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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治:價值訴求、實踐過程和治理邏輯

      發布時間:2022-03-24 11:03
      自十八屆三中全會以社會制度改革為全面深化改革頂層設計的重要組成部分,明確提出創新社會治理制度以來,社會治理逐漸成為各界關注的話題。社區作為區域社會生活的社區,是社會治理的基本單位。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提出,促進社會治理的重點向基層轉移。然而,目前,我國城市社區仍面臨行政困難、社區困難、自治能力薄弱等問題,難以實現有效治理。近年來,隨著人類社會逐漸進入后工業化社會,高度復雜和高度不確定性已成為社會治理面臨的新常態,工業社會中心邊緣的社會治理結構越來越不合適。為了應對這一前所未有的巨大變化,合作治理逐漸被納入世界各國的政策視野,成為處理社會問題的新途徑。因此,結合溫州的具體實踐過程,深入挖掘治理邏輯和內部機制,將德治納入社區合作治理分析框架,探索德治落地路徑,對促進城市社區合作治理和三治合一社會治理創新具有重要意義。
      一、德治:城市社區合作治理的價值訴求。
      德治:價值訴求、實踐過程和治理邏輯。
      人類社會發展的不同歷史階段需要不同的治理類型來匹配,從治理類型轉變為新的治理類型需要在合作共識的基礎上發生,新治理秩序的完成需要在合作共識的基礎上維持。可以說,尋求合作共識是治理變革的邏輯起源,建立合作共識是維護治理秩序的關鍵。廣泛的合作概念包括三個層次或三個內涵:互助、合作和合作。[張康志。合作社會[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54。]在農業社會,人類形成了基于地理和血緣關系的熟人社會。在熟人社會中,他們互相幫助,互相幫助,然后出現互助行為。然而,這種互助是基于感性而不是理性的利益計算,因此這種合作形式具有感性的特點。[楊志軍。大變革時代社會治理轉型的理論解釋——基于張康志教授對合作社會的思考[J]。南京社會科學,2018年(3):86。]在互助社會關系的基礎上形成了自治的社會傳統,維護治理秩序依賴于人們尊重習俗、傳統、道德關系形成的習俗信任[李靜。自治主體、互信機制和對話方式:合作社會治理邏輯[J]。思想前沿,2017年(6):105年。在工業社會,由于社會化生產的需要,分工與合作已成為人們行動的基本模式,人類社會也經歷了從熟人社會到陌生人社會的差異化過程,此時,熟人社會不再有面對面的直接信任,人們對陌生人的信任必須依靠合同,保證合同關系主要依靠外部法律,可以反映共同意志,形成他治理(法治)的社會治理模式。
      目前,隨著人類進入高度復雜和高度不確定性的時代,全球化將人們與前所未有的緊密聯系在一起。因此,我們需要建立一種集體行動和溝通模式,作為一種高級的合作形式,以及一種社會治理模式,這種治理秩序需要一種新的合作信任。正如張康志教授所說,合作治理必須建立在一種新的信任關系的基礎上。這種信任關系首先是理性的,其次是實質性的信任,其中是合作信任。[張康之。行政倫理的概念和愿景[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357。]也就是說,這種合作信任,既不同于習俗信任的情感特征,也不同于合同信任的工具的理性色彩,而是基于個人自愿的實質性、互利的信任。那么,這種互利的合作信任是如何產生的呢?
      有兩件事,我對它們的思考越深刻和持久,它們在我心中引起的驚喜和敬畏就會日新月異,這就是我頭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規律。[龍靜云,熊富標。道德治理的基本道路與社會合作[J]。江漢論壇,2013年(5):32。這是德國古典哲學家康德的墓志銘。在所有支持合作的因素中,道德是最有效的力量。只有道德才能在行動主體之間建立真正的信任關系,從而提高合作的有機性。在討論道德與社會秩序和社會團結之間的關系時,涂爾干還認為,一致性道德規范是社會團結的基礎,社會團結和秩序在于道德整合。[羅春紅。迪爾凱姆的道德整合社會思想及其靈感[J]。江西社會科學,2016年(5):18。]合作信任的建設不再是基于情感驅動的互助或基于工作職責分工和外部規則體系驅動的工具的合理選擇,而是來自人們內心的道德需求和外部的道德行動。通過德治建設,我們可以不斷加強人們的內在道德意識,建立外部道德規范和社會倫理,指導和規范人們行為的道德傾向,然后建立和維護這種合作信任,促進合作治理的良性運行。可以看出,德治是社區合作治理的價值需求,這種合作治理模式具有道德屬性和靈活性,可以更好地適應這個高度復雜和高度不確定的社會。
      二是溫州在城市社區合作治理中的實踐。
      德治作為合作治理的價值吸引力,通過道德整合和監管建立合作信任,促進合作治理的良性運行。那么,它是如何運作的呢?綜述了社會治理中道德的運作和監管,主要涉及三個方面:以涂爾干為代表的國家中心理論,強調國家和政府在道德監管中的作用;以迪恩多元主體理論為代表的社會中心理論,強調道德監管是利用各種社會力量規范人們行為的方式;以漢努為代表的個人中心理論,注重個人道德培養和內化。顯然,上述不一致的道德監管理論涉及三個核心要素:國家、社會和個人、中國學者郭夏娟,提煉了政府、社會和個人的道德監管分析框架。[郭夏娟,楊啟軍。從邊緣到中心:社會治理三位一體道德監管[J]。浙江社會科學,2017年(1):37。]作者從這個分析框架中學習,重點關注浙江溫州近年來探索的德治建設,促進城市社區合作治理的創新實踐,探討當前中國城市社區治理面臨政府傳統家長管理下的行政困難,如何利用德治促進社區合作治理的良性運行,最終實現治理的目標。
      溫州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地位和中國民營經濟最活躍的地區之一,隨著全球化、市場化和城市化的推進,全社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社會公共事務變得越來越復雜,社會治理的難度和風險逐漸增加。在此背景下,傳統的政府家長社會管理方法越來越無能為力,社會力量參與社會公共事務治理的方式越來越多樣化。因此,溫州市政府符合社會治理轉型的需要,積極探索政府與社會力量合作治理的城市社區治理實踐。然而,在實際實施社區合作治理模式的過程中,必須面臨社區人際關系冷漠、缺乏信任、集體認同、道德倫理失范等工業時代遺留下來的許多后遺癥。因此,溫州將德治納入社區合作治理的分析框架,重點關注社區德治建設,構建以德治引領社區合作治理的新實踐模式。
      (一)深入挖掘慈善傳統,構建個人精神秩序。
      在德治的具體實踐過程中,個體是德治的具體參與者和實踐者。他們不僅是德治的主體,也是被治理的對象和對象,也是道德內化的基本單位。因此,德治建設的主要關鍵是通過持久而廣泛的道德力量和道德文化影響,影響和影響道德行為主體的內心世界,建立個人的精神秩序。孔子說:培養自己,培養自己安全;孟子說:心,善良,所以一天;荀子說:紳士不善于真誠。[李建華。現代德治理論-國家治理中的法治與德治關系[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122-123]道德基礎是人類精神的自律,沒有道德行為主體的自我立法,德治的功能難以發揮。溫州作為宋代永嘉學派著名學者葉適的學術場所,深受葉適等學者倡導的農村商業并舉、義利并重思想的影響;經過宋代開學的文風洗禮,人心向善的氛圍深入人心;到了明清時期,工商業日益發達,社會日益穩定,官民共同慈善已成為當時的社會氛圍。隨著歷史的變遷和文化的積累,溫州人民的民間習俗和鄰里互相幫助已成為傳統;修橋補路、造亭避風雨等積德行善的理念代代相傳;富而好德、富而好禮、富而好仁成為溫州人最簡單的價值追求。自古以來,善行世界,從善如流的文化底蘊和精神品格就像血液一樣流淌在溫州人的身體和骨髓中。基于此,近年來,溫州深入挖掘傳統文化,積極踐行紅日亭精神,大力推進免費茯茶點的修復和建設;到目前為止,以紅日亭、狀元廳、三樂亭為代表的500多個免費茯茶點遍布城鄉。如果包括一些季節性茯茶點,溫州有1600多個,有無數的自愿燒茶人。他們在夏天煮涼茶,在冬天煮熱粥,風雨無阻。多年來,他們一直向農民工、貧困家庭、孤寡老人、城市清潔工和過往行人傳遞關懷;同時,以望江亭為代表的部分茯茶點逐漸從全年免費供應茶發展到每天下午免費為路人準備小吃、節日節氣免費供應民間小吃等慈善點和傳統文化推廣場所。一杯涼茶涼了夏天,一碗熱粥溫暖了冬天,免費伏茶點亮了城市文明之燈。在慈善文化的滲透和洗禮下,溫州慈善的習慣已成為一種普遍趨勢。溫州人心地善良,心地善良的理念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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