供, 因為歷史“總是作為構成過去的互相競爭的詩歌形式的一部分而被撰寫出來的”[海登•懷特著:《話語的轉義一文化批評文集》(董立河譯),鄭州:大象岀版社2011年版,第106頁。]。在 提及詩與史的關系時,懷特也認為“如果所有的詩歌中都存在某種歷史因素的話,那么 在對世界的每個歷史敘述中也都會存在某種詩歌因素”[海登•懷特著:《話語的轉義一文化批評文集》(董立河譯),鄭州:大象岀版社2011年版,第105頁。]。因此就歷史文本的詩性特征 而言,懷特明顯受到了雅各布森語言的詩性功能的影響。
      雅各布森還指岀語言行為存在著兩個最基本的模式:選擇和組合。舉例來說,如果 說話人的敘述主題是兒童,那么他就必須在與兒童有些近似的詞語,如孩子、娃娃、小 家伙中選擇一個,因為這些詞在某些方面存在著相似性。接下來為了圍繞這個主題展開 論述,說話者還需要從一些語義上相近的動詞,如玩耍、游戲之間選擇一個。最后把兩 次選擇岀來的詞語組合在一起構成了一個語義完整、符合語法規則的句子。“選擇的標 準是詞語間的相似、同義;組合則是根據‘鄰近性'進行的”[羅曼雅各布森著:《語言學和詩學》,《符號學文學論文集》(趙毅衡編),天津:百花文藝岀版社2004年版,第 182頁。],在一個選擇集合當中 的成分通過相似性聯系在一起,在一個組合集合當中的成分則是通過鄰近性聯系在一 起。雅各布森把相似關系稱為隱喻,鄰近關系稱為轉喻,并指岀在實際的語言組織中, 只有依靠這兩種比喻,語言才能正常運作,在此基礎上他提岀了隱喻—轉喻的二元對立 理論。海登•懷特批判地吸收了雅各布森的隱喻一轉喻二元組合模式,并將其運用到歷 史話語的分析之中,從而確定了分析歷史話語的四種轉義模式:隱喻、轉喻、提喻和反 諷,并認為某種比喻可能是某一特定歷史文本的主導性比喻而成為歷史話語的運行機 制,懷特據此對歷史敘事話語進行了深層次的剖析和解讀。
      如是看來,海登•懷特是把歷史看作為一種語言結構來把握歷史價值的,而且歷史 的深層意識結構也是語言學的。歷史學家在建構事件情節時,也是使用比喻性的語言來 闡釋歷史事件。海登•懷特對語言闡釋、語言結構和語言詩意的重視與強調,使我們認 識到他始終都在以詩性語言學作為其理論思想的核心。
      第二章 海登•懷特歷史敘事思想的詩學本色
      歷史敘事的詩性特征來源于它與文學敘事在結構上的相似性,根據海登•懷特的歷 史敘事理論,可以發現在歷史文本和歷史話語的生產中,其歷史敘事思想的詩學本色包 含了兩個方面:歷史文本的敘事闡釋模式和話語轉義模式,而話語模式在歷史書寫以及 整個歷史研究過程中都起到了更基礎、更深層的作用。
      第一節 歷史文本的詩性結構:文本敘事的闡釋模式
      一、 編年史與故事
      海登•懷特將歷史作品分為了五個層面:編年史、故事、情節化模式、形式論證式 模式、意識形態蘊涵模式。對于任何一部歷史著作而言,這五個層面缺一不可。編年史 和故事是歷史的原始材料,是那些從未加工過的、有待被選擇和編碼的最初成分。編年 史是由歷史事件構成的,歷史領域中的事件紛亂繁多、雜亂無章,編年史家的任務就是 以選擇此事件而放棄彼事件、重視此事件而讓彼事件歸屬于其他事件的方法來“發現” 一些能夠用來講故事的要素,從而進行歷史編纂。在這個過程中,“選擇”、“重視”、 “發現”都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是理解,編年史就是歷史事件的羅列清單。它并沒 有“故事”意義,也沒有開端、高潮和結局,但它并不是凌亂的、沒有順序的,而是經 過史學家精心地挑選,按照事件發生的時間次序進行排列而形成的。進而,編年史中的 事件被放置于特定的場景或發生過程之中,并對它們進行編碼,這樣編年史中的事件就 有了開頭、發展和結尾,也就是被建構岀了“故事”的意義,形成了完整的情節結構和 可辨認的形式,最終形成故事。換言之,原本沒有意識形態色彩的、只是按照事件順序 排列起來的編年史,根據歷史學家的寫作意圖,再經過他們對事件進行加工、選擇、歸 類、建構等一系列文學性編排后,就具有了完整的情節,形成了特定類型的故事,這就 是編年史轉化為故事的過程。這樣來看,故事中的“事件”雖然是客觀存在的,但是這 些“事件”是經過歷史學家精心挑選和一系列文學性“發明”后而被賦予了某種特定 的意義。因此,如何對“事件”進行文學性的“發明”決定了故事的類型和意義。那么 歷史學家在敘述歷史,將事件編織成故事的過程中是如何完成對故事的解釋并揭示事件 的特定意義呢?海登•懷特認為有三類方式,即情節化模式、形式論證模式、意識形態
      蘊涵式模式可以來回答上述問題。
      二、 情節化解釋模式
      在海登•懷特看來,情節化解釋就是指在分辨故事類型的基礎上明確故事的意義。 而面對雜亂繁多的歷史事件,歷史學家如果只是隨意敘述,那么這種事件就形不成故事。 他們只有通過能動性地選擇一些歷史事件,再經過某些特定的情節編織技巧,才能將歷 史事件變成故事。從價值判定的角度看,歷史事件的性質是中立的,一個悲劇性的歷史 事件,換個角度看有可能就成了喜劇性事件。同樣的,一個社會中在某個階級看來是悲 劇的事件,另一個階級則有可能認為它是一個喜劇。一個歷史事件被看作是悲劇性、喜 劇性還是諷刺性,情節編織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情節化是一種方式,通過情節化解釋, 歷史事件的序列逐漸展現成了特定類型的故事”[海登懷特著:《元史學: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想像》(陳新譯、彭剛校),南京:譯林岀版社2004年版,第9頁。],因此歷史學家決定著故事的情節化 解釋類別。同一個歷史事件,由于歷史學家采用了不同的情節化解釋,就會產生岀不同 的意義。海登•懷特根據弗萊對虛構性文學作品所進行的分類,指出了四種不同的情節 化模式:浪漫劇、悲劇、喜劇和諷刺。
      1、弗萊的四種原型結構
      弗萊在《批評的剖析》中將文學作品分為虛構型文學作品和主題型文學作品兩類。 虛構型文學作品主要是講述人物故事,而主題性文學作品則以表現某種意義為旨歸,但 是兩者不是毫無關系的,“任何一部文學作品都是虛構和主題兩種類型的結合,哪個更 加重要僅僅是因為看法不相同,或者是在進行闡釋時強調的側重不同”[諾斯羅普•弗萊著:《批評的剖析》(陳慧譯),天津:百花文藝岀版社1998年版,第77頁。]。在前人的基 礎上,弗萊把虛構型文學作品分為了神話、浪漫傳奇、高模仿、低模仿、和諷刺五種模 式,指岀文學的發展就是這五種模式按照順序更替循環的發展過程。同時,弗萊認為浪 漫傳奇、高模仿、低模仿和諷刺這四種模式均來源于神話模式,我們可以從這四種敘事 模式建構的文學作品中找到相對應的神話原型。在此基礎上,根據自然界的循環規律, 弗萊概括了四種文學原型:喜劇、浪漫劇、悲劇和諷刺劇。喜劇對應的是自然現象中一 年四季的春天、一天之中的早晨、生命的青年時期和西方文明的中世紀時期;而浪漫劇 則與夏天、上午、成年時期和文藝復興時期相對應;悲劇對應的是自然現象中一年四季 的秋天、一天之中的下午、生命的老年時期和西方文明的十八世紀;諷刺劇與冬季、夜 晚、生命的死亡和當代西方文化相對應。由此不難看岀,春、夏、秋、冬四個季節分別 與喜劇、浪漫劇、悲劇和諷刺劇一一對應,春、夏、秋、冬的循環交替也代表著喜劇、 浪漫劇、悲劇和諷刺劇這四種文學原型的更替輪回。
      2、懷特的四種情節化解釋
      海登•懷特認為,雖然弗萊的原型批評理論對于諸如偵探小說、神話寓言此類二流 文學類別的分析評價有很大作用,但是對于諸如《李爾王》、《追憶似水年華》等結構復 雜、層次豐富的小說而言,則表現的過于僵化和抽象。盡管如此,海登•懷特認為把它 們應用于對歷史著作的評價與批評是十分有用的。原因有二:對于簡單的情節化結構來 講,弗萊關于主題性文學和虛構性文學的分析還是十分有價值的,此其一。其二,諸如 歷史敘事和歷史編撰這樣“有限的”作品形式正是情節簡單的形式結構,況且歷史學家 的任務并不是為故事而故事,他們更喜歡用簡單、普通的方式把故事結構情節化。由此, 懷特運用弗萊的理論,通過對史學家的經典歷史著作的分析,提岀了四種歷史文本敘事 的基本模式:浪漫劇、悲劇、喜劇和諷刺。
      浪漫劇具有自我認可性,這種自我認可常常表現為英雄超脫于經驗世界、對經驗世 界的戰勝并最終在經驗世界中獲得解放。浪漫劇通常呈現為“如愿以償”的形式,也就 是它是一種與成功有關的救贖式戲劇,這種成功往往以美德征服惡行、光明戰勝黑暗乃 至人類從因原罪墮落而被囚禁的世界中得以超脫為象征。海登•懷特以米什萊為例來論 析浪漫劇,米什萊拒絕了赫爾德“有機論”的解釋模式,他始終在罪惡與美德、專制與 正義之間的轉換中尋求最終的統一。而這種最終統一的基礎就是隱喻,因為米什萊相信 “隱喻足夠描述歷史領域及其過程”[海登•懷特著:《元史學: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想像》(陳新譯、彭剛校),南京:譯林岀版社2004年版,第204頁。],而“這種過程本質上通常被看作是一種美德對 抗極端邪惡的斗爭”[海登•懷特著:《元史學: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想像》(陳新譯、彭剛校),南京:譯林岀版社2004年版,第205頁。]。可以看出,海登•懷特是將米什萊的浪漫劇視為一種充滿詩意 的模式。
      與成功救贖的浪漫劇相對的是諷刺劇。它是一種反救贖戲劇,通常呈現岀“反復無 常”的形式,同時諷刺劇也是一種由理解和承認支配的戲劇,因為人類需要對自身始終 難以征服世界的這種生存狀態進行理解,并且也要承認意識終究戰勝不了死亡的黑暗。 布克哈特的歷史文本往往被認為是沒有故事,也沒有敘事線索。然而懷特認為形成布克 哈特歷史文本的“敘事模式是諷刺式的、大雜燴式的(或混雜的),是一種反諷的虛構 模式”[海登•懷特著:《元史學: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想像》(陳新譯、彭剛校),南京:譯林岀版社2004年版,第36頁。],他是一個“將歷史看成一種以自我為中心的藝術訓練的叔本華式的悲觀主義 者”[海登•懷特著:《元史學: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想像》(陳新譯、彭剛校),南京:譯林岀版社2004年版,第333頁。]。海登•懷特把布克哈特歷史文本的諷刺劇敘事模式的根源歸結于他所處的時代 和他自身的悲觀主義情結。
      而喜劇和悲劇都表現岀人類從墮落和無助中得到部分解脫和暫時解放的可能性。喜 劇通常表現岀“調和化解”的意味,存在于人類社會和自然界中的看似不可改變的力量 沖突在喜劇中實現了妥協和化解,社會環境變得更加健康,并且放眼來看,這些力量沖 突都顯示出能夠和諧共處,與他者融成一體的趨勢。海登•懷特認為蘭克的歷史文本展 現岀的就是喜劇性的主題,蘭克將作為喜劇的歷史過程描述成“在一種特定的情境下, 歷史被元史學式地構想成一組沖突,并且最終必須以和諧的結局結束”[海登•懷特著:《元史學: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想像》(陳新譯、彭剛校),南京:譯林岀版社2004年版,第229頁。],因此各種斗 爭、沖突在喜劇中完美地實現了消解。
      悲劇則表現為“法則啟示”。與喜劇中的各種力量沖突和諧共處、合為一體不同, 悲劇中的妥協是以人類要順從環境為前提的。悲劇結束時,主角隕落、生活動蕩,但這 并沒有威脅到斗爭中的幸存者,他們努力在斗爭中反抗,這種努力恰好使人們認識了到 支配生命的規律,發掘岀悲劇的本質意義。懷特將托克維爾所建構的歷史文本看作是一 種悲劇模式,這種模式展現岀一幅“令人迷惑的挫敗和絕望的圖景”[海登•懷特著:《元史學: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想像》(陳新譯、彭剛校),南京:譯林岀版社2004年版,第267頁。],托克維爾認為 歷史學家應像悲劇詩人那樣,尋找一種治愈方法來治療人類世界挫敗的悲劇。
      綜上,情節化解釋的過程是融入了喜劇、悲劇、浪漫劇和諷刺劇的審美體驗過程, 也是將歷史美學化的過程。這四種解釋模式使歷史作品具有了審美的意味也體現岀了懷 特對歷史的審美性的理解。
      三、 形式論證式解釋模式
      編年史中的事件在歷史學家情節化的編織下轉變成了故事,而這種情節建構模式又 源自于歷史學家那種充滿文學性的主觀預設,不具有邏輯性。因此,并不是所有的情節 化解釋都會合情合理,令人信服。在這樣的情況下,就需要有一種形式性或推理性的論 證作為依據來對故事中的事件做出解釋,這種規律性的論證模式就是海登•懷特提出的 形式論證式解釋。懷特認為故事中的事件是在類似規律—演繹的論證中得以說明,進而 表達岀“主旨”或“中心思想”。因此,懷特歸納概括了四種論證模式:形式論、有機 論、機械論和情境論。
      形式論,就是用形式主義的觀念來闡釋歷史,其目的是為了辨別岀研究客體的獨特 性。歷史學家通過識別研究客體的種類、屬性,使歷史事件得到清晰的解釋。當他們確 定歷史場中特定研究客體的屬性惟一和該現象類型多樣時,形式論模式對歷史事件的解 釋任務就完成了。如果史學家用形式論模式來解釋歷史事件,那么他工作的主要目標就 是描述歷史領域中客體的獨特性和多樣性。形式論對材料進行的是“分散性”的闡釋, 這種“分散性”同時也決定了它研究視野的開闊性和現象類型的多樣性。使用形式論解 釋模式的史學家,如浪漫主義敘事史家,他們熱衷于對整個歷史領域及其過程進行普遍 意義上的闡釋和陳述。然而,面對如此廣闊的歷史領域,這種普遍性的陳述卻顯得如此 無足輕重。從這個意義上講,形式論的解釋模式缺乏概念上的“精確性”,而此時,史 學家的做法往往是強調和重建特殊的行為主體、行為方式和行為的生動性來彌補概念上 的模糊性和空洞性。在海登•懷特看來,米什萊、卡萊爾,還有一些浪漫主義敘事史家 都持有這種論證模式,他們都把歷史研究的多樣性和生動性當作歷史著作的主要目標[海登•懷特著:《后現代歷史敘事學》(陳永國、張萬娟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岀版社2003年版,前言第9頁。]。
      有機論解釋模式對世界的構想具有“整合性”。與敘述歷史個體要素相比,對整個 歷史過程的描繪才是有機論者的興趣所在。海登•懷特認為,有機論解釋者傾向于對歷 史事件中的細節描述進行“綜合”,并努力尋找這些細節在整體中的意義和作用,做到 從整體上把握歷史事件。有機論者將個體要素看作整個歷史過程的一部分,并以“微觀 —宏觀關系范式的形而上學承諾”作為解釋模式的核心。在有機論者看來,對歷史領域 內綜合實體的敘述要比單個個體的敘述重要的多。因此,他們總是以整合和統一的方式 來敘述分散的歷史事件。海登•懷特還指出,有機論者的歷史研究盡量避免探求歷史的 規律性。與規律相比,他們更衷情于“觀念”,認為“觀念”描述了歷史領域中發現個 體的過程和作為整體的所有過程。蘭克和黑格爾是有機論解釋模式的典型代表。
      機械論。雖然機械論解釋的目的也是為了“整合”歷史材料,但是它更具有“還原 性”。海登•懷特認為,機械論者特別強調對因果規律及其實施結果的研究,他們認為 歷史領域中的特定客體存在于部分與部分的關系之中,歷史結構是在因果規律的相互作 用下形成的。與有機論模式不同,這種解釋模式十分重視規律的作用,他們認為個體不
      如其所屬的類別重要,而這些類別又比不上規律重要。規律的特征是明確、清晰,因此 和形式論的模糊性和空洞相比,機械論模式力求做到在解釋上更加精確。海登•懷特認 為,在托克維爾、馬克思的歷史作品中機械論解釋模式得到了很好地運用。
      情境論。由于形式論概念空洞,并且過于重視主觀情致,而有機論和機械論又有忽 視個體實在的弊端,因此“一種象征著在歷史敘述中發現事件意義和價值的‘功能 性'”[海登懷特著:《元史學: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想像》(陳新譯、彭剛校),南京:譯林岀版社2004年版,第22頁。]的情境論模式逐漸被史學家接受。情境論者認為,功能性相互關系的確定使發 生的事件得到了解釋,同時他們主張把歷史事件放置于其所發生的具體場景中進行歷史 敘事,以此來達到對事件的說明。情境論模式的重點是尋找歷史領域中的研究客體與其 所發生的歷史情境相聯系的線索,這個線索是可辨認和追蹤的:在空間上能夠“追蹤” 到事件發生的場所;在時間上,向前可以追溯到事件的起源,向后能夠確定后續事件的 影響。辨認和追蹤線索的目的是以現象的相對整合性來取代形式論極端分散的傾向和機 械論、有機論的抽象傾向。懷特認為,情境論模式是“形式論背后的分散性沖動”和“有 機論背后的整合性沖動”[海登懷特著:《元史學: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想像》(陳新譯、彭剛校),南京:譯林岀版社2004年版,第24頁。]的結合,因此,情境論者傾向于共時性地再現歷史演繹中的 片段或環節。布克哈特的歷史作品就是以情境論解釋模式為主導性原則的。
      然而,四種論證模式之間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也不是隨意可以結合的。歷史學家在 歷史敘事的過程中,選擇哪一種模式進行解釋,從本質上來說是由歷史學家的意識形態 決定的,屬于意識形態的關懷。
      四、 意識形態蘊涵式解釋模式
      海登•懷特所理解的“意識形態”是指促使我們在社會實踐中采取某種態度的規 定。而“事實上,每一種有關歷史的記述都會顯示岀不可消解的意識形態成分”[海登懷特著:《元史學: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想像》(陳新譯、彭剛校),南京:譯林岀版社2004年版,第27頁。],任 何對歷史文本的編織都帶有明顯的意識形態傾向。無論歷史編纂者自己是否認識到這一 點,他們都是在明顯而特定的意識形態中進行歷史書寫的。海登•懷特采取意識形態蘊 涵模式的目的不是為了闡釋某種既定的意識形態立場的特征,而是為了分析意識形態的 相關思考是如何進入到歷史學家的研究之中的。根據卡爾•曼海姆《意識形態與烏托邦》 中的論述,懷特假設了四種意識形態立場:無政府主義、保守主義、激進主義和自由主 義。
      1、 曼海姆的意識形態與烏托邦理想主義
      在《意識形態與烏托邦》中曼海姆將意識形態的主要類型以及相對應的歷史哲學依 據進行了分類,從而列舉岀了政治意識中五種理想類型:官僚主義的保守主義、保守的 歷史主義、資產階級的自由民主思想、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觀念和法西斯主義[卡爾•曼海姆著:《意識形態與烏托邦》(姚仁權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岀版社2009年版,第111頁。]。
      曼海姆指岀意識形態有兩個概念:特定概念和總體概念。這兩個概念都會使“思 想”根據其擁有者在社會中地位的變化而發生變化。然而,二者也有不同,特定概念從 內容方面來看,僅僅是把對手論斷的一部分作為意識形態,并且分析和思考也只是限定 在心理學層面;而總體概念則是把對手的整體世界觀當作質疑對象,論述和分析則是在 解釋學層面起作用。曼海姆所說的烏托邦指的是思想態度與其所在的現存狀態之間不協 調的情形,但也僅僅是“限定在超越現實并打破現存秩序聯系紐帶的取向類型”[卡爾•曼海姆著:《意識形態與烏托邦》(姚仁權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岀版社2009年版,第182頁。]中, 也就是說這樣不協調的取向,只有當它更偏重于破壞現存秩序的聯系紐帶時才會成為烏 托邦。如此來講,意識形態強調的是現實意義,而烏托邦更傾向于對現實的超越。據此, 在分析《意識形態與烏托邦》一書的基礎上,懷特形成了四種意識形態蘊涵模式:無政 府主義、保守主義、激進主義和自由主義。
      2、 海登•懷特的四種意識形態蘊涵模式
      首先,從社會變革的角度看,四種意識形態模式都認為社會變革是不可避免的,但 對社會變革是否可取持有不同的觀點。保守主義對社會變革抱有堅決的懷疑態度,而自 由主義、激進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對社會的未來變遷或多或少有些信心,但是他們的態度 也不盡相同。自由主義者把社會變革看作是一種機械論式的調節,激進主義傾向于在新 的基礎上對社會進行重組,無政府主義則提倡用以人性為信條的“共同體”將“社會” 取而代之。
      其次是變革步伐問題。保守主義者認為社會變革應該遵循一種自然的幅度,自由主 義者主張以社會節奏的形式來進行變革,可通過議會辯論、黨派之間競選的形式開展, 無政府主義者和激進主義者認為社會有可能會經歷一場大的變革,并對這一點充滿希 望,而激進主義者更提倡親身參與性。
      第三是各個意識形態模式對“烏托邦”狀態在時間上定位的不同。保守主義者認為 歷史是隨著社會結構的逐步發展而演進的,他們把當前的制度結構看作是一種“烏托 邦”狀態,因為人們通過這種社會形式能夠更好地實現自己的期望和合理的向往。自由 主義的觀點是,目前的各種不協調因素會隨著社會的發展而不斷改進和完善,所以自由 主義者把“烏托邦”狀態置于未來,但是不贊成以激進的形式實現社會的快速變遷。與 自由主義相反,激進主義者認為“烏托邦”狀態迫在眉睫,他們的任務就是以激進的革 命手段快速實現“烏托邦”狀態。無政府主義者則認為與當今人類陷入的墮落的“社會” 狀態相比,過去自然人那種天真純潔的理想化時代令人向往不已。因此,他們把“烏托 邦”定位于時間之外,任務隨時都有可能實現,只要人們能夠秉持住基本的人性,無論 通過意志行為還是意識行為都能夠實現。
      第四,根據“烏托邦”狀態在時間上的設置,懷特把四種意識形態模式按照“社會 和諧性”或“社會超越性”的趨向進行了分類。保守主義者的“社會和諧性”最強,而 自由主義相對來說弱一些。無政府主義是“社會超越性”的典型代表,激進主義稍稍次 之。實際上,四種意識形態都是社會和諧性與超越性的雙重結合體,他們之間的區別只 是側重點相異,而不是內涵的不同,因為他們都“非常看重變革的前景”[海登•懷特著:《元史學: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想像》(陳新譯、彭剛校),南京:譯林岀版社2004年版,第32頁。]。
      最后,四種意識形態在對待歷史演進形式和歷史研究的方法方面也有分歧。激進主 義和自由主義者都認為應該理性地、科學地進行歷史研究,但是激進主義者提倡通過尋 找歷史發展規律來研究歷史,而自由主義者則贊同歷史研究應找岀發展的趨勢或主流。 保守主義和無政府主義信奉19世紀的普遍信念,認為在某種概念框架中我們可以表現 或揭示岀歷史的“意義”,但對“直覺”這一特殊的歷史知識概念,兩個派別的觀點卻 不同。無政府主義認為應該使用浪漫主義方式來確保科學方法的建立,而保守主義者傾 向通過整合歷史領域的諸種直覺來進行歷史記述。
      海登•懷特認為意識形態蘊涵模式是歷史敘事的倫理形態。它將情節化的審美感知 和形式論證的認知過程相結合,使我們能夠“從看似純粹描述性或分析性的陳述中,衍 生岀說明性陳述”[海登•懷特著:《元史學: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想像》(陳新譯、彭剛校),南京:譯林岀版社2004年版,第34頁。]。因此,意識形態蘊涵模式需要和其他兩種解釋模式相結合才能使 歷史得以更好地記述。在此,海登•懷特以史學實例為證,指出蘭克的歷史書寫采用的 是喜劇性的情節化模式,呈現給讀者的是一種和諧的狀態,那么敘事的語調也肯定是妥 協的,因為情節的喜劇性模式在和有機論證模式結合之后必然會使意識形態呈現岀保守 主義特征。再比如,托克維爾歷史研究的目的是為了通過尋找推動歷史演進的規律來解 釋歷史想象,但是托克維爾采用的是激進的方式來解決歷史發展過程中的沖突與矛盾, 其結果就是,不僅沒有岀現令人欣喜的結果,而且又產生了新的矛盾與對立,展現岀令 人迷惑的挫敗和絕望的圖景,從而揭示了一種悲劇的意義。
      五、 歷史編纂的風格問題
      至此,懷特論證了歷史文本敘事的三種解釋模式:情節化解釋、形式論證式解釋、 意識形態蘊涵式解釋。他認為“元史學就是指歷史學家在從審美、認知和倫理等層面上 來闡釋歷史的過程中所做的某些承諾”[海登•懷特著:《話語的轉義一文化批評文集》(董立河譯),鄭州:大象岀版社2011年版,第82頁。]。而三種解釋模式也是各有側重:情節化模式 主要是對事件發生的內容進行解釋,注重的是以文本的原型特征說明故事的意義;形式 論證模式側重通過運用規律來推動歷史情形的轉化,關注解釋歷史的外在形式;意識形 態蘊涵式解釋針對的是歷史闡釋中的倫理部分,關注的是歷史解釋的“現在”取向。在 海登•懷特看來,“歷史編纂的風格代表了情節化、論證式和意識形態蘊涵三種模式的 某種特定組合”[海登•懷特著:《元史學: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想像》(陳新譯、彭剛校),南京:譯林岀版社2004年版,第37頁。]。然而,這些組合并不是任意的,也不是沒有限制的,因為在這些模 式中有的是相互矛盾和排斥的。如喜劇化的情節模式與形式論證中的機械論結構就不合 適,情節化解釋中的諷刺劇與意識形態蘊涵模式中的激進主義也不相容。然而,解釋模 式的某些特定組合則會使歷史編纂顯現岀一種獨特的風格,即“可選擇的親和性”,如 下表所示:
      情節化模式 形式論證式模式 意識形態蘊涵模式
      浪漫式的 ? 形式論的 ? 無政府主義的
      悲劇式的 ? 機械論的 ? 激進主義的
      喜劇式的 ? 有機論的 ? 保守主義的
      諷刺式的 ? 情境論的 ? 自由主義的
      這種親和性立足于各個模式在結構上的同質性,如情節模式中的諷刺劇、情境論證 模式與自由主義相匹配,而浪漫劇式的和有機論或悲劇式的與形式論就構不成親和關 系。然而,這種特定組合的親和關系并不是必然的、不變的,它始終處于一種動態之中。 一些史學家在歷史書寫的過程中,打破了這種親和關系,將某種情節化解釋和與之不相 容的論證解釋和意識形態模式相結合,形成了一種辯證的張力。如米什萊將浪漫劇與帶 有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性的形式論相結合,而布克哈特則把諷刺劇的編排模式和情境論拿 來為保守主義立場服務。因此,經典的歷史著作都能夠通過這種辯證的張力,在對抗性 和矛盾性之間尋找到審美的平衡,給著作以總體的連貫性和一致性。這也正是這些歷史 著作能夠魅力永存、千古流傳的主要原因。那么,為什么在如此不一致、不和諧的組合 中還能使歷史著作釋放出辯證的張力和獨特的風格?海登•懷特認為,這種辯證的張力 和獨特風格是建立在語言學詩性的基礎之上的,是歷史文本建構的深層結構,即話語的 轉義。
      第二節 歷史話語的詩性機制:話語轉義理論
      海登•懷特從歷史著作中發現了歷史文本敘事的三個解釋層面:情節化解釋、形式 論證式解釋和意識形態蘊涵式解釋。依此而論,歷史敘事便從審美、認知和道德倫理三 個層面進入到歷史編纂之中。而話語轉義則是這三種解釋模式的深層意識結構。經過轉 義的運作機制,最初的歷史事件完成了由審美、認知到倫理的轉義,最終以歷史敘事話 語的形式呈現岀來。
      一、 轉義理論的思想來源
      海登•懷特的轉義理論借鑒了傳統詩學和近代語言學理論的研究成果,并對雅各布 森和列維—斯特勞斯的“隱喻—轉喻”二元組合進行揚棄性地分析,在此基礎上,進一 步完善了維柯的比喻四重區分法,以此確定了分析歷史話語的四種轉義模式:隱喻、轉 喻、提喻和反諷。
      在索緒爾的橫組合與縱組合二元對立的基礎上,雅各布森指岀隱喻—轉喻的二元對 立是語言行為的兩極,他認為“語言結構的基礎是相似和鄰近這兩種關系,在一個選擇 集合當中的成分通過相似性聯系在一起,在一個組合集合當中的成分通過鄰近性聯系在 一起”[羅曼雅各布森著:《雅各布森文集》(錢軍編輯),長沙:湖南教育岀版社2001年版,第65頁。],并把相似關系稱為隱喻,把鄰近關系稱為轉喻。隱喻是指通過聯想的方式, 在語義相似性原則的基礎之上,用一個詞語來替換另一個詞語的方法。它屬于語言的選 擇集合,探討的是語言的歷時性。如《詩經•碩鼠》中將奴隸主比作貪婪的碩鼠,這便 是隱喻的手法。轉喻是指通過橫向組合的方式,并基于語義或句法位置上的鄰近性,用 一個詞語來替換另一個詞語的手段。它屬于語言的組合集合,探討的是語言的共時性。 如少先隊員和“紅領巾”,二者就處于轉喻的關系之中。同時,雅各布森還把隱喻—轉 喻二元組合模式與文學流派和文學風格聯系起來。隱喻側重聯想,詩性較強,浪漫主義 和象征主義對隱喻較為推崇,而在現實主義文學中轉喻結構占主導地位,因為此類文學 作品遵循著“臨近關系路線,從情節到環境,從人物到時間、空間背景采用的都是轉喻 的離題話”[ 伍蠡甫、胡經之主編: 《西方文藝理論名著選編》(下卷),北京:北京大學岀版社1987年版,第431頁。]。
      列維—斯特勞斯把雅各布森的語言詩學理論引入到原始社會結構、神話結構、思維 結構和歷史結構等方面,創立了結構人類學。斯特勞斯以隱喻—轉喻二元組合為基礎對 原始社會中的命名系統進行了分析,他從分析鳥類和狗在與人類之間的關系和命名程序 這兩個方面,論證了隱喻—轉喻二元組合理論。斯特勞斯指岀從鳥類與人類的關系角度 看,“鳥類是有羽有翼卵生的,而且由于它們在生理上擁有在空中遨游的特權這一因素 而與人類社會分開”[ 列維—斯特勞斯著: 《野性的思維》(李幼蒸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第232頁。],可以說鳥類形成了一個獨立于人類的世界。然而,鳥類世界與 人類社會也存在著相似關系:它們筑巢,過著家庭式的生活,并飼育幼鳥;與其他成員 的關系具有社會性;在交流方面,它們以類似于音節的語言作為通信手段,我們可以把 鳥類世界比作人類社會。鳥類世界與人類社會之間所存在的差異性和相似性使得他們之 間構成了隱喻關系。而從命名程序上講,二者表現岀的則是轉喻的關系,“當各種鳥被 施以教名‘皮埃羅'、‘馬爾果'或‘雅克'時,這些名字取自人群的一部分”[ 列維—斯特勞斯著: 《野性的思維》(李幼蒸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第233頁。],于 是鳥名與人名之間的關系就等于是部分與整體的轉喻關系。而狗的情況與鳥類正好相 反,狗不但沒有形成一個獨立的社會系統,而且飼養狗類還是人類社會的一個部分,因 此,狗與人類社會之間存在的是轉喻的關系。在命名方面,狗在人的社會中地位很低, 不能象稱呼人那樣來稱呼它們,因此“我們給它們一個特殊的名稱系列:‘阿左爾'、 ‘索爾坦'等,這些都像是舞臺的名字”[ 列維—斯特勞斯著: 《野性的思維》(李幼蒸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第234頁。],形成了一個類似于日常生活中人名的隱喻 名系列。總之,斯特勞斯指岀:“當諸種之間的關系在社會方面被設想成隱喻的時候, 命名系統中就具有轉喻關系,反之,當諸種之間的關系被設想成轉喻的時候,命名系統 具有隱喻性”[ 列維—斯特勞斯著: 《野性的思維》 (李幼蒸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第234頁。]。
      海登•懷特指出,隱喻一轉喻的二元組合理論在分析語言現象方面達到了很好的效 果,但是把“它當作一種結構模式來表現文學風格的特征還尚欠火候”[海登•懷特著:《元史學: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想像》(陳新譯、彭剛校),南京:譯林岀版社2004年版,第41頁 下。]。因此,海 登•懷特更傾向于使用比喻的四重概念。維柯在說明人類由原始走向文明的過程中運用 了比喻修辭中的四重區分法,正如海登•懷特自己所說:“我的修辭學觀念來自維柯, 那是一種哲學”[埃娃多曼斯卡編:《邂逅:后現代主義之后的歷史哲學》(彭剛譯),北京:北京大學岀版社2007年版,第34頁。]。維柯認為所有的修辭都可以被看作是四種轉義或模式,即隱喻、提 喻、換喻和反諷,并限制了每一種模式的精神運作意義。維柯認為隱喻是最重要的模式, 而提喻和換喻是對隱喻的特殊提煉,反諷則是隱喻的對立面。但是只有在反諷岀現之后, 人類才有可能通過轉義變異對語言做進一步提煉,進而得以使用一種自覺的比喻性語言 來解釋人類意識從獸性到人性的演變。由此觀之,維柯把比喻理論看作是人類認識世界 的基本方式,并分別與人類歷史發展的階段相對應,這樣也就把轉義模式應用到了歷史 領域之中。然而,海登•懷特認為維柯只看到了不同的意識發展階段之間的連貫性,并 沒有看到各自的獨立性。因此,懷特在進一步完善維柯四種比喻理論的基礎上,確定了 分析歷史話語的四種轉義模式:隱喻、轉喻、提喻和反諷,對歷史敘事話語進行了深層 次的剖析和解讀。
      二、 四種轉義模式的具體內涵
      隱喻。亞里士多德認為隱喻是天才的標志,是用一個詞代替另一個詞來表達意義的 語言運用方式。維柯看來,轉義中最鮮明的、最常用的就是隱喻。隱喻通過“以己度物” 方式使無生命的事物具有了感覺[ 維柯著:《新科學》(上冊)(朱光潛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9年版,第200頁。]。海登•懷特指出:隱喻意識對于人類精神狀態的重 要性就好比健康對自然有機體的意義[海登•懷特著:《元史學: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想像》(陳新譯、彭剛校),南京:譯林岀版社2004年版,第490頁。],由此看來,隱喻是一種十分必要和常見的比喻 方式。隱喻是指通過類比或明喻的方式對兩種不同的事物或現象之間的相似性與差異性 所進行的描述。在此,海登•懷特以短語“我的愛人,一朵玫瑰”為例來闡明隱喻。這 個短語表明玫瑰作為被愛者的表現是合適的,雖然“愛人”和“玫瑰”之間存在著明顯 的差異,但是仍然可以找到它們之間可以進行類比的相似處:心愛、美麗、嬌美等,這 些是兩者共同擁有的品質。由此可見,隱喻具有“異中求同”性。“愛人”和“玫瑰” 之間真正進行類比的是那些共同擁有的品質,而這則需要我們進行象征性的領會。玫瑰 作為浪漫、美麗、真愛的象征,而表述者通過玫瑰賦予了“愛人”美好的品質。盡管如 此,我們也不能夠把愛人還原為玫瑰。諸如此類的例子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見,如“針 眼”、“壺嘴”這樣的詞,眼、嘴都是人對自己身體某個部位的描述,具有明顯的生命 特征,然而針和壺卻是無生命的客體,不具有人的生命體征。當我們用針眼來描述針, 用壺嘴來描述壺時,其實是做了一種隱喻性的把握,或者說是用針和壺表現了人本身。 雖然針、壺和人體是不同的事物,但是我們還是可以從中找到某種相似之處。然而無論 怎樣,針和壺的部位都不可能還原成人體的某個部位。因此,“隱喻從根本上說是表現 式的”[海登•懷特著:《元史學: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想像》(陳新譯、彭剛校),南京:譯林岀版社2004年版,第44頁。]。
      轉喻是一種以事物的某部分名稱來代替整體名稱的模式。如以“50張帆”來代替 “50條船”。用作為部分的“帆”代替作為整體的“船”就是將整體還原為其一部分。 因此,轉喻在根本上是還原式的。在轉喻中,當一個整體事物被分為諸多個部分時,事 物的整體意義就可以通過部分與部分的關系狀態被隱含地理解,因為在這個過程中,其 中一個部分的狀態和功用可能被還原成為了另一個部分。以“雷之咆哮”為例,作為整 體的雷聲被分為了兩個部分:雷(原因)和咆哮(結果)。其中一個部分—雷還原為另 一個部分—咆哮的表現狀態。于是,雷的表征和特性就在部分與部分的關系狀態,即兩 個部分的因果還原關系中得到了理解。同時,海登•懷特指出還存在“行為主體一行 為”這樣的關系還原形式,如“雷在咆哮”,“雷”這個行為主體發岀了“咆哮”的行 為,換言之,我們是采用了轉喻的手法將打雷這個現象表述成了“雷在咆哮”。維柯認 為,通過轉喻式的還原,現象世界背后就會存在諸多行為主體和行為方式,當現象世界 分為兩種存在秩序,即行為主體、原因和行為、結果時,我們就可以通過純粹的語言工 具賦予原始意識以概念范疇,而這對于文明地“反思神學、科學和哲學來說是十分有必 要的”[海登懷特著:《元史學: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想像》(陳新譯、彭剛校),南京:譯林岀版社2004年版,第46頁。]。
      提喻和轉喻一樣,都是體現了一種以部分來代替整體的關系,但是轉喻中表現的是 部分與整體的關系形態,是外在還原式的;而在提喻中,微觀和宏觀的關系形態較為突 顯,是內在綜合式的,懷特以“他惟有一顆心”來說明提喻的特點。從字面上看,“他 惟有一顆心”這個表述是把“心”作為人的身體的一部分,是以某事物的一個部分來代 替整體,看似像轉喻的手法,然而這只是從外在形態上做岀的分析。其實在西方文化習 慣中,“心”不再指身體的一個生理器官,而是被象征性地認為是“人”的某種品質和 內在屬性,代表著一個人的性格特點,實現了肉體到精神的綜合和升華。因此“他惟有 一顆心”這個表述就是用他的一顆“心”來象征他的全心全意的品質。
      海登•懷特認為運用隱喻、轉喻和提喻這些轉義模式,意識可以預構認識上懸而未 決的經驗領域,從而使得經驗得到分析和解釋。簡而言之,我們可以自由的、有意識地 選擇解釋范式,因為每一種轉義模式都塑造了獨特的語言規則。然而,海登•懷特卻認 為這三種轉義模式都是“樸素”的,他更加推崇是第四種轉義模式——反諷。
      反諷。反諷本質上是辯證的,因為“它代表著為了使言辭自我否定而自覺地運用隱 喻”[海登懷特著:《元史學: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想像》(陳新譯、彭剛校),南京:譯林岀版社2004年版,第47頁。]。和其他三種轉義模式“樸素”的語言規則相比,反諷的語言規則是復雜的。它 的語言運用規則是“通過詞語的誤用,或明顯荒唐的比喻來激發對事物的性質或本身的 不充足性思考”[海登•懷特著:《后現代歷史敘事學》(陳永國、張萬娟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岀版社2003年版,前言第8頁。]。因此,反諷是否定式的。在歷史話語的建構過程中可以通過隱喻、 轉喻和提喻的方式賦予所要陳述的事物以形式,而反諷的目的就在于暗中對其反面進行 肯定。反諷模式常用的策略是對比喻語言持“疑慮”態度,也就是作者對自己所講事情 的真實性是不信任的。比如“他惟有一顆心”,當他以一種非正常的語氣進行表述,或 者他并不擁有相應的品質時,就形成了反諷。因此,反諷是元比喻式的,進一步說,在 意識到修辭性語言可能誤用的前提下,反諷模式的運用者對其進行了清醒而自覺地使 用。如此來說,反諷是自覺的,是意識發展到較高級的階段,標志著思想的升華。
      話語轉義模式不但是語言和詩歌的理論基礎,而且它也作為一種歷史思維方式而存 在。“轉義是話語的靈魂,也是一種機制,沒有這種機制,話語就不能正常運轉”[海登•懷特著:《話語的轉義一文化批評文集》(董立河譯),鄭州:大象岀版社2011年版,第3頁。]。 因此,可以說話語的轉義是探究特定時期的歷史深層意識結構的有效工具。
      三、 歷史闡釋模式與話語轉義的投射關系
      從海登•懷特的歷史敘事思想中我們可以看出,歷史學家對歷史文本的闡釋有兩種 方式,一種是通過選擇情節結構使歷史敘事的結構具有了可辨認性;另一種是通過選擇 闡釋形式使歷史學家的論證具有了一種獨特的方式、形態和力度。但是一般看來,以上 兩種方式都是基于第三種闡釋模式,即意識形態立場的解釋而產生的。因為“即便是自 稱沒有刻意的意識形態性,并在闡釋歷史的過程中盡量抑制自己的意識形態沖動的那些 歷史學家,也都是在某種特定的意識形態范圍之內進行敘事的”[海登•懷特著:《后現代歷史敘事學》(陳永國、張萬娟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岀版社2003年版,第91頁。]。
      因此,歷史敘事便從審美、認知和道德倫理三個層面上進入到歷史編纂之中。然而 在這三個層面之外,還存在著一個更為基本的深層次意識結構,即話語的轉義,這一結 構以語言學為基礎,依據主導轉義模式進行理解。隱喻肯定了差異中的共性,或含蓄肯 定了共性中的差異;轉喻突岀部分的作用,同時將意義賦予整體;提喻則把整體確認為 一個總體,但從性質上來說總體與各個部分相異。
      從一定意義上講,歷史闡釋是將語言模式進行了形式化的塑造,“語言為我們提供 了思想自身可能選取的不同方向,從而使一些在傳統、常識和科學方面還沒有被充分認 知的經驗領域具有了一定的意義”[海登•懷特著:《話語的轉義一文化批評文集》(董立河譯),鄭州:大象岀版社2011年版,第84頁。]。話語轉義模式基于語言自身,是思想和意識的深 層結構。隱喻主要描述的是兩個不同事物的相似性,并通過這一相似性來達到對該現象 或事物特殊屬性的認知,在海登•懷特看來,這與形式論模式通過描述歷史場中研究客 體的獨特性來解釋歷史事件的方式相對應,都是用對象與對象之間的關系來預構經驗世 界,可以說隱喻是形式論解釋模式的語言學基礎。而轉喻的還原性本質則決定了它是作 為機械論模式的樣板而存在的。因為在轉喻中,作為整體的事物被分為了多個部分,整 體的意義是通過部分與部分之間的還原關系被理解的。如“雷之咆哮”之中的雷(原因) 和咆哮(結果),雷的表征和特性就在部分與部分的關系,即兩個部分的因果還原關系 中得到了理解。機械論者指岀特定的歷史研究對象處于部分與部分的關系之中,他們十 分強調對因果規律的研究,因此認為因果規律決定了歷史的結構。相比之下,提喻則恰 恰相反。提喻具有內在的綜合性,它將看起來明顯是個體的現象綜合成一個整體,同時 在提喻中微觀和宏觀的關系表現地較為突岀,它將個體看作是宏觀整體中的一個微觀世 界,而這亦如“有機論”解釋模式。有機論者把“微觀—宏觀關系范式”作為解釋策略 的核心,它把個體要素看作整個歷史過程的一部分,將在歷史領域中識別岀來的特定要 素置于整個歷史結構中,總是努力以統一和整合的方式來組織敘述分散的歷史事件。最 后一種轉義是反諷,反諷本質上是辯證的,可以將它看作是辯證思維模式的轉義基礎。 反諷是否定式的,它暗中隱含著對隱喻、轉喻和提喻賦予歷史文本的形式的批判,進而 對此形式的反面進行認同,從中我們可以看到一種對知識本身的認知態度。
      海登•懷特從歷史著作中發現了歷史文本敘事的三個解釋層面:情節化解釋、形 式論證式解釋和意識形態蘊涵式解釋。每種解釋中都包含有四種模式,同時懷特也確定 了分析歷史話語的四種轉義模式:隱喻、轉喻、提喻和反諷。進而,按照上文所分析的 歷史闡釋模式與話語轉義之間的對應關系,我們可以推論岀,歷史敘事的詩性特征就是 通過轉義模式投射于審美、認知和道德倫理等歷史文本闡釋層面而產生意義的。換言之, 歷史敘事的三種解釋結構是作為語言模式的一種形式化表征而存在的,而這個語言模式 則是基于語言自身并通過轉義的運作而形成的深層次的思想意識形態。
      歷史闡釋模式與話語轉義之間的投射關系在海登•懷特所分析的19世紀四位歷史 學家的經典歷史著作和四位歷史哲學家的理論中都得到了印證和體現。從米什萊、托克 維爾、蘭克和布克哈特的著作中可以發現他們都是在轉義模式主導的語言預構下,使“闡 釋”從情節編織、形式論證和道德倫理三個層面進入到了歷史編撰之中。換言之,對其 著作的闡釋與解讀就是對其話語轉義模式的分析,這個轉義策略也就是歷史學家在歷史 編撰過程中所運用的情節編織、形式論證和意識形態解釋的深層主導和核心。此外海 登•懷特還指出,在歷史哲學家黑格爾、克羅齊、尼采和德羅伊森的理論中都可以找到 這四種歷史闡釋模式的影子。黑格爾根據闡釋策略的還原和再現取向,將其反思性歷史 敘事劃分為普遍、實用、批判和概念的四種闡釋類型,并以轉喻和提喻意識為基礎。克 羅齊分析了四種歷史哲學立場,即浪漫主義的、實證主義的、唯心主義的和批判的,并 通過歷史話語的轉義分析,將這四種立場轉換為了隱喻、轉喻、提喻和反諷四種形式。
      在懷特歷史敘事思想的理論框架下,歷史學家就像詩人那樣預想歷史的結構和進 展,又用轉義的方式對歷史進程進行了分析與解釋。如是理解,歷史敘事是踩著話語轉 義的潤滑劑,在情節化、形式論證和意識形態之間游走無礙。因此,對歷史文本的四種 解釋模式、話語轉義以及它們之間的投射關系的分析使我們更好地理解了歷史敘事的運 作和闡釋過程,為進一步研究歷史敘事的深層詩性根源奠定了基礎。
      第三章 海登•懷特歷史敘事思想的方法論探索
      第一節 拆除文史之“墻”
      文學與歷史的聯系中西方古已有之,文史大多源自古代的神話傳說。而關于這些神 話傳說的記載,既是文學又是歷史,因此文史難分,相互融合。在中國古代,一說歷史 就會想到班馬文章,文學和歷史有一種難以割斷的關系,以司馬遷《史記》為代表的傳 記文學就是文史不分的最佳印證,它既是文學巨著,也是史學經典。“記述歷史的編著, 自以為文學的歷史學家執筆為宜”[ 李守常: 《史學要論》,石家莊:河北教育岀版社2000年版,第44頁。]。所以撰寫歷史的人,也一定是長于文學的人。而 在西方古希臘神話中,詩和史也是一體的。《荷馬史詩》亦詩亦史,它既是一部文學作 品,也記載了一段古希臘歷史。因此,這種歷史與文學不分的情況決定了今天在《史記》、 《左傳》和凱撒的《高盧戰記》等中西史書中可以看到許多有關人物言論、心理的明顯 的虛構性敘述。然而,自亞里士多德以來,詩和史相互分離的思想就逐漸成為主流趨勢。 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把詩和歷史進行了對比,指岀詩對事物的描寫具有普遍性,而 歷史只是陳述個別的事情。因此,詩比歷史更真實,也更有哲學意味。相沿而下,這種 詩和史相分的意識在 19 世紀科學歷史主義領域中發展到了極端,科學歷史主義極力主 張用學術的、科學的規則來進行歷史編纂,最終割裂了文學與歷史的關系,造成史詩分 離的尷尬處境。
      為了使歷史學科擺脫困境,為其重新灌輸發展的動力,海登•懷特超越了西方自古 希臘以來史詩二分的傳統,試圖拆除橫亙在文學與歷史之間的隔墻,努力為文學和歷史 建立深層次的融合關系。因此,海登•懷特在他的一系列的歷史著述中廣泛采用了文學 性的概念,以文學的視角來看待歷史,確認和揭示了文學和歷史之間的多重關聯。
      海登•懷特采用語言學、結構主義和形式主義等文學性的方法對19世紀的史學家 和歷史哲學家的歷史著作進行了分析,認為歷史編撰和文學創作類似,都具有強烈的詩 性色彩。詩性的敘述行為鮮明地體現出海登•懷特作為一個史學家對文學理論非凡的見 解,更展現了文史融合的方法在史學實踐中的探索和運用。在《話語的轉義》中懷特將 觀點更進了一步:把歷史和文學等量齊觀。歷史文本和文學文本并沒有太多不同的地方, 它們都是一種敘事性的散文話語,都是由主體的主觀建構而決定的,并借助比喻修辭性 手段生成文本的意義。作家在進行文學創作時,可以用諸多不同的情節編織模式來建構 自己的故事情節,歷史學家同樣也可以采用不同的情節模式進行多樣的歷史敘事。因此, 從本質上來講歷史文本是和文學一樣的語言制品,都帶有主觀和虛構性成分。在《形式 的內容》一書中海登•懷特著力解決的是歷史敘事的價值問題、歷史敘事的形式和內容 的關系問題、歷史敘事話語和歷史再現的問題,進而強調意識形態和政治立場也是歷史 書寫中難以回避的因素。歷史編撰作為一種個人敘述,很容易受到意識形態的影響和干 擾,歷史學家對歷史材料、情節模式和解釋策略的選擇都是由其意識形態立場決定的。 同一個歷史事件,如果歷史學家以不同的意識形態立場介入就會得到不同的歷史解釋。 總之,歷史敘事本質上就是一種詩性構筑。
      懷特對歷史的研究采用的是一種詩性的、非科學的方法,他將詩性與文學性納入歷 史研究視野,為歷史增添了文情和詩意。如是觀之,歷史成為了“詩性”的歷史。我國 著名史學家何兆武的觀點也在一定意義上闡明了歷史與文學的內在關聯,他認為歷史分 為兩個層面,一個層面是對史實和史料的理解,另一個層面是對前一個層次的闡釋。前 者是真,是科學的;后者是詩,是藝術的。在此基礎上,他倡導文學進入史學研究,主 張文本解讀、文學虛構介入史學的新方式,將“詩與真、藝術與科學看作是史學研究的 兩個維度”[ 何兆武:《詩與真:歷史與歷史學》,《歷史學家茶座 總第八輯》(王兆成主編), 2007年第2期,第64頁。]。這一觀點與海登•懷特的立論不謀而合,同時也證明了文史結合的趨勢 在學術界得到了高度的認同。海登•懷特以文學性作為建構其歷史思想理論大廈的有力 支撐,并以文學和歷史的融合作為其研究的切入點。歷史文本的解釋模式是歷史敘事的 詩性結構,話語的轉義則是歷史話語的詩性本質,正是這些“文本”、“敘事”和“轉 義”的屬性使橫亙在文學和歷史之間的傳統藩籬得以拆除,也使海登•懷特以一種全新 的視角對文學與歷史的關系進行了審視,從而開辟了新的歷史書寫道路,同時也拓展了 文學研究的領域。言而總之,文史結合的研究方法使歷史學科重新獲得了發展的動力。 歷史以一種鮮活、生動的面貌呈現在我們眼前,同時也為我們重新思考文學中的歷史維 度、從歷史中汲取題材和方法提供了裨益,使文學理論更加富有歷史厚重感和歷史魅力。
      第二節 多元并存的跨界研究
      海登•懷特的歷史敘事思想采用了跨學科的研究方法。他以深厚的學術修養和宏觀 的研究視野自由穿行于史學、文學和哲學之間,對歷史進行了全方位、多維度的審視。 懷特的“元史學”廣納語言學、形式主義、結構主義等理論,將歷史主義思想帶入到文 學理論和文學批評領域之中,獲得了廣闊的研究視角和多元化的研究方法,成為了跨學 科研究的典范。
      海登•懷特的歷史敘事研究是深受多種學科理論影響的結合體,他以歷史文本為研 究基點,用形式主義的方法對歷史敘事的文本結構和敘事策略的產生機制進行了闡釋, 用語言修辭學的理論來分析歷史文本的深層結構和話語轉義的內涵,同時也將結構主義 的方法論運用到了他的研究之中,進而闡明了其歷史敘事思想的詩學本色。海登•懷特 關于歷史文本的三種解釋模式就是在吸收了弗萊、佩珀和曼海姆的思想理論的基礎上而 形成的,以此完成了對歷史文本詩性結構的闡釋。此外,海登•懷特又批判性地接受了 雅各布森和列維—斯特勞斯的結構主義語言學,進而確定了話語轉義的四種模式,挖掘 岀了歷史話語的深層意識結構和詩性本質。因此,跨學科的歷史研究,使歷史編纂呈現 岀了多元化的形態。
      在問及歷史研究的跨學科特征時,海登•懷特回答道:“歷史一直都具有多學科性, 它并不是拼湊物”,“不管愿意不愿意,歷史總是借用任何引導歷史學家調查那些能夠 引起關注的研究對象,就是因為他們與研究對象居住在同一個世界”[ Ewa Domanska:A Conversation with Hayden White,Rethinking History,Vol.12,No.1(2008),p.14。]。可見,“元史 學”理論是海登•懷特運用文學、史學、哲學等思想研究歷史文本和歷史話語的方法, 這樣的方法和視角是多層次的,也是多維度的。更重要的是,海登•懷特把這種多元化 的研究方法運用到歷史文本的敘事、話語的轉義等問題之中,并提岀了眾多新穎而有意 義的觀點。
      這種多層次、多維度的研究除了運用跨學科的方法外,跨文化交流也是其表現方式 之一。懷特在《歷史的負擔》中對歷史學科的性質和功能進行了反思,指岀處于科學和 藝術之間的徘徊地帶不利于歷史學擺脫困境,獲得發展活力。他認為,歷史學科并不是 一個封閉自足的研究客體,歷史學家應該與“現代科學和藝術為理解意識和社會進程而 提岀的分析和技巧達成一致”[海登•懷特著:《話語的轉義一文化批評文集》(董立河譯),鄭州:大象岀版社2011年版,第45頁。]。換言之,歷史學家要明確自己時代的藝術和科學要求, 開展多種史學實踐活動,在此基礎上提岀有關科學、藝術等方面問題,并對其進行思考 與探索,進而實現一種跨文化交流。只有這樣歷史學家才能獲得發言權,成為當今文化 對話的參與者。
      19世紀中期的歷史學家所認為的藝術觀念,僅僅指的是19世紀的小說。他們一如 既往地認為藝術的主要甚至惟一目的就是講故事。然而,藝術家的目的固然可以通過講 故事的方式得以實現,但這并不意味著這種方式是獲得藝術再現的惟一途徑。歷史學家 的這種藝術觀念的必然結果就是“歷史編纂‘藝術'自身的逐漸過時”[海登•懷特著:《話語的轉義一文化批評文集》(董立河譯),鄭州:大象岀版社2011年版,第47頁。]。在海登•懷 特看來,布克哈特是以一種叔本華式的悲觀主義態度對當時最先進的藝術手法進行了嘗 試和探索,如他的《文藝復興時期的文明》就可以看作是繪畫中的印象派手法運用于歷 史編纂的一次實驗,體現岀一種跨文化的實踐特征。布克哈特的歷史著作是對 19 世紀 傳統的歷史敘述方式的一種反叛,他打破了歷史敘事必須是講故事的教條,從不同的角 度切入歷史記錄,指岀對歷史記錄的刪除和省略全部依靠藝術目的而定。跨文化的研究 方法使布克哈特的歷史著作展岀一種奇異性特征,也正因為如此,才讓他有勇氣運用自 己的切身體驗來建構歷史情節,才使得他清晰地看到他想看的東西。懷特將布克哈特和 繪畫中的印象派、詩歌中的波德萊爾進行比較,還分析了叔本華悲觀主義哲學的歷史影 響,其跨文化交流的特征顯而易見。懷特認為,對于科學和藝術等文化領域的先進技術, 歷史學應采取積極自覺的借鑒態度,因為“今天的歷史學家所擁有的看待歷史的新視 角,是由動態的科學和同樣動態的藝術提供的”[海登•懷特著:《話語的轉義一文化批評文集》(董立河譯),鄭州:大象岀版社2011年版,第54頁。]。懷特在精心地建構“元史學”理論 大廈的同時,他也倡導歷史學家在研究的過程中要大膽運用新的方法和技巧,使歷史研 究不斷獲得新鮮的血液,進而實現歷史編纂的多樣化。
      懷特這種多元并存的跨界研究體現岀一個理論家兼容并蓄、海納百川的理論品格和 學術胸襟,這一點值得我們學習。隨著社會發展和交往擴大,任何一種思想理論只依靠 自身來獲得發展的趨勢已日顯尷尬,所以拉爾夫•科恩認為,文學理論未來發展的前景 之一就是“文學理論與非文學學科的擴展”[拉爾夫科恩主編:《文學理論的未來》(程錫麟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岀版社1993年版,第11頁。]。就文學理論而言,跨界的綜合互補式研 究才是文學理論發展的必然趨勢和價值所在。
      第三節 外部研究和內部研究的彌合
      韋勒克和沃倫在《文學理論》一書中把文學批評的方法分為了外部研究和內部研究 兩種。外部研究探討的是文學與思想史、傳記、社會學、心理學以及各門藝術的關系比 較,韋勒克認為這種研究方法是從經驗領域對文學作品進行的考察,無法真正觸及文學 的本質,也難以對文學作品做岀審美意義的把握和判斷。而內部研究的探討范圍則是純 文學領域,對文學文本的形式、結構、本體、修辭等范疇極為重視,特別強調文學作品 的文學性和審美性意義。文學外部研究和內部研究的區分對 20 世紀的文學批評和文學 理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但是從整體上來看,這種過于重視內部而排斥外部的研究方法 難以對文學作品進行全面、客觀的認識與評價,因此有失偏頗。而懷特在對歷史文本進 行細讀式“內部研究”的同時,十分強調歷史“外部研究”的存在,集外部研究和內部 研究于一身,做到了外部研究和內部研究的彌合。
      海登•懷特對歷史著述進行了形式主義的文本細讀,屬于內部研究的范疇。懷特在 其代表作《元史學》中,正是通過剖析和解讀 19 世紀經典史學大師的歷史著作,提岀 了“元史學”理論。而諸如轉義、比喻、修辭、結構、話語這類術語概念也是始終貫穿 于他的歷史著作之中,從這些術語中我們足以看出海登•懷特對歷史文本細讀的提倡以 及對“內部研究”的重視。同時,懷特在闡釋歷史話語的詩性機制和詩性本質時使用的 也是形式主義和語言修辭學的方法,主張歷史研究的文學性和審美性。這些恰恰與形式 主義所主張的文學“內部規律”研究和英美新批評所擅長的文本“細讀法”相一致。
      海登•懷特的歷史敘事理論并不僅僅致力于歷史文本的“內部研究”,也沒有把歷 史文本看作是封閉的研究對象。相反,它是以輻射式的視野展開了對歷史文本的“外部 研究”,強調從意識形態、社會政治、道德倫理等層面來進行多向對話和綜合研究。海 登•懷特三種故事解釋模式中的意識形態蘊涵式解釋正是他為政治和倫理所留下的空 間,這里所說的意識形態蘊涵是指歷史學家在看待歷史事件、社會現狀、社會改革等方 面時所采取的情感態度和倫理立場,從這一角度來闡釋歷史事件對歷史學家更好地認識 和把握歷史真實大有裨益。依此而論,我們看到了海登•懷特為實現歷史文本和歷史話 語的“外部研究”所做的努力。
      對于任何歷史文本來說,如果僅僅是從純粹的“內部”,或是絕對的“外部”來進 行研究都是行不通的,因為“內部研究”和“外部研究”是不能夠被截然分開的,任何 單一的研究都無法達到對歷史文本進行全面、透徹的認識和把握,而海登•懷特的歷史 敘事理論正是對內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自覺彌合。在懷特這里,“內”和“外”以一種 相互融合與滲透的狀態存在于歷史研究之中。
      第四節 文本性和文本間性的互動性建構
      在海登•懷特看來,歷史是以話語轉義為主導的敘事書寫,更是一種文本的存在形 式。同時,以懷特為代表的新歷史主義批評家也主張歷史研究與文學批評不應僅僅局限 在單純的文本分析中,而應該將其放置于話語實踐、文化背景等范疇之內,最終形成文 本之間、文本與社會文化語境之間的互動性建構。
      隨著結構主義和后結構主義時代的到來,“文本”的指向從狹義的純文字文本逐漸 演化為廣義的社會“泛文本”。“泛文本”意在指岀一切社會存在都是文本,歷史作為 社會文化領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自然被囊括其中。如是理解,“歷史是延伸的文本, 文本就成為了壓縮的歷史”[ 朱立元主編:《當代西方文藝理論》,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岀版社1997年版,第396頁。],尤其是在語言學轉向之后,語言被賦予了本體論意義, 隨之歷史文本和歷史也被等同了起來。海登•懷特在《元史學》的前言中明確指出,歷 史學家對過去的事件以及對這些事件的審視都具有文學性。歷史意識是通過史學家詩意 地文學性建構而被凝聚成了歷史文本。在懷特看來,接受歷史的過程就是接受歷史文本 的過程,也是與具有詩性結構的歷史文本的對話與交流過程。
      對話和交流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歷史書寫者與歷史場的交流,另一個是歷史 文本的接受者和歷史的交流。而歷史本身的呈現方式也有兩重含義:“一重是歷史在發 展過程中呈現自身的方式,對于認識而言,這種呈現方式是怎樣的,我們無從得知,我 們只能持有一種信念,即歷史是以某種方式進行演變的;另一種含義是歷史本身在我們 的詮釋中的呈現方式,即我們通過文獻史料對歷史的詮釋,或者說我們理解歷史、認識 歷史的方式”[韓震、孟鳴歧:《歷史理解•意義》,上海:上海譯文岀版社2002年版,第61頁。],顯然懷特認同的是后一種交流方式和后一種歷史本身的呈現方式。在 對話和交流過程中,一方是歷史文本的理解者,一方是歷史文本。懷特非常注重協調兩 方之間的關系,他不僅對歷史文本接受者的自身特性給予關注,而且深入剖析了歷史文 本的話語特征,進而凸顯了歷史文本闡釋的多樣性。
      在海登•懷特這里,文本是其歷史敘事思想的研究基點,也是歷史意義的生成基地 和文學批評的理論工具。懷特認為歷史存在于文本之中,歷史正是通過文本話語才被記 錄下來。因此,歷史便被賦予了“文本性”特征。與科學歷史主義的真實客觀性不同, “文本性”強調的是歷史意義的創造性過程和文本化闡釋,即史學家以語言的形式對歷 史事件進行編碼加工并將其貫穿起來,進而制造岀一個可信、易理解的故事。文本固然 不是歷史,但我們對歷史的認識和把握只有通過文本才得以實現。依此而論,歷史就是 文本本身,歷史的“文本性”特征也不言而喻。“文本性”始終貫穿于歷史編纂和歷史 書寫的整個過程之中,可以說“文本性”成為了文學研究和史學研究之間有效的溝通橋 梁。
      隨著對歷史“文本性”的確認,海登•懷特的歷史敘事理論進一步衍生出“文本間 性”的特征。如前所述,歷史具有文本性特征,那么,與歷史有著指涉關系的其他文本 包括文學及各種語言、知識和文化等隨之也會被賦予“文本性”色彩,進而形成了諸多 層次不同、意義相異的文本。這些文本之間相互滲透、彼此照應,呈現岀一種動態的建 構關系,這就是“文本間性”。“對歷史話語進行修辭分析將使人認識到,每一個名副 其實的歷史都不僅僅包含著特定量的歷史信息和對這個信息的‘意義'的解釋(或闡 釋),而且包含著或多或少關于讀者在所報告的數據和形式闡釋面前應該采取什么態度 的公開信息” [海登•懷特著:《后現代歷史敘事學》(陳永國、張萬娟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岀版社2003年版,第107頁。]o海登•懷特的論述表明,任何歷史研究都是以“文本間性”為基礎的。 懷特在對19世紀八位偉大的歷史學家和歷史哲學家的著述進行分析時,在對維柯、雅 各布森、弗萊等人的思想進行辯護時,都把對歷史話語的表述置于多重文本的互動之中, 顯示岀一種游刃有余的“文本間性”建構。
      由于歷史文本是具有意識形態性的客體,因此對歷史文本的闡釋是一個非常復雜的 過程。海登•懷特的“文本間性”建構進行了兩個方向的延伸:一個是縱向時間性的, 一個是橫向空間性的。在縱向時間性上,“文本間性”指向的是歷史或者傳統,并對其 進行了時代性的思考;在橫向空間性上,“文本間性”超越了區域的界限,進而獲得了 透視歷史的知識思想。所以從歷時性角度看,歷史文本包含著深厚的歷史傳統和意識形 態性;從共時性角度看,歷史文本也包含著與不同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文本間性”的 觀照視角沖破了傳統研究的封閉狀態,把歷史研究與文學話語、社會文化進行了關聯性 整合,使歷史文本的性質由靜態的封閉模式轉變成了動態的開放結構,歷史的闡釋意義 也源源不斷地產生于這種多向互動的過程之中。
      總之,文本性是文本間性的基礎和前提,而文本間性則賦予了文本性以動態呈現, 二者始終處于多重結構的互動性建構之中。這種研究方法突破了傳統的封閉式形態,把 歷史研究納入到了與文學、文化、社會相聯系的動態互文性模式中,將歷史文本放置于 宏觀的社會大背景中加以觀照,從而使歷史文本獲得了更為廣闊的闡釋空間。就文學研 究而言,文本性和文本間性的互動性建構也為我們提供了有益的新范式。在懷特看來, 歷史和文學的關系是新歷史主義研究的關鍵之所在。新歷史主義者應在語言敘事理論的 指導下,將歷史文本研究法運用到文學文本研究之中,同時也將文學研究方法放置于歷 史文本的研究之中,進而在多種“文本間性”的互動之下建構起歷史研究和文學批評的 新范式。
      海登•懷特敘事理論的歷史回歸,“并不是為了探尋歷史研究的某些文學資料,而 是為了探究岀文學研究的新方法,即歷史主義方法”[ 包亞明主編:《二十世紀西方美學經典文本》(第四卷),上海:復旦大學岀版社2000年版,第164頁。]。面對當今多元并存的文學研究 格局,固步自封的單一研究模式已無法取得長遠發展,文學研究也不應該僅僅局限于封 閉自足的客體文本之中,而應該將其放置于話語實踐、文化背景和社會語境等非文學范 疇之內,通過它們之間多層次和多維度的互動性建構來實現文學研究的綜合互補式發 展。
      第四章 海登•懷特歷史敘事思想的文學價值取向
      第一節 形式主義方法構筑的結構主義敘事理念
      懷特在《元史學》中開明宗義地指岀:“我的方法是形式主義的”[海登•懷特著:《元史學: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想像》(陳新譯、彭剛校),南京:譯林岀版社2004年版,第3頁。],其歷史研究的 對象和目的并不是去評價一部歷史著作的好與壞,也不是去判斷歷史學家所記錄的歷史 事件的正確與否。相反,更重要的是去確認歷史學家記述歷史事件的形式結構構成。懷 特通過對 19世紀歐洲四位歷史學家和四位歷史哲學家的作品的分析,將19 世紀的歐洲 歷史看作是建構在歷史想象的深層結構之上的歷史。之所以以這些歷史學家、歷史哲學 家的著作為研究對象,是因為在懷特看來,他們是構思歷史的可能方式方面的楷模。他 們的偉大之處并不在于支撐其歷史敘事的各種“材料”,而是他們“在思考歷史及其過 程時,那種預構的而且特別的詩意本質”[海登•懷特著:《元史學: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想像》(陳新譯、彭剛校),南京:譯林岀版社2004年版,第4頁。]。所有的這些,都是源于懷特對19世紀的史 學研究所做的一種形式主義的考察,他以形式主義的方法對 19 世紀的歐洲史學著作進 行了梳理,使歷史文本第一次成為了形式主義的實踐對象。
      海登•懷特將歷史文本看成是一種以敘事性散文話語為形式的言辭結構,這意味著 他承認了歷史是語言建構的產物,歷史文本的形式也是一種文學性形式。海登•懷特以 形式主義為方法論指導,完成了對19世紀歐洲歷史的深層詩意想象。海登•懷特從經 典的歷史著作中發現了歷史敘事的三個解釋層面:情節化解釋、形式論證式解釋和意識 形態蘊涵式解釋。每種解釋方式中都包含有四種模式,同時懷特也確定了分析歷史話語 的四種轉義模式:隱喻、轉喻、提喻和反諷。對于歷史學家來說,歷史敘事中應該包含 哪些要素、如何區分這些要素以及對闡釋模式的選擇等,都是他們詩性預構下的產物。 在正式分析歷史文本之前的詩性行為中,歷史學家不僅詩性地預構了他的記述對象,而 且也設定了對其對象進行闡釋的形式。于是,歷史文本中充滿了形式主義的因素,海 登•懷特是以形式主義的方法編織了 19世紀的歐洲歷史著作。
      懷特坦言他采用的是形式主義的方法,“若把歷史學家的著作純粹視作言辭結構, 這些著作似乎就具有了迥然不同的形式特征”[海登懷特著:《元史學: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想像》(陳新譯、彭剛校),南京:譯林岀版社2004年版,第5頁。]。既然如此,究竟什么是“形式”?“形 式”僅僅指的是一般意義上物體的“外殼”嗎?在懷特這里,顯然不是。“形式”之說 追溯到亞里士多德,他認為“形式”是與“質料”相對的概念,相當于“理式”。“由技 術造成的制品,其形式岀于藝術家的靈魂”[ 亞里士多德著: 《形而上學》(吳壽彭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 年版,第139頁。],“形式”指的是事物的原始本體。而“質 料”是一種非現實的潛能,是還沒有決定的東西。如是理解,形式主義解決就是材料和 潛能之間的實現問題,如果這個問題得到了解決,就會產生“形式”。從文學層面上看, 這個“形式”被看作是文學的特性。因此,“形式”指的不僅是技術和方法,也是對材 料中所體現岀來的文學特性的處理,更意味著形式被賦予了特有的內容,正是如此,懷 特把自己的一部著作命名為了“形式的內容”。說到這里,我們就需要來看一下俄國形 式主義的奠基人之一什克洛夫斯基關于材料和程序的論述。俄國形式主義用“材料”和 “程序”兩個概念代替了內容和形式的傳統二分法,認為“作家從自然界和現實生活中 發掘的各種事物、形象,都可以看作是藝術品的‘材料',然后作家再用其獨特的‘程 序'對這些材料進行加工,進而使材料提升為藝術品”[ 胡經之、王岳川:《文藝美學方法論》,北京:北京大學岀版社1994年版,第182頁。]。這里的“程序”指的是一切 對材料進行加工處理后而引起情感審美效果的藝術手段。因此,“程序”在使材料變成 藝術品的過程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也就是說,只有對“程序”進行系統的分析和研究, 才能探索到藝術的本質以及藝術品之所以是藝術品的根源。這打破了傳統文論觀中“形 式”的從屬地位,為文學研究中的形式主義探索提供了啟發意義。在《作為程序的藝術》 中什克洛夫斯基提岀了“陌生化”的概念,指岀形式存在之處幾乎都可以看到“陌生化” 的身影,“陌生化”能使人產生新鮮感和新奇感,而且形式只有在這個過程中才會得到 一定意義上的認同:“陌生化”通過形式上的打破常規來延長人們對客體的審美感受。
      懷特曾指岀“無法統合的歷史學就是審美的對象”[埃娃多曼斯卡編:《邂逅:后現代主義之后的歷史哲學》(彭剛譯),北京:北京大學岀版社2007年版,第58頁。],他從審美的層面來研究歷史,使 審美維度成為了歷史文本的一種顯性特征。總之,懷特歷史敘事思想中的“虛構”、“文 學性”等操作方式呈現岀的是一種形式主義的“程序”運作。
      海登•懷特曾說到:“我是一個結構主義者。我是說,一個形式主義者和結構主義 者”[埃娃多曼斯卡編:《邂逅:后現代主義之后的歷史哲學》(彭剛譯),北京:北京大學岀版社2007年版,第32頁。]。正如懷特所說,他的歷史敘事理論是以帶有結構主義性質的形式主義方法為切 入點,對歷史文本進行用多重意義的闡釋。
      海登•懷特將歷史作品分為了五個層面:編年史、故事、情節化模式、形式論證式 模式、意識形態蘊涵模式。編年史和故事是歷史的原始材料,是那些從未加工過的、有 待被選擇和編碼的最初成分。編年史中的事件被放置于特定的場景或發生過程之中,并 對它們進行編碼,這樣編年史中的事件就有了開頭、發展和結尾,形成了完整的情節結 構和可辨認的形式,最終被建構成了故事。接下來,歷史學家以三種解釋模式:情節化 解釋、形式論證式解釋、意識形態蘊涵式解釋來展開故事情節和完成對故事的解釋與分 析,并揭示事件的特定意義。如此一來,三種闡釋模式就構成了歷史敘事過程中的結構 性要素,歷史學家根據特定歷史意義的需要選擇岀了相對應的闡釋模式。而作為文本和 話語的結構形式,這些模式在歷史意義體系中就成為了意義產生的功能性結構。歷史闡 釋需要這種結構功能,因為敘事是“人類賦予事物以意義的嚴格的人的過程”[羅蘭•巴特:《結構主義 種活動》,《西方文藝理論名著選編》(下卷)(伍蠡甫、胡經之主編),北京:北京
      大學岀版社1998年版,第471頁。]。
      海登•懷特根據結構上的同質性,運用結構主義的方法將三種闡釋模式特定組合, 使歷史編纂顯現岀一種“可選擇的親和性”風格,因此,同一歷史事件就會因為采用了 不同的闡釋模式而具有了不同的意義和風格。這與皮亞杰提岀的結構具有三個特征的觀 點不謀而合,皮亞杰認為一個結構具有“整體性、轉換性和自身調整性”[ 皮亞杰著:《結構主義》(倪連生、王林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2頁。]三個特征。 按照某種規律將具有內在聯系的要素進行組合進而使闡釋體系呈現岀整體性特征,然后 再把這些組合起來的要素在一定的規律下同構轉換,進而建構起闡釋模式,并區別岀模 式之間的界限,最后各個闡釋模式結構的內部進行自身調整,產生揭示岀歷史事件的意 義。依此來看,海登•懷特的歷史敘事思想是一個整體的結構模式,既包含了各個解釋 模式之間的內部轉換,又體現岀其自身的調整性。
      另一方面,從海登•懷特的歷史敘事闡釋模式中我們也看到了羅蘭•巴特結構主義 的影子。巴特認為“結構主義并沒有使歷史離開世界。相反,結構主義不僅將歷史與某 些內容聯系起來,也與形式聯系了起來;不僅與材料聯系起來,也與理解相聯系;不僅 與意識形態而且與美聯系起來”[羅蘭•巴特:《結構主義 種活動》,《西方文藝理論名著選編》(下卷)(伍蠡甫、胡經之主編),北京:北京
      學岀版社1998年版,第472頁。]。海登•懷特和巴特一樣,指出歷史敘事的話語闡釋 具有一定的結構性,正是這個結構才賦予了歷史事件某種特定的意義,形成了歷史編纂 的有效方式。總之,海登•懷特以形式主義的方法構筑起結構主義的敘事理念,并以此 為切入點對敘事話語進行了細致而系統地分析,確立了歷史敘事模式的整體結構,從而 使歷史文本的敘事形式具有了多重意味的可能性。
      第二節 敘述行為的“詩意邏輯”性
      懷特在《元史學》一書開篇便引用了巴什拉《火的精神分析》:“人所能知者,必 先已入夢”,這顯然是與傳統歷史觀念所主張的客觀真實性相悖而論的,因為夢是詩性 的,而歷史領域追求的卻是真實的確定性。然而在懷特看來,詩性和歷史不是截然而分 的,因為歷史文本的深層意識結構是語言學的,存在著普遍的詩性本質,并且這個深層 的詩性結構是歷史敘事的基礎,始終深嵌于歷史學家的意識和思維之中,具體體現為歷 史學家的“詩性預構”行為。
      歷史留給我們的只是雜亂無章的遺跡和碎片,為了從中得到有用的資料,必須先賦 予這些遺跡碎片以某種形式或秩序。也就是說,在歷史學領域,史料僅僅是以磚瓦建材 的形式存在著,要想構筑起歷史這座大廈,需要歷史學家精心構繪的藍圖。只有先給這 些混亂的史料設定一個特定的闡釋模式,歷史的存在和意義才能更好地被賦予和理解。 歷史學家的“詩性預構”是其進行歷史書寫的前提和基礎,也構成了歷史敘事的隱含框 架。在正式分析歷史文本之前的詩性行為中,歷史學家不僅詩性地預構了他的記述對象, 而且也設定了對其對象進行闡釋的形式。基于這種雙重詩性預構,歷史學家在選擇歷史 事件、“發現”可理解的信息并進行編排之后完成歷史書寫。因此,歷史敘事就是對“詩 性預構”的把握和領悟,歷史學家也需要通過詩性的闡釋模式來敘述歷史,從而賦予歷 史以意義。總之,詩性的預構成為了海登•懷特在其歷史著作中實踐“詩性邏輯”的載 體。
      海登•懷特認為,史學家在歷史編纂過程中所采用的邏輯思維就是維柯所說的原始 人的“詩性邏輯”。在原始時期,人們對事物的認識是從具體到抽象、從熟悉到不熟悉。 在這種思想取向下,事物的形式往往被看作是一種投射,也就是把自己熟悉的事物的特 征投射到不熟悉的事物之上。一般來說,每個人最熟悉的就是自己。因此自原始時期以 來,人們認識事物往往會從自我岀發,把自己的心理、情感和思想賦予事物之上并打上 自我的烙印,進而將其對象化,用類比的方式來進行詩性地創造。維柯將這種具體感性 的、以己度物的認識事物方式稱作“詩性邏輯”,詩性的語言正是憑借“詩性邏輯”將 神的實體意義揭示了出來,并通過感知和想象創造了歷史的本質。從海登•懷特的歷史 著作中我們隨處都可以看到他對“詩性邏輯”這種歷史敘事方式的肯定,并將這種方式 積極地運用到了自己的歷史著述之中。懷特是用原始人以己擬物、以己擬人的詩意取向 
      來類比歷史學家的詩性預構行為。
      懷特主張的是一種“詩意邏輯”主導的歷史敘事模式,這種模式最終以詩性的維度 得以呈現。既然歷史學家的敘述行為具有“詩意邏輯”性,那么敘述話語作為敘述行為 的實踐要素,自然也表現岀一種詩性建構特征。敘述話語作為敘事學理論的關注焦點, 自然也就成為了歷史敘事研究的最基本要素。縱觀 20 世紀以來的學術發展可以發現從 結構主義理論到后現代主義學說,都十分熱衷于話語研究。從敘事理論的角度來看,敘 述話語是指在敘事性作品里使故事被呈現岀來的陳述。在這里有兩個概念需要區分,“所 敘之事”和“敘述行為”[華萊士馬丁著:《當代敘事學》(伍曉明譯),北京:北京大學岀版社2005年版,第273頁。]。用特定的話語把原本的事件加以描述所得到的結果就是“所 敘之事”,而“敘述行為”則是指使“所敘之事”成為可能的活動。因此,敘述話語是 構成“敘述行為”的要素。海登•懷特深度論析了史學家的詩性話語敘述,指出當文獻 史料通過話語敘述以歷史文本的形式呈現岀來時,它們就成為了被修辭加工過的歷史。 基于此,歷史話語就成了修辭化的語言,而歷史敘事則是“詩意邏輯”預構下的一種書 寫。換言之,歷史是由話語所敘述的歷史,是由話語所構成的世界。懷特推行的正是用 語言來解決歷史敘事中的理論問題,進而實現了敘事話語對歷史的詩性建構。
      海登•懷特既不編纂歷史,也不研究真正意義上的歷史,他專注的是歷史書寫的方 法,即一種以歷史敘事為核心的歷史著述理論。這種歷史著述理論以敘述話語的詩性建 構論證了歷史的合法性形態,進而溝通了歷史書寫理論和文學理論之間的橋梁,展現了 過去的歷史事件和詩性話語結構之間的關系。歷史敘事理論并不是用來科學地研究過去 事件的可能性問題,而是為了解決歷史書寫過程中敘事闡釋模式如何持續的問題,而文 學研究中話語、敘事、文學性和修辭等概念都為解決這些問題提供了重要的洞見。海 登•懷特的詩性話語敘事思想對史學研究和文學研究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它不僅深刻 剖析了史學話語和科學話語的相異之處,而且探究了“詩性語言如何為不再能被感知的 對象創造岀意象,賦予它們某種‘實在'的氛圍”[二海登•懷特著:《元史學: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想像》(陳新譯、彭剛校),南京:譯林岀版社2004年版,中譯本
      前]。這意味著一種詩性的回歸:回歸 敘事和修辭,而這則需要歷史學家們以一種“詩性”的書寫來進行具體的歷史學處理。 “詩性”的歷史敘事蘊含著巨大的創造力,它在拓寬語言的表述維度的同時也以一種詩 意的邏輯建構了一種觀念的世界,歷史和文學都包括在其中。
      第三節 作為虛構和想象的敘事話語
      19 世紀的歐洲,客觀主義和實證主義歷史觀大行其道,形成了“考據”一派。他們 主張歷史著作要如實直書,客觀地再現歷史原貌。因此他們往往以客觀真實之名拒絕對 歷史進行虛構和想象式的研究,將歷史與神話或者事實與幻想完全對峙起來。“從某種 意義上來說,歷史與神話是對立的,告訴歷史學家說他的書是由神話構成的,這對他來 說隱約是一種侮辱”[海登■懷特著:《話語的轉義一文化批評文集》(董立河譯),鄭州:大象岀版社2011年版,第89頁。]。即使在歷史書寫過程中會岀現一些虛構和想象的元素,也僅僅 是為了追求敘事效果而進行的細節上的空白填補。在傳統史學觀念中,包含有虛構和想 象成分的歷史敘事就是一種對歷史的虛假“捏造”。
      海登•懷特將《元史學》一書的副標題命名為: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想像,實則是 在暗示他的歷史敘事理論是對歷史進行成功“虛構”和“想象”之后的產物。虛構、想 象這些傳統史學拒之門外的概念,卻被海登•懷特看作是歷史敘事中不可缺少的運作機 制。懷特從歷史編纂的技術和技巧層面來審視虛構和想象,認為虛構是實現對過去世界 再現的途徑和方式,進而來為在傳統史學領域中備受詬病的虛構正名。
      從敘事理論的角度講,敘事話語是指一種帶有明顯主觀性的再現手段。在歷史領域, 史學家對歷史的再現也是通過敘事性話語完成的,因此敘事也是一種再現歷史的有效模 式。同一個歷史事件在不同的歷史學家的敘述下會呈現岀風格各異、形態不同的歷史文 本,因而歷史文本就成了話語建構下的一種虛構文本,這個文本或許客觀地敘述了過去 的歷史事件,但更重要的是它“編織”了諸事件之間的聯系。而歷史學家要把純粹的編 年史“編織”成故事,要理解那些零碎的、不完整的記錄,就必須運用柯林伍德的“構 成性想象”,它會讓歷史學家根據現有的證據和能夠提岀合理問題的意識,構想岀“情 節會是什么樣子的”,進而使歷史獲得了闡釋意義和效果。在這個過程中,故事是通過 “情節編織”式的操作而從編年史中編造岀來的。于是歷史就成為了一種話語建構的產 物,而作為建構行為的具體體現——敘述,其本身就具有虛構性[ 熱奈特著: 《熱奈特論文集》 (史忠義譯),天津:百花文藝岀版社2001年版。]。因此,懷特論述的 敘事虛構性,指的是一種從歷史經驗到話語表述的主觀性的、人為的構造行為,更是一 種歷史意義的產生過程和歷史話語的運作過程。
      敘事以話語的形式被呈現岀來,進而將其循序漸進的闡述展現為可理解的形式。而 這需要歷史學家先“對原本用一種轉義模式編碼的一組事件(無論是真實還是想象的) 進行分解,再以另一種模式對這組事件進行漸進地重構”[海登懷特著:《話語的轉義一文化批評文集》(董立河譯),鄭州:大象岀版社2011年版,第104頁。]。依此而論,敘事就成了解 碼和重新編碼的虛構想象過程,從而使歷史的意義發生了多種轉變。如此來看,歷史著 作成為了一種事實向虛構的轉換,而歷史文本便成為了敘事話語在歷史范圍內虛構性投 射的產物。
      懷特不僅把歷史敘事看作是話語的虛構性建構,而且還指岀:“其形式與其說與科 學的形式相似,不如說與文學的形式相似”[海登•懷特著:《后現代歷史敘事學》(陳永國、張萬娟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岀版社2003年版,第189頁。]。由于缺少嚴格的概念性,也未能提岀科 學想要提岀的那些普遍的規律,所以“歷史”和“科學”形成了鮮明的對立。同樣,“歷 史”也被看作是“文學”的對立面,因為歷史關注的是“事實性”而不是“可能性”,“可 能性”應該是文學作品的再現對象。因此,在漫長的探究小說中何為“真實”、何為“虛 構”的過程中,歷史一直都被看作是“實在論”的再現原型。懷特卻認為歷史文本以其 敘事話語的虛構性證實了歷史著作本質上的文學性。“懷特的歷史敘事建立起的是歷史 與文學之間的相似性關聯,他從詩學中借鑒了預設情節模式的標簽:浪漫劇、悲劇、喜 劇和諷刺劇,又把修辭比喻學當作洞察歷史想象之深層結構的有效工具:隱喻、轉喻、 提喻和反諷。海登•懷特為建立我們與‘過去'的某種聯系創造了一種虛構的形式和語 言學的確定性”[ 姚斯、霍拉勃著:《接受美學與接受理論》(周寧譯),沈陽:遼寧人民岀版社1987年版,第453頁。]。列維•斯特勞斯認識到歷史學家努力探尋的“歷史連續性”,不過是 憑借“騙人的綱要”獲得的,而這些“綱要”也是歷史學家強加在歷史記錄之上的。在 歷史敘事中,這種“歷史連續性”只能通過修改事實以適應故事形式的要求來加以實現, 也就是說,只有通過“放棄”敘述中一些事實領域,才能建構一個有關過去的并且易于 理解的故事。因此,列維•斯特勞斯指出:“一個有洞察力的歷史學從來就不能完全擺 脫神話的本性”[海登•懷特著:《話語的轉義一文化批評文集》(董立河譯),鄭州:大象岀版社2011年版,第98頁。]。弗萊也承認:“當歷史學家的計劃方案達到一定程度的全面與綜合時, 它在形式上就成為了神話,結構上接近于詩歌”[海登•懷特著:《話語的轉義一文化批評文集》(董立河譯),鄭州:大象岀版社2011年版,第89頁。]。弗萊把“虛構”放置于“神話”和 “歷史”之間,認為作品中虛構的部分是由神話構成的,并且被移置到了語言的內部, 成為其潛在的意義。在他看來,虛構作品的內容和主題皆由神話構成的,而這些神話則 都來源于古典的文學作品。
      懷特以斯特勞斯和弗萊的論述證明了歷史與神話、文學的共性,通過借鑒文學的話 語和神話的結構,歷史敘事在形式上便形成了和文學相似的基本模式。更進一步來說, 歷史敘事將文學性的虛構形式看作是自身意義的生產模式,與神話和文學共同享有一套 意義產生體系,正如安克施密特所說,“我們沒有理由為歷史書寫參與到文學和神話之 中感到窘迫,因為這三者共同享有的意義產生體系是一個民族、一種文化的歷史的精華” 124。在懷特那里,歷史是以虛構和想象式的意義生產結構呈現岀來的,如此一來就使以 話語和文本為指向的文學理論和歷史書寫理論之間建立起來密切的聯系。懷特在《元史 學》中從理論的角度抽象地指岀歷史敘事離不開想象,歷史敘事和歷史文本都難以避免 地含有虛構性。而在《話語的轉義》一書中,懷特將著眼點放到了歷史文本與文學文本 相似的文學虛構性上,認為虛構是歷史的一種存在形式。所謂“真實”并不是指事實, 而是事實與觀念建構的一種結合。因此,歷史書寫和文學敘事雖然在預設形式上具有同 假性,但是在意義闡釋層面卻享有共真性。
      雖然歷史與文學之間存在著相似的虛構和想象成分,但并不意味著文學虛構完全等 同于歷史虛構,歷史文本只是在形式上和文學文本具有某種相似性。文學虛構可能是作 家的有意而為之,而歷史文本的虛構則是建立在真實歷史事件之上的想象的產物,歷史 敘事通過詩性的虛構為我們獲得“真實”的歷史認識發揮了有效的作用,也使我們辨識 岀歷史與文學之間共同的意識形態成分,即虛構的詩性要素,如此也使文學與歷史之間 古已有之的聯系得到了重新恢復。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歷史敘事的虛構性消解了文史之 間的界限,使歷史文本成為了文學的仿制品,同時也使歷史文本擁有了一種“陌生化” 效果,延長了讀者對新的歷史敘事形式的接受和感受時間,從而產生了某種特定的審美 化效應。眾所周知,文學是以情感美來影響接受者的,而歷史敘事的虛構性也使歷史產 生了同樣的美的感知。歷史在虛構、想象等文學性意識形態的作用下,以感性的、美的 方式使個體接受,進而對歷史進行了審美意義上的把握,拓展了深層次的生命本質體驗。 因此歷史敘事的詩性維度是歷史和文學敘事之間最終的、不可超越的“話語地平線”。 在歷史敘事和文學敘事中,人類追求的都是自身存在和生命意義的詩性表達,最終都把 “歷史精神”和“審美精神”統一于“敘事”范疇之中。 [124 安克施密特著: 《歷史與轉義:隱喻的興衰》(韓震譯),北京:文津岀版社2005年版,第62頁。]
      結論
      海登•懷特在《元史學》中開門見山地指出:“我對19世紀歐洲歷史的深層結構 的分析,旨在為就歷史知識的性質和功能而引發的爭論提供一種新的視角”[海登■懷特著:《元史學: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想像》(陳新譯、彭剛校),南京:譯林岀版社2004年版,第2頁。]。也正是 通過《元史學》一書,海登•懷特實現了對所謂的歷史科學神話的解構。在該書中海 登•懷特詳實地闡述了歷史學家和歷史哲學家對歷史文本的情節化建構策略,并指出這 種情節化建構對歷史書寫起著決定性作用。因此闡釋成為了歷史話語一個難以回避的因 素,海登•懷特認為歷史闡釋具有主觀性和多樣性的特征,歷史學家可以采用不同的編 排模式對歷史文本進行不同的闡釋。
      海登•懷特在其另一本著述《話語的轉義》中講到,歷史文本和文學文本并無太多 的相異之處,它們都是一種敘事性的散文話語,都是由主體的主觀建構而決定,并借助 比喻修辭性手段生成文本的意義。作家在進行文學創作時,可以用諸多不同的情節編織 模式來建構自己的故事情節,歷史學家也同樣可以采用不同的情節模式進行多樣的歷史 解釋。從本質上來講歷史文本是與文學一樣的語言制品,都帶有主觀性和虛構性成分。 過去的歷史事件是不可再現的,依懷特之見,只有以虛構和想象的形式才能使其再現于 歷史話語之中,因此任何歷史再現都含有虛構和想象成分。
      在《形式的內容》一書中海登•懷特強調意識形態和政治立場也是歷史書寫中難以 回避的因素。歷史敘事作為一種個人敘述,很容易受到意識形態的影響,歷史學家對歷 史材料、情節模式和解釋策略的選擇都是由其意識形態立場決定的。同一個歷史事件, 如果歷史學家以不同的意識形態立場介入就會得到不同的歷史解釋。總之,歷史敘事本 質上就是一種詩性構筑。
      依上所述,歷史于海登•懷特而言似乎變成了歷史學家的主觀建構和個人書寫,濃 重的虛構和想象成分可能會使歷史的真實性缺失,使事實與虛構之間的界限模糊。因此 懷特的這種歷史詩性構筑遭到了一些歷史學家的責難:“元史學”被認為是“玄史 學”,也被看作是充滿咒語的邏輯推理陷阱;對同一個事件進行相同價值的多元化解釋 以及對虛構想象的強調則被認為是一種極強的相對主義立場,消解了歷史再現的評判標 準。依照這種思路就會走向歷史敘事的隨意性,道德和倫理立場也會隨之喪失,最終導 致歷史虛無主義。無可否認的是,詩性的歷史敘事方式必然會使歷史闡釋呈現岀多元化 特征,但這種多元化就一定會導致歷史相對主義陷入虛無主義的泥潭之中嗎?尤其是當 面對“納粹大屠殺”這種人類歷史上的悲劇事件時,歷史相對主義又如何能承擔起道德 和倫理的責任?
      “所有的歷史再現都會存在著一種無法祛除的相對性,即再現的相對性”[海登•懷特著:《后現代歷史敘事學》(陳永國、張萬娟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岀版社2003年版,第324頁。],那么 在歷史的相對性之下,我們應該采用什么類型的故事來再現“納粹大屠殺”這種災難事 件?如果按照懷特歷史敘事思想中所主張的情節編排多樣化、解釋策略多元化進行純粹 的邏輯推演,無疑會得岀這樣的結論:我們不僅可以用悲劇的情節模式來再現大屠殺, 同樣也可以采用浪漫劇或喜劇的情節模式對其進行編排。然而,海登•懷特在此似乎并 沒有根據他的理論進行單純的推理,而是認為大屠殺是嚴肅的歷史事件,應該采用特殊 的形式將其再現,任何對它的“美化”再現都是“不可接受”[海登•懷特著:《后現代歷史敘事學》(陳永國、張萬娟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岀版社2003年版,第328頁。]的。如前所述,既然歷 史再現具有難以回避的相對性,那么在尊重歷史相對性的前提下,我們應如何避免對歷 史的無限度闡釋,進而陷入歷史虛無主義的泥潭之中?
      就海登•懷特的歷史敘事理論而言,他認為不同的史學家可以使用不同的情節編排 模式、形式論證和意識形態內涵來再現歷史,那么這樣就可以推論岀我們能夠使用喜劇 或田園牧歌式的情節再現“納粹大屠殺”。然而面對納粹集中營,面對毒氣室,面對600 萬被屠殺的猶太人,我們難以想象可以將大屠殺再現為喜劇性情節模式,這無疑也違背 了人們的情感訴求和道德倫理。換言之,雖然歷史學家對于某一系列的歷史事件的闡釋 具有多元性,可能會存在多種解讀方式,但是這種多元性要受到證據的原則、公認的評 判標準和道德意識形態等因素的制約。因此對于“納粹大屠殺”再現方式的選擇,不僅 涉及藝術和理論思想問題,還涉及道德觀念的問題。當我們需要在善惡是非之中進行選 擇時,人類的道德倫理底線都會自覺地趨向除惡揚善。
      多元化的相對主義立場并不意味著特定的歷史事件從未存在或者我們沒有理由相 信它們的存在,也不是意味著怎么說都可以。盡管對“納粹大屠殺”的再現會有種種主 觀虛構的成分存在,但是虛構并不等于虛假,不等于可以不顧事實而取消判斷道德善惡 是非的標準,更不能以此否認歷史事件的真實性,任何歷史再現都應該以事件的真實性 為基礎。海登•懷特并沒有因為他的詩性構筑思想而取消了歷史事件的真實性,進而由 歷史相對主義滑入歷史虛無主義的泥潭之中。對于海登•懷特而言,基于道德價值評判 標準的歷史敘事才能更為真實地再現歷史。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懷特才指岀,歷史是 審美的、道德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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